三氧化二砷治白血病发明人之争2
闲话少说，书归正卷。
上回说到是谁最早用三氧化二砷治疗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并没有给出最后的答案，说的其实只是一个背景。
迄至1979年，人类认识白血病已有134年（1845年开始），使用砷剂（亚砷酸）治疗白血病有114年。但是，砷剂在1953年以后被更安全更有效的药物全面代替，在白血病治疗领域基本绝迹。而哈尔滨的一群固执的医生却试图逆时代潮流而动，再启砷剂治疗白血病，可想而知，他们的努力几乎注定是徒劳。
事实上，他们确实基本是徒劳。
这里所说的“他们”是指哈医中医科、检验科和药剂科的一群医生。因为当时哈医没有单纯西医的血液科，血液病病人都收在中医科（和检验科一起治疗病人，奇怪的组合）。
张亭栋是当时中医科的一员，主要职务是行政副主任。据知情人说，他因为是“三种人”，WG后受到一定限制，很少参与实际临床工作。我们无法判断这是否属实，还是只能从署名发表的文章来判断。
如上回所说，即从文章来看，张亭栋的治疗方案主要是中医辨证 癌灵一号 西药化疗，而不是单用癌灵一号；是用癌灵一号，而不是三氧化二砷单体；是治疗所有类型的白血病，而没有区分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这可能与其中医身份有关，更与当时的诊断水平有关，无法精确区分出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这个亚型。
因为放大到了所有的白血病类型，要得出三氧化二砷（癌灵一号）有效的结果，就绝对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个致命的因素，当时主要用的是小剂量肌肉注射，也决定了其不大可能有效。
但他们居然得出了。如上回所分析，那是因为他们的数据和病例有大量的水分。致命伤是隐瞒或者有意忽略了联合化疗的事实。
所以，虽然他们开展了许多工作，却压根得不到国内同行的认可，没有医院重复他们的工作。甚至也得不到他们本院的血液科（后来成立的）的认可，据说，他们血液科对砷剂治白血病这种土法曾经不屑一顾。
进入80年代后，情况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即，哈医发表文章中开始有独立的M3（即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的诊断。有这个根本前提，才使得医生真正有可能发现三氧化二砷的独特疗效。也就是说，80年以前是不大可能的。
第一篇文章是1981年发表的《癌灵一号结合辨证施治治疗急性粒细胞型白血病73例临床小结》。饶毅教授介绍此文曰：“报道癌灵一号对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完全缓解率达24%、总缓解率达86%。”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究竟如何？
文章共纳入1973-1981年中医科收治的73例急性粒细胞白血病（简称“急粒”），明确其分型M2有69例，M3仅4例。分为3组：癌灵一号 中药组44例、癌灵一号 中药 化疗组11例、单用癌灵一号组18例。三组都用了癌灵一号，这样分组想证明什么？三组样本数差异巨大，又能证明什么？关键是，未对白血病类型进行分组，因此，最后结果也没有关注到对M3的独特疗效。如果说1979年的文章就明确指出对APL疗效更好，怎么到了1981年却毫无感觉？很显然，由于分组设计的不合理，也由于没有把化疗单独和癌灵一号做比较，还可能因为用的是小剂量肌注本来就没有疗效。导致最后仅仅只有24.66%的完全缓解（CR）率。
当时24.66%的CR是不是很好的疗效呢？
文中小结部分说，国内外大量临床实践已经有定论，急粒单一化疗或者单一中药求得诱导缓解或长期缓解均告失败。如果真的全世界“均告失败”，他们能在诱导缓解期取得24.66%的CR，当然就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可惜，这完全是想当然。当时单纯化疗的效果要远远高于这个数据。如下图是国内血液大佬宋善俊、陆道培、郝玉书三位主编的大型专业书《白血病》总论中的一个截图：在1981年，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AML，等同于张文中的“急粒”）西医化疗的CR率高达52%，要远远优于癌灵一号的24.66%。如果癌灵一号仅仅这么一点CR率，那就难怪全国的血液科同仁们对之毫无感觉了。
文中还有另一个疗效指标，有效率86.3%。这个有效率只要症状缓解一点，血象改善一点，都算，对白血病而言是毫无意义的疗效评价。
文中另一个数据为“毫无意义”做了一个很好的注释。如图，73例中竟然死亡了32例，病死率高达43.8%！死亡这么多，有效率可能86.3%吗？所以说，这篇文章不但证明不了三氧化二砷的疗效，反而证明了其惊人的毒副作用，显著增加了病死率。
