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美国社会学评论》主编Lizardo谈文化社会学的学习与发展

文/高行云

文献来源：

Four Questions for Omar Lizardo, 2018, Culture: Newsletter of the ASA Culture Section. Fall.

按：Omar Lizardo现任《美国社会学评论》主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Professor and LeRoy Neiman Term Chair。此前，他任教于圣母大学，毕业于 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2006年）。正如Dan Slater毕业于Emory（2005）但现在在密歇根大学任教一样，在美国高校的职业流动还是挺看实力的，能让这种优秀人才一路到UCLA任教。正如他给自己的介绍：“I do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work at the intersection of multiple fields。” Lizardo从文化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开始，也在社会学里推广认知科学的研究，同时在理论方面扎根与发展。因此，他是美国社会学里少见的generalist，已经发表了81篇期刊论文，横跨自然科学到社会理论的期刊，但一直拒绝朋友关于写本理论专著的建议——尽管正好编辑出版Handbook of 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y。

Dustin Stoltz: 请问您是如何对对“文化”产生研究兴趣的呢？

Omar Lizardo: 我的本科是在 Brooklyn College读心理学，但是我对理论产生了兴趣。我的提问与思考，都超出行为主义的心理学。为此，我开始接触社会学，上了一门研究生的导论课，是由CUNY的教授George Cavalletto开设的。后来，我接触了一些社会学作品，让我学会什么叫真正的社会学的“解释”，像William Julius Wilson的《真正的穷人》、 Arlie Hochschild的《第二轮班》和Nancy J. Chodorow的《母职再生产》。

我是在读Arizona读博士的。当时，Al Bergesen带着我参加了一次世界体系政治经济学的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让我见识到了学术的“business”的面向。他也教育我：

“First, no idea is a crazy idea; and second, you never turn down a publishing opportunity; it doesn’t matter when, where, or how. If somebody gives you the faintest invitation to publish something, you say yes.”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对“理论”的理解，就是法国思想、批判理论、哈贝马斯、福柯、结构主义等等。1990年代末的时候，我才对所谓的“文化研究”有兴趣。我当时已经想成为一名社会学家了，我也对“交叉性”（intersection）有兴趣。但是，我会真正的“社会学自己的”理论，其实并不了解。即使布迪厄理论，我也只是通过自学法国理论才接触到。当时我就读了亚历山（Jeffrey Alexnader）对布迪厄理论的著名的批判（按：也收录在《世纪末的社会理论》），并且运用到我在研究生时的研究里去。因此，我当时是对理论有兴趣，才对文化产生了兴趣。

当时的文化社会学seminar是Lis Clemens教的。这门课很棒，是传统的芝加哥学派式的教学风格。她教我们读一些和文化有关的研究，更是经验取向的，也不光是社会学的，有些跨学科。比如，我当时读了斯科特的《Seeing Like a State 》。在课上虽然也要求读布迪厄的《学术人》，但我并没有读啦。当时的文献还有Sewell谈文化的二重性、Peterson（1979）, Hirsch谈文化工业、Gottdiener谈大众文化、Brubaker谈Bourdieu、以及the Frankfurt School 。这样的课上，我既学到了社会科学里对文化的研究，也学到了文化研究的很多作品。

我们当时的理论课是Ron Breiger教的。他把布迪厄迪介介绍给我，让我明白了“法国理论”和文化的经验社会学之间的关联，尤其是——

“as methodologically rigorous work and not as a pie-in-the-sky 'French theorist.’”

当然，后来这样的研究风格，有些模板化，像Poetics期刊上发表得那些一样。这一套思路，包括了DiMaggio谈文化风格、Noah Mark谈风格与品味等等。后来，我知道了John Levi Martin的作品，我也学习这一种风格。

我在写作上深受DiMaggio影响。通过学习他的文章，我知道怎么写论文。而John Levi Martin让我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generalist sociologists。

Dustin Stoltz: 可以谈谈你的文化社会学研究吗？

Omar Lizardo:

一方面，文化是我的研究主题。我花了大量时间精力是研究品味与文化消费的议题，这些是深受布迪厄的《区分》的影响。我学习了很多量化方法，运用了GSS文化模块的数据。在这里，文化只是被我看成是音乐、书籍、绘画等方面的选择模式。这方面研究受到了Peterson的“文化选择模式”影响。随着方法的发展，你也能看到John Mohr等人发展的更加的“形式主义”的取向来研究文化的不同模式、网络。从这些发展中，你能看到布迪厄《区分》一书的力量：它既是理论的也是经验的。

另一方面，我把文化看成作为研究资源。这是我的长期计划，现在还在做。我也从布迪厄那里、从华康德的著作Body and Soul一书、从Marco Santoro关于布迪厄的“后文化”研究那里，学习和发展出“认知”研究。后来我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在理论与文化社会学期刊，把布迪厄关于具身性和实践的面向，带到和Swidler的“局外视角”的文化研究作对话。这种视角深刻地影响了现在的美国社会学。尤其是Vaisey在2009年提出的“双重过程”（文化）理论，是有力的发展。并且你也能看到我在2010年发在Poetics期刊上的文章，和2017年发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文化社会学文章之间有关联。我逐渐把认知社会科学带到文化分析，也不希望以此牺牲社会学中的文化研究理论。从这个角度，文化对我来说，不再只是经验，而更多的是理论面向了。

Dustin Stoltz: 谈谈社会学里文化理论的未来呢？

Omar Lizardo:

这太多样了。你可以把文化想成了“taste,” others “beliefs,” “practices,” “discourses,” “values,”我们也看到方法上的多样性——从形式测量、网络分析、访谈、计算社会科学、文本挖掘等等。最初从Peterson那些想把文化只成“品味选择”或“表达性象征”，是有限制的，但却是从帕森斯式的社会学理论中走向更加实用面向的不可或缺一步。从具体的理论上，从偏向过程的“共鸣”理论，到谈一些实体感的“框架”、“图式”等，发展也很多样。文化社会学是一块不错的领域，有利于发展新的想法、产生创新的综合。

我会说，让我们接受the “dappled” nature of culture （文化的斑杂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