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中国古代治国智慧的早期理论总结（下）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德政”理念、“德治”是儒家“仁政”的主要内容，是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阐述的，其实，《尚书》才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一体化的早期系统的理论资源，才是“德治”理念的较早深刻内容。

《尚书》的最重要论题是治国理政，而在各种治国策略中，对政治伦理统一的治国策略的探索是其核心主题。《尚书》把“德治”理念看成是治国理政的最重要的学说。后世的学术流派，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后来的唐代儒学、宋明理学和清代的帝王学等，之所以把“德治”作为治国理论的主要论题，皆是从《尚书》所开始的。

《尚书》

中国古代政治学说被认为是伦理政治一体化的理论，中国历代王朝把道德原则纳入到政治管理的理论中，中国古代的政治管理大都是执着于坚持伦理原则，这也都是由于《尚书》的“德治”理论的影响有关。《尚书》的“德政”理念和“德治”策略不仅孕育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仁政”学说，而且也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伦理一体化的理论基调。

《尚书》的治国谋略非常深刻，时至今日，仍是很值得探索和借鉴的。《尚书》最重要的治国谋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德治”策略、“明德慎罚”治理理念和“民本”思想，这些内容，后来成了中国古代“仁政”学说的核心理论，成了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治国策略。

第一，《尚书》中的“德治”策略

从尧、舜、禹三帝到夏、商、周三朝，统治者对于“德政”理念是逐渐重视的，而《尚书》在这方面有重要的记载和总结。比如，尧帝重视“克明俊德”（《尚书·尧典》），舜帝强调“柔远能迩，惇德允元”（《尚书·舜典》），禹帝提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等，皆是围绕一个基本的政治理念，那就是强调“德”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要性，或许，禹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最清楚地概括了早期治国策略的基本理念。

“三帝”“三朝”时，其主流政治理念是对于摈弃“德政”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比如，夏王启在征讨有扈氏时曾说：“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尚书·甘誓》）显然，有扈氏的罪责在于违背天意，只重视威权，忽视“五行”（金木水火土），怠慢历法，摈弃德政，所以，上天欲断绝其国运，夏是顺天命而惩罚有扈氏的，属于正义之举。 再如，成汤在灭夏时也谴责了夏桀之罪行：“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尚书·汤诰》）夏桀的罪责是“灭德作威”、虐待百姓，所行的是暴政，当然是该被讨伐的。又如，武王伐纣时，也是根据“德政”的理念来阐述他出师伐纣的正义性的，纣王丧失德性，理当被伐：“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尚书·泰誓》）值得注意的是，在夏、商、周，无德君王行暴政，被解释为是逆天道，所以，对其征伐便是顺天道，正义的征伐，乃是在行德政。可见，当时的“德政”理念是与天道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德治”属于顺天道的善举，是行“仁政”的重要体现。

据《尚书》记载，周公摄政时，是在总结前代政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德治”理论的。而“德治”策略的提出是与相应的政治历史背景分不开的，夏王建立夏朝，结束了原先的“禅让”制，继位君王的“德性”条件被淡化了，顺天命成为承继王位的最重要条件，夏朝强调“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以非“禅让”式的继承制继位，这使得夏桀不再重视“敬德”传统，把承继王位视为是“天命”使然。

之后，汤灭夏建商，虽然沿续了“天命”观，但作为商朝开国君主，他开始重视施仁政以德化天下，后来，商朝的几代君王对“德政”观念逐渐忽略，直到盘庚继位，迁都于殷商，复兴商政，才对“德政”又重视了。盘庚强调：“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尚书·盘庚上》）在商汤和盘庚的治政经历中，重视把“天命”与“德政”联系起来，这或许与他们从夏朝灭亡的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夏朝的灭亡显然与忽视政德有密切关系，商汤和盘庚已认识到了施行“德政”的重要性，而且，他们把“德政”与“天命”“鬼神”联系起来，只是，由于当时巫术文化的重大影响，在“天命”与“鬼神”之间，商朝统治者似乎更重视“鬼神”对治政的影响，把敬神祭鬼与君王的“德政”联系起来，商朝的“德政”有着浓厚的巫文化色彩。

