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阳旧里话前朝：赵宋帝国的兴衰与沉浮

当我们习惯使用标签化的语言去定义所发生的的一切过往时，就意味着同样会被那些过于褒贬明确的词组所迷惑，最终丧失以更加精准的方式看待曾经的历史。就好比，强大与弱小，繁荣与贫瘠，昌盛和积弱，开放与封闭，一对对非此即彼泾渭分明的词组既让后人得以更加方便的方式去划分中国历史各个阶段的辉煌与衰弱，却同时把所谓的真相隐蔽在这些看似绝对正确的命题之下，难以辨识。所以如何用一种更加高级的辩证思维去看待客观事实，其实是我们研究历史，看待现今所必须引以掌握的重要方法，也只有用脱离于某些单一角度的目光，有足够大的视线高高跃起鸟瞰全局，才能够更加清晰的看到，所有强大背后不容忽视的隐患，所有弱小却蕴藏着无比坚韧的力量。于是我们会明白，何以秦二世而亡，何以汉亡于强盛，何以武功天下第一的唐朝会毁于武人乱国，何以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在中国这一方天地下终究无百年之运，何以空有万兆之民的大明帝国却在不足万人的八旗铁骑肆意侵扰下轰然倒塌，又何以将君主统治发展到巅峰的大清政府会在几十年后成为列强瓜分之鱼肉。当然也会明白，何以屡战屡败积弱至此的宋朝，却拥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熬过辽，金，西夏，偏安一隅，绵延三百年。

《续资治通鉴》中记载，宋太祖开宝三年，十月冬，宋军在潘美带领下攻破南汉昭州，桂州。当地的金官桂阳监上报，此地可铸银铜，冶炼数量几乎是当时北宋总产量的十分之三。太祖皇帝赵匡胤听闻后，对身边的宰相说：“山泽之利虽多，颇闻采纳不易。”次月下诏减少旧额度的三分之一，以宽民力。要知道那时候北宋正在对外用兵，开疆拓土，赵匡胤也正在省吃俭用，建立“封桩库”，说要蓄财五十万贯，日后“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值。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问契丹赎回燕云十六州，若不肯，就用这钱招募天下勇士，攻而取之）

正如同赵匡胤般，胸怀志向，又体恤百姓，恳切务实，同时又充满着浪漫主义情怀，这大概是我对北宋一朝最初的印象。单就个人格斗技能而言，宋太祖在中国历代开国君主排名中绝不出前三，但正是这样一位年轻时游马江湖，军功起家的开国君主，却有着与自己人生经历截然不同的政治风格，温文尔雅，宅心仁厚，也同样成为了终此一朝的内在性格。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醉里挑灯看剑：两宋的战争与和平

本书《赵宋：十八帝王的家国天下与真实人生》是历史学者游彪老师关于两宋十八位皇帝的历史普及性的作品。作者在书中以南北两宋十八位皇帝的人生经历为纬度，军事、经济、政治、历史故事为经度，用一种走马观花，简明扼要的方式讲述了南北宋三百年光景的兴衰与成败。在史料的选取上，不仅做到了详略得当，还将许多标志性的代表事件加以分析解读，目标做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同样，普通的历史爱好者也可以从冗长繁琐的具体史书中脱离出来，在一个专家的指引下最快速度的对整体的历史脉络做到最完整的了解和分析。