关于这篇文章的署名也有争议，其指导是张亭栋；执笔有两个，李元善和胡晓臣。争议者称，李元善当时刚任中医科主任三个月，未参与前面大部分的病例。而张亭栋也没有参与实际临床工作，所谓指导，仅仅是挂名。这些争议是否属实，恐怕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了，我们局外人无法判断。但这与文章的内容无关，其内容无法证明三氧化二砷对急粒的疗效（证明的是负疗效），更无法证明对APL的疗效。
另有张亭栋单独署名的一篇“综述”，发表于1983年，《中医对白血病的认识和治疗》，这篇综述也从侧面证明了张亭栋并不觉得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有什么特别的疗效。文章长篇大论的是辨证施治和各种方药，只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白血病的探讨”部分提到了中药为主配合小剂量化疗，举的例子正是1981年文章中的数据。这里所说的“中药为主”说的是清热解毒、清营凉血、养阴扶正等，并不包含癌灵一号，因为在张亭栋之前的文章中，都是把中药和癌灵一号分开单列的。如果说，他真的早在1973年或1979年就认识到癌灵一号的独特疗效，为什么在这篇1983年的“综述”中提都不提一下呢？实在说不过去吧。
据知情人提供的信息（非证实的），哈医中医科在整个的80年代，在科主任李元善的主持下，对白血病不分类型，都是化疗、中药和癌灵一号结合在一起用的，癌灵一号根本显示不出效果（从系列文章看，确实如此），到80年代末几乎停产。
尽管大环境如此，中医科还是有医生尝试单用癌灵一号治疗白血病，并在M3中取得真正独特的疗效。这个医生是胡晓晨。
1980年前后，胡晓晨医生就开始单用癌灵一号治疗M2和M3，并改小剂量肌注为大剂量静脉注射，这是根本性的变革。他的研究结果在1983年黑龙江省急症研讨会上发表，题目是《癌灵一号注射液治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完全缓解四例报告》。虽然数据不大，是个案报道，但实打实，非常有说服力。因为真的是单用癌灵一号，且4例中3例是M3，1例是M2。
如图所示是第一例，诊断时骨髓早幼粒占90%，M3无疑。经过单用癌灵一号静脉滴注，骨髓象和血象明显改善后改为肌注，最后骨髓早幼粒降到5%以下，血象恢复正常，达到完全缓解（CR）。病人CR三年后因脑出血死亡。
这个过程非常清晰，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可惜的是，会议文章的档次太低了。而且，例数太少，没有引起大范围的关注。（所以，你能说发中华牌和SCI不重要吗？）
但无疑，这才是开创性的工作，其开创性在于：确定是单用癌灵一号获得完全缓解；明确指向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改小剂量肌注为大剂量静滴，探索出了最佳的用法和疗程。这与之前的化疗和癌灵一号混用、M3诊断不清、无效低剂量肌注等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很可惜，这种开创性的探索在中医科未能形成主流。中医科的主流仍然是化疗和癌灵一号混用。
1984年，张亭栋和李元善发表了一篇“很有意义”的文章，《癌灵1号治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临床发现和实验研究》。饶毅曾特别指出这一篇，它总结了自1972年以来治疗的81例急粒（如上回所分析，这个数据有很大水分），作者坦然地无一字提及化疗（根据以前文章可知，1972年以来该科绝大部分白血病都用了化疗），功劳自然完全归到癌灵一号和中药上，完全缓解的22例，其中7例为M2，15例为M3，当然“以M3型效果尤为显著”。
但是，张亭栋似乎完全不了解这个结论的重大意义，再一次以自己的文章否定了自己。
1986年，张亭栋以一作发表了另一篇文章（如图），结论是，癌灵一号要结合化疗才可以明显提高急非淋（等于以前文章中的急粒）的CR率。他们发明的方案是AOAP，分别代表癌灵一号、长春新碱、阿糖胞苷、强的松。
这真的很有意思，搞血液病的都知道，长春新碱和强的松组成的VP方案是治疗急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基本方案；急非淋的基本方案是DA方案（柔红霉素 阿糖胞苷）。他们为什么用急淋的基本方案来治疗急非淋呢？这是搞错了吗？太不可思议了！结果是，癌灵一号联合急淋方案的化疗较之上一篇隐去化疗的单用癌灵一号效果要好得多：CR率37%VS27%。整整提高10个百分点。
但就算如此又如何？DA方案治疗急非淋白血病的CR率到80年代后早已经达到50%以上了。区区37%又怎能比得上？
所以说，以上这些文章（90年代以前）所显示的效果都没有高于纯粹的化疗。其原因在于，张亭栋们仍然离不开化疗（还是错误的化疗方案），迷信化疗，不敢单独使用癌灵一号。虽然胡晓晨等开始了单用癌灵一号的尝试，但例数太少，也没有高质量的文章发表，未能形成气候。长此以往，三氧化二砷治早幼粒白血病这一惊艳成果将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中。
拐点在哪里呢？且待下回分解（如果运气还是好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