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黄志忠黄维明【王万然 | 文学看台1752】
................................................................................
....................................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 蒋述卓 题
................................................................................
................................................................................
................................................................................
怀黄志忠黄维明
·王万然
................................................................................
4月18日上午,碣石。接到惠州老同事卢春浓来电,惊闻黄志忠已于星期三(4月15日)去世。后又接到罗卓伟、王文峰、李金治微信,都是说黄志忠去世了,并转来《惠州日报》刊登的讣告截图。一个开朗、热情的老同事,就这样走了,真不知道说什么好,想写首诗写篇悼文,可是念头一闪而过下不了笔。
不久前,有人对我说,李振威死的时候,你写过悼念文章,而黄维明死了,你没写。言下之意,他们两个都是总编,有点厚此薄彼的意思。我叹下气,唉,不是不想写,而是写了一大截,再也写不下去了。
................................................................................
黄维明,黄志忠,都姓黄,都是60后,都在我身边工作过。
................................................................................
大年三十上午,先后接到老单位两位老同事王贵、吴腾兴的电话,都说黄总走了。时间、事件、细节有出入,而人物、地点基本一致,死讯可以确认。但还是不放心,大过年时间,不方便打电话向其他人求证,因为不吉利,只能天天翻看《汕尾日报》手机版。《汕尾日报》根据规定,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逝世,要刊登“某某同志逝世”简短消息,厅级干部在第一版,处级干部在第二版。可是,报纸连续两三天都没有消息。大年初四值班,准备去黄维明家看看,没想到忘记带口罩。武汉已经封城,全国各地都要求出门要戴口罩,没戴口罩不得出入公共场合,好在我是开车回单位。没戴口罩没办法,只能打电话给吴腾兴,才知道维明家人住在宾馆的情况,及其他一些信息。后来,碰到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曾晓佳,简单了解点情况,着手写篇杂感性质的怀念文章。随着疫情的告急,写了一截就放下来。所以说,凡事要趁热打铁,要不就凉了。
认识黄维明,那是一九九四年六月,我到报社任副总编辑,黄维明是要闻部记者,兼政文版编辑。报社第一个记者站——陆丰记者站,一直由政文部主任谢基贤临时负责,我来报社后,班子决定任命黄维明为站长,副科级,但他没有到位,还是由谢基贤继续负责记者站工作。二十多年来,我看着黄维明一路进步,从记者到记者站站长,到要闻部副主任,到总编办公室主任,到副总编辑,直到李振威逝世后接任总编辑,从一个普通记者到正处级干部,与我平起平坐。可是,他从总编辑到离世,才一年时间,而我已经于去年五月五日调走了,由他负责报社全面工作。我离开报社后,他曾经去广州动手术,等他回来我打了电话问候,偶有小聚两三次,接了他两次电话,从电话的语气听出,思维好像有点与以前不同。想不到,就在大年三十,传来噩耗。
我从二零零三年任总编辑到后来总编、社长、书记一肩挑,担子重,便要求卸任总编职务,李振威【海丰鲘门镇(现属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人】、黄维明(陆丰南塘镇人)相继继任总编,而他们却相继去世。悲痛中含有郁闷。压力,还是压力,无法回避的压力。
李振威与黄志忠也有一面之缘。
时间好像是一九八五年,惠阳师专八二级中文系学生、湖柳文学社社长罗卓伟去海丰县彭湃中学实习,所在班班主任是李振威,他向李振威提起地区教育处有个爱写诗的王万然,也是海陆丰人。我和李振威是同学,他早我一届。罗卓伟因为继任黄志忠的湖柳文学社社长,我们三个人经常在一起。后来,李振威专程来惠阳地区教育处,我们几个文学青年欢聚一堂。我们戏称王黄罗三人为“三棱镜”,加上李为“四方台”。我和志忠、卓伟曾经在《东江涛》同期发表同题诗,后来我们出版了一本诗集就叫《三棱镜:七彩人生》,学习舒婷、顾城的做法,不单独署名,看谁能猜出那首诗是谁写的。
