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的兰陵县令荀子对现在生活有什么启示？
浅论荀子思想对当代精神文明和法制建设的启示
王善鹏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末年儒学大师。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荀子年五十游学，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被尊称最为老师，后在春申君推荐下，曾两任兰陵令，著书数万言，终老于兰陵。
荀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创新观念，丰富了孔子思想的内涵，尤其在教育思想和观念上，取其精华，大胆创新，提出了“化性起伪”的教育理念，促进了中国古代教育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并把教育思想与治国理念有机结合，提出了“隆礼重法”等许多在当时看来十分超前，在当今社会依然有实用价值的教育观点，为两千余年来的治国安邦，规划出了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向。实践证明，荀子一系列教育思想，为当代全民素质教育的提升，铺设出了坚实的路基。
荀子的核心思想是性恶论，他揭示了自私、贪婪的人性本质，这为他所有治国安邦的思想找到了理论依据。他传于后世的《荀子》一书，多数篇章皆是围绕“人之性恶”的定论，提出了许多拯救和改进措施。他一方面强调后天的教育，通过教育提升人的道德修养；另一反面，又提倡“隆礼重法”的治国理念，在人的道德修养前提下，再通过法律条文来约束人的恶习。实践看来，荀子的一系列思想被证实是行之有效的，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实践来看，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法制建设，与荀子的“隆礼重法”观念不谋而合。
本文通过荀子倡导的“化性起伪”、“礼治观”以及“隆礼重法”等思想，对当代精神文明和法制建设的启示作用，谈一些浅薄的看法。
“化性起伪”思想对全民素质教育的影响
荀子在《性恶》开篇即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把人之性恶的定论，用十分肯定且不容置疑的口气，一语破的，是没有丁点的商量余地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是荀子思想的核心内容，是荀子在长期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中，得出的一条颠扑不破的定论。
人性是恶的吗？面对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面对两千多年来喋喋不休的争论，扪心自问，我们的人性中是否存有恶的念想？我们内心世界里，是否有正义与邪恶的争斗？回答人性善恶的问题，的确需要有荀子的坦诚，也更需要荀子的勇气和胆略。
既然人性是恶的，那么就必须寻找出根治性恶的良药。荀子以政治家的果敢和睿智，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剖析人性的自然本质，提出了化性起伪的重要思想。实践证明，这个定论是正确的，它对于推进人类文明进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荀子在《性恶》一文中指出：“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他认为，由于人之性恶的缘故，如果放任自流，依顺人的本性，淫荡混乱就会产生，礼仪法度就会消失。因此，荀子对症下药，给人类开出了一剂救世良药，那就是“化性起伪”的战略性口号，彰显出一位政治家的智慧与担当，也从中领会了一位思想家的超然绝俗。
“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儒效》）荀子认为，本性这种东西，虽是自然形成的，但可以通过教育，达到弃伪从真的目的。人通过学习，可以完成知识的积累。通过对人的安排措置，以及通过耳濡目染的习惯风俗，来改变人的本性。
《劝学》是《荀子》一书的开篇之作，是荀子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荀子教育思想的重要部分。荀子在《劝学》中，论述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并指出了学习的目的，从何处学，学到何处为止。“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劝学》）在这里，荀子特别强调，学习从《诗》、《书》开始，到理解礼法典制结束。学习的目的是懂得礼法典制，从学习的意义来说，从作学士开始，到终于成为圣人，这便是《劝学》一文的中心目的。
荀子重视教育，这与他的理论观点是分不开的。荀子的理论基础是人不能生而为善，必须通过学习，去掉身上的坏毛病，提高自己的修养，最终达到学而为善。荀子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人生就是不断学习的过程，通过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积累，来塑造自己的品德。所以“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荀子重视高尚人格的培养，把培养和塑造高尚人格，树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其理论观点与当代大力提倡的全民素质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尤其是“化性起伪”思想，对于当下的精神文明建设，依然有无可替代的借鉴作用。
“礼治观”对提升全民道德水平的影响
“礼”起源于部落中的祭祀活动，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先人们在祈祷天地鬼神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仪式，于是就成了“礼”。西周衰退之后，到春秋时期，社会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创始人，在夏商周三代传承下来的礼仪基础上，提出了“为政先礼”的治国思想，把“礼”视为人的处事标准，用礼仪约束人的行为，通过重建礼制教化的手段，维护社会的稳定，并逐渐形成了“礼治”的儒家思想。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儒家“礼治”思想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其核心内容是以“仁”为出发点所构建的礼治思想体系。荀子发现，儒家的礼制思想，注重和夸大了“仁”的作用，在伦理道德的范畴下，靠道德自律，对于治国理民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由于荀子所处的时代，是由奴隶社会的瓦解，向以土地私有制为主要形式的地主经济转变的时代，孔子的“仁政”思想，难以解决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局面，荀子不得不调整观念，倡导以维护地主阶级利益为服务对象的“礼治”观念。因此说，荀子的礼制思想，在孔子“仁政”基础上，有了新的创新，也赋予了新的内涵。