周灭商之后，“德政”施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沿续了夏“天命”与“鬼神”观念，但明显已更重视前者而非后者。此外，在以“天命”来论证周王行“德政”的同时，更是认识到了“德政”其实不仅仅来自于“天命”庇护，而且，“德政”更是应重视“利于民”，只有行“德政”的君王才会受到民众的拥戴。

《尚书》记载着周公论“德政”的重要观点：“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尚书·多士》）周公认为，上天不把大命给赋予不勉行德政的人，凡是四方小邦大国的灭亡，没有不是因为怠慢了上天才受到惩罚的。周公的这一观点，这仍然沿续着“天命”观，行“德政”才能受上天庇护，行“暴政”被天惩罚，但是，周公更重视的是“德政”所含有的有德恤民的内涵。他强调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上天不是因为统治者是君王才保佑他的，而是因为统治者有德才保佑他。何为“有德”呢？当然最关键的在于“恤民”。

所以，周公便把“敬德”和“保民”联系起来了，一方面，周公强调“惟德是辅”，认为：“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尚书·吕刑》）。对此，孔颖达疏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若能断狱平均者，必寿长久大命。大命由己而来，是自为大命。享训当也，是此人能配当天命，在于天之下。”这里强调的是，能受命于天，受天德庇护，才能长久配享在下，即配天享禄。　　

另一方面，周公非常重视君臣、君民同“德”，上下勤恤，他说：“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召诰》）这就是周公对周王所说的：“愿王不要让百姓肆行非法的事，也不要用杀戮来治理百姓，才会有功绩。愿王立于德臣之首，让百姓效法而施行于天下，发扬王的美德。君臣上下勤劳忧虑，也许可以说，我们接受的大命会象夏代那样久远，不止殷代那样久远，愿君王和臣民共同接受上天的永久大命。”

《尚书》

第二，《尚书》中的“明德慎罚”思想

受命于天，施行“德政”，其最重要的治政措施就是“明德慎罚”。《尚书》记载了周公所主张的“明德慎罚”的重要思想。

所谓的“明德”，主要是指明确地倡导尚德、敬德政治伦理风气。《尚书·周书》中有多处论述了“明德”思想，如“先王既勤用明德”（《梓材》）；“公称巫显德”（《洛诰》）；“皇自敬德”（《无逸》）等，有的地方还把“明德”与“慎罚”一起强调，比如“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康诰》）、“罔不明德慎罚”（《多方》）等，皆是在推崇“明德”“敬德”思想以及推行的手段。

首先，“明德”思想的形成显然与总结殷商的政治经验有关，《康诰》说：“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这强调的是：百姓受到教化才会善良安定，周朝的主政者应时时思念殷代圣明先王的德政，重视他们安治殷民的治理法则，而且，对于那些不教导殷民，造成不善，并没有能以善政来保存殷国的失败经验，应该吸取其教训。

周公画像

周公看到了殷商统治者的正反经验，认识到以德教化百姓，才能使社会安定，才能“爽惟民迪吉康”；而若对百姓不加教导，便会出现“罔政”，导致商朝的衰亡。德政教化对于社会安定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明德”“敬德”与“畏天”“敬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周公之所以一再强调“明德”“敬德”，是因为他认识到“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周书·多士》）。这即是说，上天是不会把大命给予不谨慎修德之人的。周公认为，周革殷命，是受命于天，文王、武王是以德配天，以“德政”治天下，所以才能代替殷统治者接过天命。所以说：“不显文武，皇天宏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毛公鼎》）周时，有一种很重要的观点，即强调“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认为上天所眷顾的是有“德性”的君王，只有谨慎修德的君王才有资格承受天命，“天眷有德”。

