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成为保守主义者（上）｜罗杰·斯克拉顿

按：罗杰·斯克拉顿（Roger Scruton，1944～），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从思想谱系上看，可以把他归入传统主义者（类似于美国的罗伯特·尼斯比特），除政治哲学外，他对美学素有研究。代表作包括：《保守主义的含义》（已有汉译本）、《性欲》、《音乐美学》以及《如何成为保守主义者》。本文译自美国保守派刊物《新标准》，英文原文见文末左下方的“阅读原文”。译文约一万余字，不定期分三次发布，此为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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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每逢全国大选，半数英国人都会投票支持保守主义者，而几乎所有的英国知识分子则以“保守主义者”为耻，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人家告诉我，身为保守主义者意味着赞同老年人反对青年人，怀念过去敌视未来，偏袒权威抵制创新，拥护“机构”对抗自发性和生命。说到这，我们便不难理解，作为一个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除了拒斥保守主义外别无选择。之后，你的选择便是在改革和革命之间二选一。我们是一点一滴改良社会呢，还是将其推到重来？总的来说，我的同龄人青睐于后一种选项，而我正是在1968年5月的巴黎见识到后者意味着什么，正是在那里我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注：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一系列大规模游行、示威，学生占领大学、工厂，社会陷入动荡，又称为“五月风暴”。“68年5月”（May 68）对此后数十年的法国社会影响深远，被认为是法国文化、社会和道德的转折点。

在我窗下的窄巷，学生们一边喊一边砸。商铺的玻璃窗仿佛后退几步，颤栗片刻便断了气，“思绪”突然从它们身上消逝，转眼成了一堆锯齿状碎片。汽车则化为一缕青烟，“汁液”从看不见的伤口流出。空气中弥漫着胜利的呼喊声，路灯柱和护柱被连根拔起，堆在路上充当路障，阻止警车靠近。

一辆警车（因为用铁丝掩护车窗，又被戏称为“生菜筐”）从附近的笛卡尔街小心翼翼开来，猛然停下，吐出一二十个惶恐不安的警察。之后，他们受到了鹅卵石的“欢迎”，几位警员纷纷倒下，其中有人捂着脸在地上翻滚，鲜血从紧扣的十指间渗出。受伤的警员被扶上警车，另一边则是一阵狂欢声，学生们顺着小路跑掉了，一边嘲笑着猪猡一边扔掉手里的帕提亚鹅卵石。

注：警车照片

当晚，一位朋友来到我的住处：在阿尔芒·加蒂的带领下，她和一众戏剧人用一整天的时间堆砌路障。眼前的事件让她兴奋不已，加蒂——安托南·阿尔托的信徒——教导她要把事件看作情境戏剧的高潮——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荒谬性的艺术表达。他们取得了重大成就：警察受伤了，汽车被焚了，口号喊过了，涂鸦也涂过了。资产阶级逃走了，不久之后，老法西斯党徒和他的政权就会讨饶。

老法西斯党徒指的是戴高乐，当天，我正在读他的《战争回忆录》。《回忆录》以一句引人注目的话作为开篇词——“我一生中一直对法国有一种想法。”——这句话在旋律上近似不过在旨趣上又迥异于《追忆似水年华》同样引人注目的开篇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当你发现一位政治家在自我辩护的开头便暗藏玄机——直白的语言背后隐藏着一些东西，你一定会异常吃惊。让我同样震惊的则是，他对瓦莱里（Valéry）的国葬场面的描述，这是巴黎解放之后，戴高乐的首次公开活动，在英国政治家那里，把这种事视为当务之急实不可想象。在这幅送葬场面中，一位自豪的将军走在送葬者前列，而不远处的德国狙击手则从屋顶上俯瞰，这一生动的场景让我印象深刻。我忍不住对比了两种对巴黎的鸟瞰，一种是狙击手的看法，一种我本人对（眼前）拉丁区骚乱的看法。它们意味着对民族国家观念的肯定或否定。在戴高乐主义者看来，一个民族国家不仅由其制度或边界来界定，而且还应该由语言、宗教和高雅文化来界定；在动荡不安和被异族征服的年代，必须保护和重申这些精神事物。为瓦莱里举行国葬，正是这种观点的体现。于是，我把戴高乐的法国和瓦莱里的《海边墓地》（Cimetière marin）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对逝者（作品）的调用，让我久久不能忘怀，它们比政治家的任何言辞或姿态更有力地传达出一个民族国家的观念。

注：两句开篇词分别为，“Toute ma vie, je me suis fait une certaine idée de la France”，“Longtemps, je me suis couché de bonne heure”。译者不懂法语，显然读不出戴高乐的弦外之音，惭愧。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1871～1945），法国诗人、作家、哲学家。

显然，我很天真，和朋友一样天真。但是，随后的辩论给我留下来深刻印象，以至于后来不时反思。我问道，你们怎么处置你们所鄙视的法国“资产阶级”，如何处置那些捍卫你们的自由和繁荣以便让你们有能力在路障玩具上玩耍的人？是哪一种法国观念和文化驱使着你们这么做？你们准备好自己的信念赴死了吗，抑或仅仅是为了炫耀，而把其他人置于险境？当然，这些浮夸的言辞实在招人烦：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一种不吐不快的政治愤怒，并且第一次意识到我和那些朋友的立场截然对立。

