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芽经典 | 食物与他乡
我的飞机到达温哥华，是八月的一个中午。
坐上出租车，第一次穿过这座阳光笼罩的城市，司机不知道来自哪里，讲话有浓重的口音，他问我从哪里来，听说我是第一次来加拿大，便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这座城市眼下正是最美的季节，每个人都在享受着冬天到来前的温暖和阳光。
我们的车穿过一段还算商铺林立的城区，再往前走一段，道路两旁就变成满是葱茏的树木和独栋房屋，行人稀疏，也再看不到商店。车子转进一条更安静的小路，然后停在一座绿木环绕的屋子前。
大概因为周遭太过僻静，司机大叔帮我把行李箱搬下来，又帮我提到门口，陪我一直等到房东太太下来接我，才道别离开。我拿到钥匙，打开空荡荡的新房间，窗户正对着高大安静的松树林，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中斜斜照进来，在木地板上留下错落的光斑。
放好行李，房东太太便带着我熟悉家里的格局，厨房、客厅、洗衣房、车库，以及简陋的庭院。她说我的室友是三个女孩，也都是学生，她和先生则住在楼上。她拿出纸笔画下我们家的方位，教我如何穿过一个街区找到最近的公车站，那里有两班车，一个方向可以到学校，另一个方向则可以去市区。
我谢过她，回房间铺好带来的床单，没有来得及买被褥和枕头，但还是疲惫地和衣躺下，贴着床单，便闻到家里洗衣精的香味。床就靠在窗户边上，睡着之前，刚好看见灰色的松鼠顺着树干爬下来，一路跑跳穿过门前的草坪。
没有风，松树林非常地安静。有一朵云悬停在天边。
离开台北、上海，在加拿大开始新的生活，并没有给我带来剧烈的适应期阵痛，大概是因为阳光很好，或是因为许多老朋友和新朋友的照应，又或者是因为每天上课的路上可以看见海和雪山，使一切都显得温柔和开阔。
其实，在一座座不同城市生活，对我来说也早已不是陌生的经验，少年时曾经把这种漂泊和自我放逐诠释为一种无名的诗意，后来才明白落实到生活里，也无非衣食住行的种种琐碎。所谓的异乡感，就像小时候每年体检抽血时，指尖在医生手里被针轻轻扎了一下，由此产生一种敏锐的感受，并且在日常细节的断裂里，感到一种内在于身体的齿轮的转换。比如初秋的某个清晨，忽然发现街道旁的枫树开始变成一团一团明亮的糖果红色；比如许多起了大雾的日子，走在路上，听到停泊在远处的航船发出空旷又低沉的鸣笛声；又比如在附近没有食堂与便利店的日子，要开始学着挑选蔬菜、肉食和其他食材，自己做饭，然后装进每天带去学校的饭盒里。
起初我也有过一段天天吃泡面的日子，离开上海和台北满街的餐馆，才发现自己确实是那种五谷不分的人类。比如第一次去华人超市，买了米油盐，却因为分不清酱油的区别，把一瓶老抽当成生抽拎了回来。还有一次，结账时，室友小雪指着我拿的一袋青菜说：“哎，你怎么挑了一袋这么不新鲜的菜呀，都开花了。”我说：“我就是看它开花才拿的，因为挺好看的。”
我们的厨房是公用的，因此这里也就成了竞技场一般的存在。比如我来的第一天，房东阿姨在介绍三个室友时，就是以厨艺来作为区分每个人的标志，谁最常煮泡面，谁几乎不用厨房，谁的厨艺精湛。
我的室友里，Joanna来自加拿大东岸，Samantha来自墨西哥，小雪则和我一样来自中国，我们在这个两层楼的小屋子里，各据一间卧室，每到傍晚，便陆续从小卧室里钻出来煮晚餐，因此大部分碰面的场景都发生在厨房里，话题总是关于你煮的食物看起来很好吃或者很奇怪。
Samantha大概是我们当中最少在厨房露面的。Samantha长得很美，有深棕色的皮肤，挺拔清秀的轮廓，身材高挑又修长，平时喜欢穿一身黑衣和一双马丁靴，出门进门总是风尘仆仆。她做菜也清淡又简单，通常就是小黄瓜、甜椒、小马铃薯和莴苣，切好拌在一起，再淋上酱汁。
大概因为建筑系非常忙，她的作息常常晨昏颠倒，我大部分碰到她的时间都是熬夜的晚上。我在厨房煮宵夜，会看到她来冰箱取一些简单食物，两个被课业折磨得愁眉苦脸的研究生，在深夜的厨房里相遇，一起抱怨绵绵无尽的雨季和论文，因此有种惺惺相惜之感。
Joanna读的是森林系。刚来时，我们一起去附近的超市买东西，她告诉我，因为她的课常常要到野外做实地研究，像搭帐篷、生火等等，都是必备的生存技能，所以Joanna的体力好得惊人。比如有一个冬天的晚上，房东阿姨告诉我们房间暖气出了一些问题，下楼来问大家要不要更多的被子，我们一个个裹得厚厚地从房里探出头来，只有Joanna穿一件薄薄的小毛衣，光着脚从房间里走出来说：“我感觉不到有什么区别啊。”
