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三世纪中，阿育王弘宣佛教，佛教艺术自印度兴起。公元一世纪时，希腊式佛教艺术出现于犍陀罗，并向各国传播。二世纪时从阿富汗传入新疆于阗，在南路的民丰汉墓中发现有汉代希腊式菩萨像和中国的龙图案，诺羌的寺院遗址中发现有须大本生故事画，与此同时在以龟兹为中心的北路，克孜尔石窟里出现了巴米扬石窟一派艺术，当它与龟兹风土人情相结合后，就形成了龟兹特有的菱格故事画。但龟兹艺术中仍然包含着印度艺术成分、阿富汗特色和波斯影响，而更重要的是汉画因素，因而形成了多元型的西域风格。
敦煌的石窟艺术在刚刚开始的时期，表现的内容大致的些佛陀说法、释迦生平事迹——佛传故事、佛陀前生舍己救众生的善行——本生故事、佛陀渡化众生的事迹——因缘故事、还有静坐参禅的千佛。主要表现修持六度以成佛道的悲剧性静穆境界。敦煌的壁画，一开始就赋予了更多的汉文化因素，如阙形龛、人字形窟顶、组画形式、笔意豪放等，但基本上仍然保持西域风格。高昌自晋以来一直是汉人政权，汉文化根深蒂固，西方传来的裸体艺术受到儒家思想的抵制，裸体人物、菩萨的性别特征被冲淡了，佛陀和圣众多变成了无性天人。绘画形式与中原汉画有更多关系，因而真正中西艺术交流的第一站是在这里。北魏时期，人物形象汉化，连环画形式发展，虽然在风格上仍然保持着印度、波斯成分，但由于中原佛教艺术，特别是南朝艺术的西传，从题材内容、人物造型、线描、赋彩、立体晕染到意境创造，都出现了明显的中原风格，把敦煌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进程推向高潮。同时形成了西域风格、中原风格交汇敦煌、同时并存的新局面。太和以后，中原风格的画幅还随着宋云、惠生传入西域，反馈于中亚和印度。事实证明敦煌石窟是中印、中西文化交流的交汇点。而到了北魏晚期，壁画中开始出现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方士、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羽人、乌获等一些中国道家神仙的形象，出现了云气天花流动旋转，出现了动的境界，还出现了传自南朝的“秀骨清像”的菩萨以及身着大袍、脚登高头履的士大夫形象，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与道家神仙思想相结合的反映。隋唐以后，出现了许多伪经，实际上是中国人自撰的佛经，《报父母恩重经》是根据《孝经》杜撰的。唐代洞窟里有此经变，中部为佛陀与圣众，四周描写十月怀胎、分娩成长、长大成人、忤逆、不孝等情节。这不是宣传佛教，而是宣扬儒家孝道思想。在许多净土变的深层境界中，多蕴含着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和政治境界。
南北朝时一位学者说得好：“释迦生中国，立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立教如释迦。”一语揭示了文化交流中的规律。
敦煌石窟艺术作为中国佛教文化的一种表现和记载工具，其发展和盛衰是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其政治地位息息相关的。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不断地与中国本土的道教儒教相互吸收融合，经过漫长时间的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宗教，并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唐代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后，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延请国内外名僧进行译经、宣化事业，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官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更令各州设大云寺。终唐之世，佛教僧人备受礼遇，赏赐有加。
唐朝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与当时的政治力量的支持是大有关联的。而作为中国佛教文化的艺术表现工具，敦煌石窟艺术也在这个朝代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
宗教艺术是宗教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它同时又是一笔文化财产，它的创造则需要一定经济基础作后盾。如敦煌佛教石窟艺术，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她的规模和水平并不能反映敦煌历史上人们对佛教的信仰程度，我们从前面的分折中可以看出，它更多的是比较明确地反映了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敦煌的历史与社会。反映人与社会需要的程度，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时，人们想的和做的更多是的如何生存、如何尽快地安定和繁荣，而石窟的营造和艺术的创造自然不会太景气；而当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时，人们想的和做的又是更多精神上的追求。
敦煌佛教石窟艺术作为一种民族的意识形态，它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通过艺术的形式提倡佛教信仰，其目的就是让人们关心社会、献身社会。敦煌石窟艺术的社会作用进一步证明，宗教信仰是人与社会的需要，而宗教艺术是历史上人们对宗教的利用。
敦煌石窟艺术反映了佛教的中国化，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改造。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不光是从艺术作品的表面如佛教的尊神及各类人物中国风貌，佛教建筑及人物服饰各方面的中国形式等，更主要的，也是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佛窟中通过这些形式所表现的中国人的民族气质与民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