她以一本书作为回敬：福柯的《词与物》，它是1968一代人的圣经。作者认为服从就是失败，似乎在为一切罪行开脱。这本书构思精巧，充斥着撒旦式的谎言，通过选择性组合事实，意在表明文化和知识不过是权力的话语。它不是哲学著作，毋宁说是在玩弄修辞。它的目标是颠覆，而非真理，它小心翼翼地——以一种唯名论的老把戏（显然是谎言之父撒旦的作品）——辩称，“真理”需要加引号，因为它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并且真理和意识形式——即知识——息息相关，这种意识由阶级所强加。革命的精神四处寻觅可憎之物，从福柯那里找到了一种新的文学公式。福柯告诉读者，在任何地方你都能发现权力。有权力的地方就有压迫。有压迫的地方就有毁灭的权利。在我窗下的街巷上，这种讯息转化成了行动。

注：福柯的大量作品都有了汉译本，这种现象真是耐人寻味。

现在，我的朋友就像其他人一样，成了品格良好的资产阶级的一员。阿尔芒·加蒂被人遗忘；安托南·阿尔托的作品早已过气。法国知识分子抛弃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已故的路易斯·鲍威尔（Louis Pauwels）——法国战后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在Les Orphelins一书中，给他们青春期的愤怒写下了讣告。福柯呢？他已经死于艾滋病，这是在旧金山浴室放纵的结果，当年作为知识界名流，他在一次资金充裕的旅行活动中造访过那里。但是，他的作品依旧在欧美大学的阅读清单中。他对欧洲文化——即压迫性权力的制度化形式——的看法，依然被当作福音向世界各地的学生兜售，而学生们既没文化也没有宗教信仰去抵制这种看法。只有在法国，福柯被公认为是个骗子。

1971年，我离开剑桥大学，从伦敦伯克贝克学院谋得终身讲师职位，在那里，我成为保守主义者。据我所知，除我之外，伯克贝克学院还有一个保守主义者，那便是琪雅·玛丽亚·安农齐阿，这位那不勒斯女士是个厨娘，负责给高级公共寓所提供膳食，她对那些讲师们一向嗤之以鼻。

琪雅格外讨厌的一位讲师便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大名鼎鼎的研究工业革命的历史学家，他论述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已成为官方正统，在英国的学校里传授。霍布斯鲍姆以难民身份来英，当时他已经献身于马克思主义并且还是共产党员（注：这一说法有误，通过检索维基百科，霍氏加入共产党的时间实际上是在来英之后），这一身份一直保留到无法再保留为止——令他懊恼的是，英国共产党一直在重复谎言，把它自己置于尴尬的境地。为了表彰他的英雄般业绩，在布莱尔的要求下，霍布斯鲍姆被授予荣誉勋爵头衔，这是女王所能授予的第二高的头衔。对一个英国保守主义者而言，这个小故事意义非凡。这是自从60年代以来，我们知识生活变化的一个征兆和象征。我们应该考虑这样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牛津大学授予比尔·克林顿荣誉学位，理由是他曾经在牛津大学的附近徘徊（hung around its precincts），却拒绝把这一荣誉授予玛格丽·特撒切尔——二战后牛津大学最杰出的毕业生和英国首位女首相。我们也应该考虑从英国学术机构得到荣誉学位的其他人，例如，罗伯特·穆加贝、已故的齐奥塞斯库夫人，或者用一只手数一数有几个保守主义者被选到英国科学院。

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是英国著名的左派史家，自就读大学期间即活跃于大不列颠共产党，直至该党于1991年解散为止都是共产党员。霍氏著作甚丰，包括：《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民族与民族主义》等。

一句话，在伯克贝克学院，我发现自己置身于左翼建制派——他们主宰了英国的学术研究——的心脏地带。伯克贝克学院前身是乔治·伯克贝克于1832年创办的力学研究所，致力于给全职工作者提供教育。它和社会主义理想主义者的“工人教育协会”有联系，而且和工党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里，我没法掩饰自己的保守主义信念（已经被人注意到了，也为人所不容），于是，我开始考虑换一种职业。

伯克贝克学院致力于成人教育，因此，讲座安排在下午6点，白天名义上是自由支配。我便利用早晨的时间，为做律师而学习：我想从事一份让乌托邦分子和不满分子占不到便宜的职业。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做成律师，我所得到的不过是一些知识上的收获——尽管我对这份收益一直感激不尽。法律处处受到现实的约束，这里没有乌托邦观念的容身之地。此外，英国的普通法可以证明合法权力和非法权力确实有明确差别，而且确实存在着无压迫的权力，权威是人类行为中活生生的力量。我发现，面对福柯，我们的解决办法便是英国法。

受这一新研究的启发，我开始寻找一种保守主义哲学。在美国，这种寻找工作可以在大学里进行。美国的政治科学系鼓励学生们研读孟德斯鸠、柏克、托克维尔以及美国的建国者。列奥·施特劳斯、艾瑞克·沃格林以及其他学者，把中欧的形而上的保守主义嫁接到美国的根基上，造就了一支有效且持久的政治思想学派。美国的智识生活受益于美国的爱国主义，在这里捍卫美国的习俗和制度，不必担心受到嘲讽。同时，这种现象也受惠于冷战，在冷战的刺激下，美国的才子们主动对抗马克思主义对手，比如，纽约一部分重量级的持有社会民主思想的犹太裔知识分子转向新保守主义，然而，这种刺激作用在欧洲是见不到的。在1970年代的英国，保守主义哲学只是少数半疯半癫的隐士的思考对象。在所在学院的图书馆，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以及毛，但是，这里没有施特劳斯、沃格林、哈耶克或者弗里德曼。我能找到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月刊、周刊或季刊，却找不到一期自认是保守主义的杂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