我与黄志忠认识在一九八四年夏,我们和他的惠阳师专同学陈红星、王文峰、赖勇平同一时间到惠州市第一中学报到,还有来自华南师范学院的刘涌波。我们住的地方据说是以前的猪寮改建的教师宿舍,两人一个院子一个厨房一房一厅,我和刘涌波同房,隔壁是黄志忠和陈红星。刘涌波是揭西人、黄志忠是和平人、陈红星是紫金人,他们都讲客家话。陈红星写评论,我和黄志忠写诗歌,刘涌波教植物,不喜欢写作。听说这几个后来全部离开惠州一中。
上世纪五十年代,东江地区专署撤销划给佛山地区行署管辖,历史上属于惠州府管辖的海丰、陆丰却划给了汕头地区行署。一九八三年十月,汕头地区与汕头市合并为汕头市(辖今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全境),海陆丰划归惠阳地区。八四年起海陆丰毕业生就由惠阳地区安排了。八四年十一月份,我调到惠阳地区教育处招生办,还未接到调令,黄志忠就在一个晚上叫我出去,走过操场,到了南湖边,他给我一根香烟。我有一首写香烟的诗就是当时抽完烟后感悟出来的。他问起我将要调走的事情。我很惊讶,这件事我还没有接到调令,也从没有向学校任何人说过,他怎么知道,他和我都是新来的教师啊。
我到教育处上班后两三月,即一九八五年初,黄志忠也来上班了。本来我在招生办(自学考试办)兼处的秘书,他来后在办公室写材料,我也就专门做本职工作。我们住在干部宿舍楼顶楼套房,大的房间住的是来自和平的招生办同事黄焕文,我住在中大的房间,黄志忠住最小的。对面是招生办副主任曹仕生一家,他也是和平人。后因宿舍另有他用,我们便搬到办公楼二楼招待所,我和志忠同间房,木板隔为一房一厅。
某次我从广州回来,刚下车,教研室邱主任走来就对我说:“小黄,钥匙放在谁谁谁那里”。我出门一个月,跟钥匙跟邱主任没有什么关系,估计是他认错人了,便应答“知道了”。由于白话和客家话“黄王不分”,志忠和我一样,都是瘦瘦的,都是戴近视镜,都到教育处工作不久,而我每年要在广州参与高考评卷和自学考试评卷工作,一年累计在广州住一百多天,所以有些同事容易把我们两个搞混了。
我们两个都是惠州一中来的老同事,同是文学爱好者,又住同一个房,关系密切,和惠阳地区及惠州市文学界的联系也比较多,同时加入了惠阳地区文学协会(惠州市作家协会前身)。他最令我佩服的是热情。我父母来惠州,他热情接待,我的老乡去宿舍找我,碰到我不在家,他也很热情。他的热情感染了我。有次他一个当兵的老乡来找他,我也泡茶并陪他说了一大通话。直到一九八八年初惠阳地区撤销分为惠州、东莞、汕尾、河源四个地级市,其中惠州、东莞两市是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东莞自身地盘不变,惠州市则管辖惠城区(原惠州市)、惠阳县(已改区)、惠东县、博罗县、新增广州划来的龙门县,汕尾是在海陆丰两县的基础上建立的,管辖汕尾市城区(原属海丰县,含今红海湾开发区)、海丰县(含今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陆丰县(已该市)、陆河县(原属陆丰县),河源是管辖原来惠阳地区的北部山区,名称是原河源县的,管辖源城区(原河源县部分)、郊区(原河源县部分,后改为东源县)、龙川县、紫金县、连平县、和平县。我回汕尾工作前,我们都在同一宿舍,即使他结婚了,也没有搬出去(因为单位没有分房子,所以他领了结婚证后回老家举办婚礼,但没有向同事公开,只偷偷把结婚证拿给我看)。四年结下了的深厚感情,没有随时间的消逝而磨灭,他对我说,有来惠州,第一个电话要给他。一九八八年我回汕尾后,他从办公室秘书升到副主任、教育科长,遗憾的是,他到教育科的时候,我已经从教育科长位上升任报社副总编,所以我们没有在省教育厅一起开会的机会。后来他挂职龙门县委书记助理,回惠州市教育局后任副局长,历任惠阳区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惠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接待处处长、市政府秘书长、市政协副主席。我去过他在南湖边的家,落地玻璃窗对着湛蓝的湖水,赏心悦目。
志忠任惠州市政协副主席后,要我寄《三棱镜:七彩人生》给他,可是只剩下不足十本,只能寄三四本。可能工作轻松了,他也重操旧业,写起了诗歌,加入了省作协和省书协。疫情期间,他写了《英雄花开》。没想到,《英雄花开》成了他的绝唱。
三四个月的时间,走了两个还未退休的黄姓老同事,呜呼!
2020年5月14日星期四于汕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