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手机比记者更快到达新闻现场后，我们的“观看之道”改变了。在上世纪80时代崛起、辉煌一时的纪实摄影，也因此慢慢退出主流视野。“决定性的瞬间”不再是决定性的，更多元化的手段进入摄影领域。但潜伏在我们视觉记忆里的历史、触觉、表情，一直在。
▲ 顾铮认为，张新民的摄影是“中国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并在城市中生存下来的全过程，《包围城市》以全景式的规模来呈现当代中国社会变动中最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农民的离土与融入城市的过程。”
1981年，我在四川一家央企做企业报编辑，一做就是7年，在这期间，我接触到了照相机。1980年代的中国，犹如狂风暴雨之前的天气，闷热潮湿。四川尤其明显，前卫画家崭露头脚，“莽汉诗歌”在院校风行，点燃了一代年轻人的梦幻。我也有幻想，但完全与在摄影上的艺术追求之类无关。当时我只想拥有一台单反相机和一间暗房，虔心拍点与思想灌输无关的照片。但小县城还是太闭塞了，你几乎看不到任何资讯，除了《中国摄影》、《人像摄影》、《国际摄影》这三本杂志，外面的资讯根本就进不来。四川是个盆地，“甘、阿、凉”三个民族自治州山川壮美，所以四川出了很多优秀的风光摄影师。直到今天，发烧友们依然趋之若鹜。当时思想上的禁锢虽然有所松动，但人身还是被单位体制牢牢地捆绑住了。你不原意这样混一辈子，但你是不能换单位的，哪怕在本地从一个单位换到另一个单位，也不行。就这样，被“逼”着只能辞职，我去了海南。想法很单纯，就是想换个生存环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拍照片。在海南将近一年，我确实拍了一些片子。1988年，十万人才过海峡，人太多，没有那么多位子，很多大学生就在海口街头练摊。我就属于这一类人，想找个工作稳定下来，但就是稳定不下来。我拍了不少街边练摊、大学生求职的照片，这些片子跟我以前追求的所谓的艺术，已经有很大不同。到深圳出差，把这些照片给李媚看，她说这个挺好，要我把它们做成一个系列。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系列”这个词，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大陆没有“专题”这个概念，在内陆顶多就是堆砌“组照”。后来在深圳，我才由“系列”转入专题拍摄。▲1988年，张新民从海南去到了深圳。这个当时中国最前沿的城市，就像是整个地震带上被撕裂的一个小口子，它所呈现的种种问题和可能性，在日后二十年间，在整个中国被不断放大和发酵。作为一个时代洪流中的记录者，张新民看到了“民工潮”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化，并长期而深入地追索下去，最终形成了一条有他鲜明个性，并得以一窥当下中国之变的金线。1988年底，我离开海南到深圳，到《蛇口通讯报》做摄影记者。蛇口工业区的上级是交通部的招商局，总部设在香港，我们就有机会去香港出差，办完事就到书店，一下子接触到西方纪实摄影，才知道原来摄影是可以这样的，才明白刘香成的《毛以后的中国》和阮义忠的两本书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走到今天，我依然要感谢蛇口。离开四川，就是想出来换一个环境。1988年我进深圳，樟木头的火车一点都不挤，几乎都没什么人。大范围的民工潮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开始的。我运气好，提前赶到了。当时的深圳，尤其蛇口，真的是开风气之先，做了很多民主实验，现在看来，尤其珍贵。蛇口工业区在袁庚的主持之下，直选董事会！10人提名就可以做候选人，竞选演说，直接面对选民的质问：你在水湾头买了一套房子？多少钱？好，你的工资是多少？买房的钱从何而来？这些问题你都得当着大家马上说清楚。看看现在，官员连自己的财产都不敢公布，还厚颜无耻说自己是公仆，扯蛋。过了没多久，这些一下就没有了。当时《蛇口通讯报》也被停刊，我也心灰意懒，打算回四川。之所以没回，还是因为想拍照片。蛇口是工业区，集中了当时中国最早的三资企业，大量的“农民工”都住在四海，我们是邻居。“包围城市”这个专题，就是从这些人开始的。
▲ 数以千万计的人，为生存，为出路，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年复一年。张新民用整整十年时间，记录着这一流动着的庞大群体，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夙愿，他们的处境，尽在一幅幅黑白影象中。
真有点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逆境中居然找到自己的拍摄方向了。然后我就觉得，哎，挺好，就拍下去了。没想过最后要拍成什么样子。只是意识到，拍这种照片实际跟写作差不多，采集到的影像只是你的素材，关键是你要说什么。这种拍摄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大量的拍摄。那时侯几乎天天都在外面拍，能利用工作就全利用，不能利用就找节假日。到1993年，民工潮不再是珠三角的一个局部现象，而是一个全国性的潮流。我有意识地走了很多地方，春节还跟着他们回家过年。这之前，我所了解的农村，还是1970年代下乡插队时的农村。20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回去过。拍棚户区的时候，我直接问过他们，你们十多二十个人住这样窄的棚子，密密麻麻，干吗要来过这样的日子？他们说，家里挣不到现钱，种田只能填肚子，但孩子上学、房子翻修、看病都是需要现钱的，以前不让出来找钱，现在可以了，为什么不出来？一个念头突然冒了出来：农村包围城市，为什么不从源头拍起？我决定要找一个乡村，这个时候流坑出现了。流坑在江西腹地，是一个有1000多年历史的自然古村，因为闭塞，很多东西都没有被毁掉，我说的不光是那些古建筑，主要是人的生存状态。所以你看到在《流坑》这个系列里，大量的图片就是村民的日常生活。前几次过去，他们都很怀疑我，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记者，他们说我不像，记者就跟着领导来闪两张照片，吃喝一顿就走了，你在这住这么多天，是不是文物贩子？