再次，“明德”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君王应谨慎修德，应施行“德政”，应约束自己，勤于政事，宽以待民，才有资格治理国家；另一方面，是教化百姓，强调以仁德教化百姓，劝民为善。比如，周公认为教化能劝民立德，商汤代夏，以至帝乙，“殄戮多罪，亦克用劝，开释无辜，亦克用劝”（《多方），劝导教化是使民为善的重要手段。

所谓的“慎罚”，主要是指刑法应适中，不乱罚无罪，不乱杀无辜。

如果说“明德”是坚持“德政”的治理原则，是周公所主张的治国方略的主导思想，那么，“慎罚”便是为施行“德政”所必须采取的辅助性的措施。“明德”为主，“慎罚”为辅，一柔一刚，共同成为周朝治国家的基本措施。

周公阐明了施用刑罚的基本原则，阐述了定罪的具体条件。而谨慎执法是基本原则，他主张执行刑罚时应“敬明乃罚”，强调谨慎严明地施行刑罚。

“慎罚”的原则和具体措施是：执行刑罚措施，当据合理条款，注重“用其义刑义杀”，绝不能随心所欲，滥用刑罚，“勿庸以次汝封”，应当依律量刑。同时，应设专人执掌刑杀大权，不是谁都有权施用刑罚的，“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无或劓刵人”（《康诰》）。其实，这包含着司法权独立的思想萌芽。

《康诰》还明确制定了一些刑罚条款，比如，“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之人不能不杀；“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之人不可以杀。《康诰》主张执法应宽严有度。

此外，执法判刑，事关生死，务必应谨慎，《康诰》强调“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同上），即对于幽禁起来的犯罪嫌疑人，应仔细调查，五、六天 甚至十几天才能定罪，以防止发生无辜受罪，同时也尽可能维护司法公正。

最后，《康诰》提出了必须严惩的四大罪行：一是对于偷窃、抢劫、内外作乱、杀越人以取财货，以及蛮横不畏死之人，务必严惩不贷，“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暋不畏死，罔弗憝”（同上），这有这样才能维护公正：二是对于违反道德原则的，须严惩不贷，《康诰》曰：“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这是为了维护血缘伦常秩序和宗法原则；三是对于不遵守国家大法的，如“矧惟外庶子、训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诸节”，“乃别播敷，造民大誉，弗念弗庸，瘝厥君，时乃引恶”的，务必予以捕杀，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的安定秩序；四是对于那些作威作福、违背王命王亲国戚和高官权贵，若以道德教育无效，必须予以严惩，“亦惟君惟长，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明德”和“慎罚”是周公实施“德政”策略的两个基本方式，“明德”是柔软策略的积极运用，而“慎罚”是强硬策略的谨慎使用。对于周朝实施“德政”来说，“明德”是关键，是主导，是根本之策；而“慎罚”是补充，是保障，是维护统治的基本手段。

“明德”是“德治”的理论方针和教化学说，是征服人心，维护统治秩序的思想意识，是礼乐思想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承天命，受上天庇护的统治理由。推崇“明德”，周朝统治者就成了贤明的治政善人，而周取代殷商也当然是名正言顺的了。

“慎罚”既是保证“德治”实施的基本手段，同时又是体现“德治”的方式，因为施行“刑罚”是以谨慎的方式进行的，虽执行的是“法制”，但却是慎而行之。周朝统治者即便用强硬手段，也力求体现仁德精神。后世有“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之说，这似乎可以用来帮助了解周公“德治”辅以“法制”，并慎用“刑罚”的治政策略。

“明德”与“慎罚”统一于“德治”，以德化人，以刑罚约束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让周王朝能长治久安。在周公看来，教化与刑罚都是“为政以德”的内容，前者是以教化规劝的方式来实现的，而后者是以处罚、制约的方式来实现的。为政者以德治国，民众大多数都能受到感化，心悦诚服；而对于那些没有能诚服者，就要用“刑罚”来对待他们，以硬手段让他们服从。“明德”让人立德循礼；“慎罚”使人遵规守法，两种策略并用，软硬兼施，以保证周王朝能长治久安。