这大概也是为什么Joanna看起来比我们屋子里的每个人都要高大许多，白白圆圆的脸上，始终带着一种非常专注的神情，简单利落地扎着马尾，每到傍晚就塞上耳机，出门去跑步。她喜欢做大锅的咖喱，烤蔬菜，或者马铃薯焖牛肉，并且会在周末煮好一整个礼拜的食物，分装在小盒子里，放进冰箱，省去每天做饭的麻烦。因此，每个周日傍晚的厨房里，常常可以看见她那个比我的电锅还要大两倍的电锅，在某个角落，“咕噜咕噜”冒着泡泡，散发着实实在在的食物香气，每个人走过，都忍不住凑上去看上一眼。
秋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小雪买了一只大螃蟹。
这在我们的厨房里算是相当高级的料理了，不过她回来发现，自己的蒸锅太小放不下，于是跑来问我怎么办。无奈我也没有大蒸锅，只好拿出一个大一点的瓷碗，让她把螃蟹放进去，隔水放在铁锅里煮。但我们谁也不能确定这样蒸熟的螃蟹究竟好不好吃。
我们正手忙脚乱着，Joanna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她先是对螃蟹出现在我们厨房非常惊讶，听我们说完，便打开她的柜子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得上忙，最后竟然真的摸出一个圆圆扁扁的竹蒸笼来，刚刚好扣下小雪的大螃蟹，架在她的小铁锅上。不久，就有团团的蒸汽冒出来。
我和小雪在旁边笑个不停。
我问Joanna：“你怎么会有一只中国式的竹蒸笼？”
她摸摸下巴：“我有一次逛超市看到的。以前我在中国餐厅吃小笼包，看到过长这样的东西，没想到还可以这样用。”
生活在这所房子里，这些微小得仿佛不足以言说的人情世故，时常让我想起坂元裕二电视剧里的气氛，那些故事里常常会有一群微小的、边缘的陌生人，在各自的人生里活得筋疲力尽，却不知什么缘故相遇，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于是屏幕上总有厨房和餐厅的场景。
比如《四重奏》里，四个提琴手第一次在郊外的别墅里吃饭，别府司把刚刚做好的炸鸡块端上桌，顺手将柠檬汁挤在上面，真纪突然板起脸，一本正经地说，怎么可以不问一声就把柠檬汁淋上去，可能有人就是不喜欢柠檬汁。那段看起来插科打诨的桥段，后来其实串联起真纪离婚的故事。在丈夫失踪前，她常常做炸鸡块给他，只因为刚结婚时他曾经称赞她做得非常好吃，而直到很偶然的一次，她在餐馆遇见他和同事在一起吃饭，偷听到了他们谈话，她的丈夫一边吃着餐厅里的炸鸡块，一边说，他每天下班都不想回家，怎么说呢，因为他其实非常讨厌柠檬汁淋在炸鸡块上面，但妻子却总是那样做。
那样难以言说的孤独，不能在夫妻之间说明，却莫名地可以自然袒露给素昧平生的陌生人。那些亲密的关系里的陌生，与陌生的关系里的亲密，宛如一种来回流动的节奏，把人的情感中，那些坚硬和柔软的，尖锐和疲乏的部分，编织成针脚细密的日常。
于是我总是有感于故事里那些微小的人们，在饭桌上吃着各种精心烹调的食物，炸鸡块、炒乌冬、火锅、巧克力蛋糕，温暖柔和的灯火照在人们的脸上，于是有那么一个片刻，得以脱离于时间之流。你从来不知道那些美好的食物从哪里来，似乎从天而降，注定要让人羡慕，但又分明透露着那并不是永恒的四季和隐居的田园，而是女孩手里的火柴，在无边无际的寒冷里，擦出明亮的火光，转眼间就要被黑暗吞没。
我总是喜欢和朋友一起吃饭。过去在台北，尚未入冬时，会有一阵子天气清朗无比，有时早上一起上完课，鲸鲸会骑着他的那台老旧的野狼，载我去山上砍柴，煮饭，喝酒，看书，消磨掉一天中剩余的时间。我们沿着新店溪一路向东，再转进一个斜坡一路上山，据说那整一片都是他外公早年闯荡江湖时盘下的山头，如今大部分都卖了出去，只剩下几座房产，包括他常常带我去的山顶上荒废的那一栋。
那座独栋三层的透天厝，灰扑扑的，前面有好大一片空地，杂草丛生，我们并不好意思称之为别墅或山庄，因为实在很不美。和台北许多违章加盖的楼房一样，这座房子也是叠床架屋，各种颜色的铁皮搭盖在上面。据鲸鲸说，他外公先时盖了两层，后来不知哪个亲戚一拍脑袋加了个阁楼，再后来又不知道哪个亲戚盖了几个阳台，东添西补，于是成了今天的怪模样。因为没有人住，他的姑丈还在楼内装了一个喇叭，每天到了傍晚，就会自动放起佛歌，气氛十分诡异。