对于一个国家政权来说，会被冠之以“弱”，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对这个朝代政权的军事战绩上的一种总结，而事实上，经历过唐末军阀割据，五代十国群雄逐鹿后，最后无论是后周还是北宋，能够脱颖而出，基本统一大半河山，充分说明了在军事能力本身，最起码对于最初的北宋来说并不弱小。但这里真正限制宋朝成为汉唐一般强大军事帝国的根本原因有二，一个是外因，五代十国时期，后晋皇帝石敬瑭为了获得北方崛起的契丹支持，割让山西、河北以北的大片重要的战略要地，史称燕云十六州。这些地方基本都在长城以南，这就导致了北宋建国之初，就有一个庞大的辽国盘踞北面，而且没有长城作为战略防御依托，同样北宋也彻底丧失了养马之地，缺少精锐骑兵作为机动力的军队自然无法和来去如风的游牧民族一较高下。另一个则是内因，鉴于陈桥驿兵变的历史顾虑，赵匡胤更明白军人掌权对一个新兴政权的危险，可以对他本人构成多大的威胁，所以北宋政权建立之初第一要务就是防范和打压军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便是“杯酒释兵权”，一顿饭，把唐末百年拥兵割据一股脑儿彻底彻底解决，还做到没有杀人流血，可以说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政治手腕。当然，凡是皆有两面，中央集权统帅兵将就意味着，北宋注定是一个外虚内实，后发被动的军事结构，一旦边疆遭遇入侵，中央所能做的就是以最快速度集结禁军，从汴梁开拔出征，无论在反应速度，战机把握上都将处于绝对劣势。

虽然同时拥有这两个不利因素的制约，但宋朝建国之初，精兵良将甚众，赵匡胤也是以军功上位，尚可以凭借旧有的资源优势开疆拓土，西平后蜀，南征南唐，说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豪言壮语。如果太祖皇帝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继续北伐，或许可以一举荡平契丹，光复汉唐疆域也未可知。可惜历史的某些偶然早就后之后的所有必然，斧声烛影，千古悬案，再回首，江山易主，太宗掌权。

和自己南征北战的哥哥相比，赵光义无论在政治资本还是个人能力上都相形见绌，这也让他在充满争议的上位后，急需用一场超越前人的军事胜利来证明自己得位之正。于是，压垮宋朝军事脊梁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雍熙北伐”。

二十万北宋立国的精锐大军，三路进兵，直扑幽州，曹彬贪功冒进，一时不慎，先胜后败，仓皇南撤，不仅丢下了杨业老将军战死沙场，也把北宋赖以横扫中原的十几万精锐损失殆尽，攻守逆转，自此之后，北宋再无如此空前的北伐之力。更为不幸的是，出于对自身政权巩固的需求，宋太宗彻底抛弃了军方的支持，开始建立起一套以文抑武的政权格局。

等到宋真宗时代，北宋政府不再追求把国家安全的基础建立在拥有一支强大军队这一事实上，转而尝试用一种更加经济实惠，即跟他国签订和平条约，的方法加以实现，用支付一定数量的金帛作为代价来换取彼此的和平共处，这就是著名的宋辽“澶渊之盟”。宋辽罢兵，相约兄弟之国，从经济角度来说，宋仅仅需要支付一笔比打仗所需要的军费少得多的开销就可以起到边境安全的同等作用，而且还能不用付出兵士百姓的伤亡，可以说是一种理性务实的外交手段，但他们却忽视了所谓的正确选择都是建立在他国暂时尚且能够自我克制“贪婪”之上。

明白“凡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这一道理后，宋朝政府，包括北宋和后来的南宋，一旦遭遇到边境的侵略，就会更加倾向于“花钱平事”这一饮鸩止渴的思维模式当中，彻底放弃自我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不去分析各个局势下的利害关系，在与西夏，金国，蒙古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中，每每破财消灾，息事宁人，奈何欲壑难填，人心不足，终究难逃过亡国之祸。

在宋朝成为一位武将是一种悲剧，无论是北宋的狄青，种师道，宗泽，或者是南宋的岳飞，韩世忠，虞允文，他们在成为敌人的敌人之前，先会是自己人处处提防的敌人，狄武襄郁郁而终，岳武穆含冤风波，说到底，不过是当权既得利益者维护自身安全所做的必要割舍，同样也造就了两宋积弱的历史形象。“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神宗熙宁八年，越南分兵两路，入侵北宋。三月间，连破钦廉二州，杀八千人，合围邕州。《越史略》记载“常杰知宋军力困，夜渡江袭击，大破之。宋兵死者十五六。遂退取广源州。”