你想买什么？我给你介绍。后来去得多了，跟他们熟络起来，才得以深入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拍摄到未加包装的原生态。我非常庆幸当时去了流坑，这本书出版以后再去，我觉得一切都变了。（欢迎关注映像志，ID：image1839）生存环境在发生巨变，这就是我们正面临的状态，不光是流坑，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跟农村有着血脉连接。我们就是从这个脉络走过来的。流坑曾经有过的辉煌和经历的颓败，就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个缩影。他们以前创造的文明，现在成了旅游点供人消费，那些大宅子都是当时的官员商贾告老还乡建起来的。乡绅们按照自己的理念来治理自己的家乡，村规族规，士绅文化和宗法制度所达成的乡土自治，用极低成本维护了基层政权的稳定。但之后一切就都变了，土地和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农民终于成为城市扩张的廉价劳动力，土地成为地方的主要财源，乡村被遗忘了，有的甚至变成了城市的垃圾站。你站在这样的土地上，还喋喋不休谈自己那点艺术，我感觉，那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文字和照片都是你表达自己内心的工具。一个经典瞬间可以引起很多联想，图片本身是否艺术，不是我能左右的。拍下这些图片，关键还是想表达什么，想告诉读者什么。▲ 流坑村始建于公元937年，经历了中国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所有变革，这个中国乡村的荣耀，衰败，转变，更新过程，是中国农业社会史的一个缩影。自我封闭和交通不便，让这个村庄躲过了无数冲击，而被称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个活标本。直到二十世纪末被外界“发现”，变化加速了。拍《流坑》，是因为拍摄《包围城市》。到200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城市户口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早期城市的管理者是把这些人看作是流民在防范的，出门就要带很多证件，否则就会被劳教遣返；其次，你会发现，城市开始向农村下手了，它开始急剧地扩张。农民仍然在进城，但人数明显少了，而且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第一代农民工，他们进城是想挣钱养农村那个家，每年春节都要回去，像候鸟一样。第二代进来，就不想回去了，或者说回不去了，他们进城就是为了进城。2000年左右，我结束了这个专题的拍摄，转入整理和编辑。2004年，《包围城市———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出版。如果要问在拍摄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说没有。无论你面对的是谁，他都跟你一样，一样重要，一样有尊严。你们的身份当然会有差别，但如果你们之间想要交流的话，那肯定得处于一种平等的状态。如果你不跟他们交流，你们之间就没有关系，你拍的东西也跟他们没有关系。1996年拍重庆“棒棒军”，我就住在朝天门码头，一起吃饭一起喝酒，彼此之间非常熟了，那事情就成了。你看我作品中那些人的眼睛，你可以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你和他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拍法，成本实在太高了，需要很多时间，也需要很多精力。拍这类照片的摄影师不可能发大财。现在的纪实摄影作品，大多和拍摄对象保持着足够的距离，色调处理得非常淡，显得很干净，很艺术，形成套路之后，看上去让人联想到艺术沙龙的翻新。这不光是语境的变化，也是摄影师生存环境的变化，互联网的出现，不仅改变了摄影的话语权，也改变了摄影的评价体系，资本的介入，选择做一个纪实摄影师已经很难维持生计，你得进入艺术圈，让作品变现。其实，你拍的照片就是一面镜子，你当时的状态、情感、立场、观点和现场反应能力都能从这张照片上看出来。你这种状态是不可复制的，它是你长期积累的瞬间爆发。我过去说过，我们读《老人与海》，我们不只是在读故事，读到的还有作品背后的海明威。你的生命状态就是你的作品。当然，还有你的运气，就我的体验，运气不会悬在空中，更不会变成数据，它在地上。▲ 乡村变成了城市，田野变成了高楼。“农村包围城市”，在21世纪出现了相反的格局：城市吞噬农村。为了国家工业化的梦想，中国农民曾经交出土地上的收获，当城市化梦想来临的时候，农民交出的则是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张新民下一个拍摄计划是：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很多人拿张新民和美国的雅各布·里斯对比，认为他是中国版的里斯。这种比对有一定合理性，因为他们镜头瞄准的方向都是城市的贫民阶层，他们都希望能借助自己的镜头去推动社会对这个阶层的关注和改变。但毫无疑问的是，张新民的作品所彰显的意义，比里斯要更加丰富。他在记录一个阶层的同时，其实也是对那个以深圳为切口的时代的记述，是“中国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并在城市中生存下来的全过程，《包围城市》以全景式的规模来呈现当代中国社会变动中最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农民的离土语融入城市的过程。”（顾铮语）而张新民自己说，他做的，不过是在表达自己的个人观察，摄影只是一种言说手段。这种“言说”源于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思考而带有鲜明的个人立场和价值判断。《包围城市》出版于2004年，其中很多事情是我们、我们的父母都曾亲身经历过的。但当你去翻阅它，你会惊讶近二十年间的变化之大。尤其是人的表情，它真的已经截然不同。（撰文：冯卡乐）
选自：东莞市摄影家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