我们这些闲散又苦闷的研究生，只要没事，就会在山下买好饭菜，到山上去煮。鲸鲸和我负责采购，马赫负责做饭，小毛和老徐则负责整理桌碗。马赫是阿美族原住民，大概是这个缘故，他做的饭菜也总是很香，吃完了，饭碗谁都不想去洗，有人去角落里发呆，有人去院子里砍柴，有人在树下做木雕，有人看小说，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到了中秋节，大家就会用几块砖头在门口叠出一个炉子，放进炭火，架上铁网，在上面生火烤肉。
经常是这样，大家喝到醉醉的，马赫就会拿起他的吉他弹起来，开始一个劲地弹自己新写的歌，谁讲话都听不见。而小毛喝醉就会开始唱歌，一边唱一边哭，有时哭他的背井离乡的祖先，有时哭家里饿肚子的猫，有时哭哪里买来的难喝的酒，我们常常就在一旁笑他。这些人里面，老徐最有古意，喝到尽兴了，会在地上铺宣纸，然后拿起手边的随便什么，比如牙刷或者茭白笋，蘸上墨水，在宣纸上写《将进酒》。写完，再放到火里烧掉。
但是，鲸鲸的酒量实在深不见底，我们谁都没法把他灌醉。
那些在山上度过的日子，大概就像背景里的那幢破败的老房子，或是那座荒颓的花园，说不上来什么大道理，仿佛是人生的路上突然恍了个神，和一些萍水相逢的人们在一个静止的时空里共度了一场盛宴。但忽而又发现，那又好像才是生活本然的样子，充沛，诚恳，不问来路与去路。
虽然常常一起煮饭，但我和我的加拿大室友们其实很少一起吃，平日里，大家煮好后都会各自回到房间里。只有一次，感恩节的时候，Joanna提议大家一起烤火鸡，厨艺低劣的我买了一瓶伏特加回来调配柠檬汁，小雪花了半天时间做了一个草莓蛋糕，Samantha则带回一束鲜花摆在厨房的餐桌上。
那天晚上，我们喝着甜甜的酒，听Joanna说起她的家乡，那座东岸的小城，有着和温哥华截然不同的气候和植被，据说是因为一边是北太平洋暖流、另一边是北极寒流的缘故，她家乡的冬天要比温哥华冷四十多度。
她告诉我们，她家拥有一小片的森林，每年感恩节他们一家人会在山上的小房子度过，年年都要吃烤火鸡，点上温暖的炉火，而第二天一早，会看到冬天的森林里，大片的冷杉和云杉，被茫茫的白雪覆盖。
我说，我的人生里还从来没有度过有那么多雪的冬天，好想去看一看。
她说，那就等她毕业的那年，一起去吧。
感恩节之后，我们又回到各自忙碌的生活里，只有Samantha的那束花一直摆在餐桌上，安安静静地开了好几个礼拜，直到这座城市迎来第一场大雪。那天晚上，仿佛有什么感应似的，鲸鲸忽然打来电话，我在另一座城市的茫茫夜色里，和他聊着各自生活的变化。他说，老徐和女朋友搬去了很远的地方，就很少来了；马赫跟他在房子后面整理了一块地种菜，种了葱、番茄、茄子，还有一棵木瓜树，但马赫好几个月前种下的凤梨，什么都没长出来。我跟他说，我们家后面也有一块荒废的庭院，说不定可以种点什么。
临挂电话时，鲸鲸突然停顿了一下，说：“你知道吗，小毛现在很不好。”
我一愣，问他怎么了。
他说：“其实我刚刚从医院回来，小毛被检查出大肠癌。”
那天夜里，许多过去的日子里，一帧一帧的画面，都在我的梦里翻飞。我梦到在某一个吃过饭的午后，在那片荒草丛中，我跟小毛坐在一起发呆，我跟他说起我最喜欢的《百年孤独》里的段落，那一段讲的是阿尔瓦罗离开马孔多，变卖了一切，包括家中院里吓唬路人的老虎，买下一张永久车票，登上一列永无终点的火车。
“他从路经的车站寄来明信片，兴高采烈地描述车窗外瞬间闪过的世间万象，仿佛将一首飞逝的长诗撕成碎片向着遗忘之乡一路抛撒。路易斯安那棉田里奇怪的黑人，肯塔基蓝色草丛中疾驰的骏马，亚利桑那地狱般暮色里的希腊情侣，密西根湖畔画水彩画的少女——她举起画笔向他致意，不是为了告别而是盼望再见，因为她并不知道眼前的火车没有归路。”
温哥华的冬天，大概因为下不停的雨，仿佛永无止尽地漫长。偶尔遇到放晴的日子，我会跟一起上课的同学，走到法学院前的草坪，找一张长椅，晒着太阳，吃自己做的那些不怎么好吃的食物。天气稍微暖和的时候，灰色的松鼠就会从附近的树上爬下来，经过我们身边，探过头来张望。
我常常问身边的人：“你说，春天什么时候才会来？”
“要等樱花开的时候吧，但是，大概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