一霎好风生翠幕：两宋的文官天下

《续资治通鉴》中神宗皇帝与宰相文彦博就王安石变法有段对话，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变法的话，对士大夫们来说确实会不太高兴，但对百姓却没有不方便啊），而三朝元老文彦博却回之以千古名句：“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在中国古代皇权还未曾发展到顶点的年代，““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是文官集团最崇高的政治理想，这也是两宋期间将文官士大夫地位拔高到极致的一个表现。

自秦以降，“皇帝”是一个被高度神话的概念，从政治结构的伦理中，皇权至高无上，单当到了具体权力运作上，如此抽象的概念则需要用一种“政治同盟”来实现统治的目的。自汉代以来，“门阀”和“士族”是维系皇权根基的由来，当晚唐后期，士族门阀不断没落，到了北宋，皇帝需要寻找新的同盟者，而担任这个职责的正是政府所任命的文官集团，他们也构成了新的社会精英阶级。

有别于魏晋的士族世袭集团，士大夫是一种身份集体，他们并非通过出身背景来构成，而是通过科举考试，掌握儒家经典的知识，行政才能等加以整合组建。这就意味着，个人奋斗完全取代了传统以血统维系的门阀派系，从而让整个社会上下层级有了相互流动的唯一通道。从此出发就容易理解，何以当王安石变法触动到士大夫阶层根本利益时，会遭到如此大的反抗力度，因为赋予王安石变法权力的底层权力架构，不仅仅是皇帝，还有士大夫集团本身。

两宋是文官的天堂，自此之后大概再也不会有对知识分子抱着如此崇敬态度的年代。这里既有朝代本身的文化特质，也有权力结构的必要性。就如同之前所言，武人乱国，前事不忘，用一个只可能产生贪官污吏的政治集团去压制可能出现乱臣贼子的军事集团，完全属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做法，但这样的做法也就意味着，宋朝将彻底失去本该属于他们的“霍去病”和“卫青”，可能出现的“封狼居胥”与“虽远必诛”。

在整体的统治思想中，也是从赵宋一朝，开始把儒家经典以科举考试的方式重新抬升到国之重器的高度。这内在的原因自然是，儒家那套君君臣臣，尊尊亲亲的思想模式更有利于维护君王的统治，而将其成为职业士大夫的选拔标准尚属首创。虽然儒学在汉代就已经是国家的指导思想，可一旦落实到具体政务，对整个社会价值系统影响，宋代才是儒家复兴的关键朝代。也正是在这个年代，儒学得以从形而上的哲学思想转变细化为可以用于体现价值判断，覆盖整体社会结构的学术理论。这其实也是赵宋王朝可以绵延三百年，杜绝汉唐以来内乱，却又产生新的“内忧外患”的核心原因。

总体来说，若单就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作为观察视角，终宋一朝，无论是在经济、技术、文化、人口、城市化都有相当大的进步，耕地面积的匮乏转而刺激了农业技术的进步，来自东南亚高产农作物的出现和引进，不但提高了粮食产量，也间接促成了人口增长，到了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期，甚至达到一亿以上。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就会有更多的人从农业中脱离出来，分流到城市，从事商业、手工业，随之而来就是手工业技术的大力发展，四大发明中的三样皆源自于此，矿冶，瓷器，纺织，绘画，雕版印刷，都到达了封建社会的巅峰。

然而，在经济活力一片欣欣向荣的另一面，宋朝政府却在国际争端，外交军事上每一次都是采取后退谈和的态度，看似经济实惠的背后藏匿着更大的认知隐患，一个本应该被上升到重中之重的国际安全问题，被轻易的回避视若无睹置若罔闻，这也最终导致了更大的灾难的发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以史为鉴，以古论今，或许只有读懂了这样的宋朝，并且实时警醒自身，才是我们去解读那段过往的真正意义所在。

“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 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 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