荀子站在“养欲”、“明分”的理论高度，分析“礼”对社会管理的重要性。他从人的自然本性解释“礼”的起源与变革。“礼者，养也”，“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礼论》）荀子以养欲、明分诠释礼治，丰富和完善了儒家思想。“养欲”即通过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分配，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明分”就是确定等级制度，使得上下、贵贱、长幼，都各得其所。在荀子看来，“礼治”思想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是“人道之极”。
荀子在《礼论》中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荀子认为，人的本性，就像原始未加工过的木材，是自然的材质；后天的人为加工，就像礼法的条理隆重而丰富。没有天性，后天的加工就没有基础；没有人为的加工，天性也不可能趋于完美。天性与人为的结合，才能完成统一天下的伟业。
荀子在《修身》篇指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他处处强调“礼”对社会管理的作用，从每个人的小事，到治理国家的大事，“礼”无处不在。荀子以政治家的眼光，将礼制思想从道德范畴转移到人类生存的需求上，突破了原有道德自律的局限性，提出对人的自然本性进行改造、提升，从而达到“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非十二子》）的目标。
当今社会的文明程度，虽然与荀子时代不能同日而语了，但是我们所经历的漫长的“以礼入法”的发展过程，离不开荀子倡导的“礼制”思想。一天下，财万民，长养人民，兼利天下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有着和谐的气息。
康有为说荀子“惟言礼最精”，又说“孔子两大派，孟子与荀子，传经之功荀子最多。”（《万木草堂口说》）这是对荀子礼治思想的充分肯定，回顾两千余年来的社会变革，荀子的礼制观念始终处于国家的管理层面上，具有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观，即便在相对文明的今天，离开了“礼”的土壤，法制建设是寸步难行的，。
荀子的礼制思想从来都没过时，在今天看来，它依然是道德思想建设的重要部分，是全民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通过灌输荀子的礼制思想，来提高我们的文化素质、心理素质、道德素质，建设和谐融洽的社会关系，以此推动文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隆礼重法”思想对于法制建设的启示
荀子将人性视为与生俱来的质朴和自然本性，这完全符合客观事实。与孟子的性善论相比，荀子的性恶论更切合实际。孟子说：“水性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善端，就像水自然向低洼处流淌一样平常，他的这一观点是带有片面性的。实践看来，孟子的性善论，并不能解释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和社会矛盾，也无法阻止大鱼吃小鱼的掠夺和兼并，从理论上，未能肯定后天教育的实际意义，这与他的教育思想是自相矛盾的。
荀子认为，人性中无限膨胀的贪婪之心，必然导致人们为获取有限的财富，而相互争斗，甚至会不择手段自相残杀，其结果会造成社会秩序的分崩离析。因此，必须建立起社会的权威力量，通过道德和法律手段，约束和规范人的自然欲望和行为，这样才能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目标。
荀子站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高度，开创性的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思想，阐述了“礼”与“法”是缺一不可的两个环节，这与孔孟道德至上的思想，更具有合理性，也更有可取之处。如果说，孔子、孟子、荀子都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那么，荀子更是一位名正言顺的政治家。在性恶论的基础上，荀子提出了利用“礼”和“法”的两个手段，双管齐下，从而达到安邦定国的目的，体现了他的治国才能和政治远见。
荀子在人性论的基础上，针对性的提出了去伪存真的方式方法，为礼法结合的政治制度找到了理论依据。荀子反对孟子“法先王”的主张，旗帜鲜明地喊出了“法后王”的口号。“法先王”以先王的道德标准为规范，推崇尧舜之道，是典型的“仁政”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荀子提出的“法后王”理论，即以后世君王的做法为规范，用法规的形式，确保道德规范的落实，适应了社会形势的发展需要，较之孔孟儒家，商韩法家，更有利于治国理民，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法后王”具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性，让道德自律与现实制度结合起来，引导人们走向君子人格，走向礼法并轨之道。“法后王”的思想理论，使荀子找到了儒学思想融入国家管理的切入点，并由此开辟了通向政治实践的大道。
荀子在《修身》一篇中说：“礼 者，所以正身也”，他强调了“礼”在社会中的作用。同时又提出“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常有”。（《君道》）荀子认为，礼的作用能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是人的行为规范。但“礼”又不可能是万能的，必须以“法”的强制性，确保国家秩序的稳定。荀子总结了现实中的经验教训，在创建礼治思想时，借鉴法家思想，肯定了“以力兼人”的作用，为“隆礼重法”思想找到了理论依据。
不可否认，荀子倡导的的“隆礼重法”思想，是在孔子儒家思想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总结得来的，是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完善。“隆礼重法”思想，是从“礼”到“法”质的飞跃，更是儒家思想在治国理民当中的改革与创新，为治国安邦找到了一条正确途径。实践证明，“隆礼重法”思想的形成，成为两千多年来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与指导思想，即便对法制相对健全的当代社会，依然有着启示作用。
荀子思想博大精深，他以唯物主义自然观为基础，考察人的认识能力及其发展规律，构成了自成一体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得出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定论，进而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探讨出化性起伪的正身之道，礼义修身的治学之道，以及隆礼重法的治国之道。今天，我们要用辩证的观点看待荀子思想，要取其精华的部分，运用到精神文明建设中去，为弘扬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写于2016年9月28日
（作者系兰陵县兰陵镇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作者：王善鹏 微游枣庄编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