可惜，到了战国时期，各国君王并没有能像周公一样实行“明德慎罚”的策略，“德治”并不受列国君王所欢迎，只有在理论上，孟子、荀子等儒家代表人物，发挥了“明德”思想，形成了儒家的“仁政”学说。而到了秦国统一天下之后，“明德慎罚”思想更是被摈弃了，秦始皇重刑罚，轻道德，以“法治”取代了“德治”，这或许就是秦王朝没有能保持长久的重要原因之一。

《尚书》

第三，《尚书》的“民本”思想

“德治”策略和“明德慎罚”思想，其实都是以“民本主义”为理论根基和治政宗旨的。在《尚书》中，有一最根本的理论观点：“德政”的建立离不开“民本”思想，而“德治”的最重要体现和基本目的，就是为了“保民”，因为民为国之本。“敬德”是为了“保民”，“明德慎罚”是为了教化民众，保护百姓。

《尚书·尧典》举了不少例子来阐述“敬德保民”的道理，比如，在赞美尧帝的德政时认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再如，讲述舜帝继位时所作的头一件事是嘱咐十二州长应做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又如，禹任摄政时主张：“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还有，禹之子启立夏朝之后，传至太康，渐渐失德，而他的弟弟们以歌劝诫他道：“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

此歌词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观点，可以看成是中国早期政治家所倡导的“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

在讲述武王伐纣时，《尚书》对前代君王进行总结评价，以借武王的话语阐述了伐纣的正义性：

“上天惠爱人民，君主遵奉上天。夏桀不能顺从天意，流毒危害于天下。上天于是佑助和命令成汤，使他降下废黜夏桀的命令。纣的罪恶超过了夏桀，他伤害善良的大臣，杀戮谏争的辅佐，说自己有天命，说敬天不值得实行，说祭祀没有益处，说暴虐没有害处。对纣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桀身上。上天让我治理民众，我的梦符合我的卜兆，吉庆重叠出现，讨伐商国定能成功。纣有亿兆平民，都离心离德；我有拨乱的大臣十人，能同心同德。纣虽有至亲的臣子，却比不上我周家的仁人。上天的看法，出自我们民众的看法，上天的听闻，出自我们民众的听闻。百姓有所责难于我，我一定要依从民意前去讨伐商纣。”

这一段话在《尚书》中的原文为：“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国。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丧元良，贼虐谏辅。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尚书·泰誓中》）

这一段话的核心主题是：君王必须能察民意、听民心、顺天意，而这也是武王伐纣之所以正义性的理由，其其根本点就在坚持“民本”思想。

周公辅政，明确推行“敬德保民”策略，坚持“德治”之道，周公的观点非常明确：“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即是说，上天对待下面的人，是没有亲疏之分的，其所庇护的是有德之人；在民众心中，没有一成不变的君主，他们所拥护和怀念的是仁爱的惠民之主。“敬德”就是上顺天意，下顺民意，“敬德”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民”，君主只有顺应民心，才能使江山永固，“保民”是治国的根本策略和基本目的。

周朝的“民本”思想成了儒家“仁政”思想的核心内容，孟子明确提出了“民本”观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就是说，民众是根本，有民方有国，有国方有君；得民心者得天下，君王只有顺民意，才能治理好国家。君王只有施“仁政”，行“德治”，守“王道”，社稷才能安定繁荣。孟子说得很明确：“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

总之，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发展为孟子的以保民、惠民为主旨的“民为贵”的“仁政”理论，“民本”思想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学说中的优秀理论成果。“民为贵，君为轻”，君主若敢行霸道、施暴政，民众便可以实行“汤武”式革命，推翻暴君，维护社稷安定。

可以说，《尚书》所记述的周公的“民本主义”思想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的精华，是流传几千年而不衰的治政真理。

“民本”思想、“德治”策略、“明德慎罚”理论共同构成了周公的政治伦理学说，成了中国古代影响十分深远的政治谋略，在当代，这仍然是很值得借鉴的治国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