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幕府与幕僚：名臣能吏，半出其门
曾国藩幕府之盛自古罕见,近世无匹。近20年间，他为了办理军政、粮饷及军工科技诸务，所设机构不下数十，幕僚近于400,从中产生出一大批各类人才。他们不仅助成曾国藩一时之功，且于其死后将他的思想政治路线传递下去，使之影响沛然，长期延续。
早在汉、唐甚至更早的年代，中国就已经有了幕府和幕僚制度。降及清代，幕僚制度仍是经久不衰。而曾国藩幕僚能够不断发展，主要原因在于战争的需要和督抚权力的膨胀。
若在平时,督抚所要承办的公务毕竟有限，聘请几个幕僚，至多是十个八个，也就足可应付，绰绰有余了。然而，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的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并不是什么太平盛世，而是多事之秋。
当时，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各族起义已经遍及全国，相继击溃清王朝所赖以生存的八旗、绿营国家常备武装，清政府无兵无饷，只得依靠各地督抚征厘募勇，同太平军、捻军等人民起义军作战。这样，清朝的安危存亡就主要系在这些统兵大员身上。
他们为了扭转战局,适应独立作战的需要，将昔日用以束缚他们手脚的各项制度一一破坏，把过去与之比肩而立的布政使、按察使，贬为自己的属员，遂使兵、政、财、人大权集于一身，本属中央的权力落入地方督抚手中。清政府深知此弊，而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
与此同时，各地督抚既要带兵打仗，又要兼理地方，所要承办的事务和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也大大地增长起来，只好多多招聘幕僚，一再扩大幕府，将幕府作为自己的参谋和后勤机关，依靠幕僚解决战争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其时，最早建立幕府、征厘募勇者并非湘、淮各军，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各帅，只不过他们办理最著成效，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军事上成为主力，其幕府亦最为突出、最为典型。
曾国藩幕府能以超越胡、左、李诸人，成天下一时之最，还有他个人方面的特殊原因。
首先，曾国藩地位最尊,权力最大，辖地最广，统兵最众，使其他三人望尘莫及。曾国藩自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担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之后，一再加任，迨至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已身兼五钦差大臣之职，这在有清一代以至历朝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就所管辖的地域而论，曾国藩统辖江西、江苏、安徽三省之地，节制四省(外加浙江)军事，这也是其他人所无法相比的。
就统兵而言，曾国藩统兵最多时达12万人，仅由他供饷的军队即近于10万之众。毫无疑问，兵多则饷需亦多，地广方便于筹饷。战事最紧张时，曾国藩曾在江西、江苏、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六省设局征厘，厘金停解前后又在三江两湖遍设局、卡，征收盐课，先后敛银不下三千数百万两，所揽利权之广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
由于战争的需要和督抚权力的膨胀,曾国藩承办的事务已大大超过平时一个普通总督的职责，而这些事务又主要靠他的幕府去完成，所以，其幕府同平时一般督抚的幕府有了很大不同。
曾国藩幕府的一大特点是,大批幕友得保官职。平时，人们充任幕僚只是作为一种职业，谋求衣食而已。有人后来做官也多由科举登进，尚未闻出自幕主奏保者。而曾国藩不仅奏保身边秘书，亦保奖筹饷人员，数量之多，升迁之快，都甚为罕见。
曾国藩大批奏保幕僚，主要是在咸丰十年出任两江总督后。咸丰四至七年，曾国藩第一次带兵出省作战期间，很少奏保幕僚，曾为此甚感苦恼，觉得很对不住与自己患难多年的幕友李元度、甘晋等人。担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后，曾国藩既有地盘，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补官职自不待言。这一时期，曾国藩奏保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空前的。
咸丰十年七月，曾国藩在一封奏折之中，同时举荐李鸿章、沈葆桢二人堪膺封疆之寄。同治二年十一月，又一次奏保涂宗瀛等九员皆学行修饬，可备任使。其他三三两两的陆续奏保者更是难以尽举。
此时，清政府出于各种原因，对曾国藩等人的奏请几乎有求必应，以致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四年的五年之中，曾为曾国藩幕僚的五位道员皆被破格重用,分别超擢为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巡抚。可以说，曾国藩幕僚凡愿意做官而又差可委任者，几乎人人有官可做，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在曾国藩幕僚中，得保既多且优者，主要是秘书人员和筹饷人员。差不多湘军每打一次胜仗，曾国藩都在奏保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以劳绩保荐一部分幕僚。有时来不及办理保案，就在奏折中留下话语，以便具折续保。而对于筹饷人员，则仅根据其筹款成绩就可迳直保荐。
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奏保幕僚，一为实际上的需要，如整顿吏治、恢复被太平军打乱的清朝地方政权等；一为笼络人心，以使幕僚们为他出力卖命。当时，兵荒马乱之中肯于出为幕僚者，多想混个一官半职。曾国藩只有不断奏保幕僚，才能使人人觉得大有希望，死心踏地为他所用。
当然，曾国藩奏保幕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确实为他干事不怕难苦，不讲条件，否则，他是不肯保举的。例如，幕僚中有个叫刘瀚清的人，曾以“忠义之士”召入幕中办理文案，并已升至候补知府。同治五年正当曾国藩需人之际，他为家中事急，不听劝告，执意请假回籍。其后，曾国藩即以其“缺乏耐性”为由，不予奏保实缺官职。
曾国藩的人才政策是“博取慎用”。取之欲博，则凡具一技之长，一处出色者即广为延揽；用之欲慎，则使用之时，慎之又慎，唯恐用非其人，人非所宜。面对众多的人才，要做到用之无误，就要有安插之所，考察之方，不仅要察言观色，还要试之以事，验之以效。
据说，每有赴军营投效者，曾国藩先发给少量薪资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一一观察：有胆气血性者令其领兵打仗，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粮饷,文学优长者办理文案，学问渊博者校勘书籍。在幕中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使用，感到了解较深、确有把握时，再根据各人的才能和功绩奏保官职，委以地方之责。曾国藩的这套办法行之多年，卓有成效。
曾国藩认为，大才乃天然生成,而中等以下人才，则可通过培养教育造就出来。曾国藩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工作。他的幕府一则治事，一则育人，既是办事机构，又是有计划培养各种人才的学校。他从军从政多年，在部下面前始终保持着两种身份：既是统帅和官长，又是老师和父兄。而幕府乃文人聚集之地，故他主要以老师的身份出现，不行军营规矩，略似私塾约束，同幕僚之间犹如严师教弟子，馆师课蒙童。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主要有三条：读书、历练、言传身教。他在专为幕僚拟定的劝诫条令中规定，凡入其幕府者，必于军、政、饷、文四事之中精习一事，并结合实际进行学习，增长才干。
他对身边秘书人员抓得尤紧，不仅经常找人个别谈话，还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规定课程，定期考试。同时，他还利用茶余饭后之隙谈古论今，向幕僚传授自己的读书心得和实践经验。
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则主要通过书信和批札，结合实际事项进行开导，传授知识和经验。
可以说，在培养人才问题上，曾国藩真可谓呕心沥血，终生不懈。不少幕僚受其感动，拜他为师。曾国藩幕僚中有如此众多的人才，对他们大多数来说，恐怕是同曾国藩的教育、培养分不开的。
曾国藩幕府在历史上存在了近20年，随着曾国藩的去世，他的幕府也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它的作用和意义却并未随之消失，而是通过其数目众多的幕僚继续发挥着作用，产生着巨大的历史影响。
曾国藩幕僚出幕之后,所从事的工作各式各样，但归根结底不外两途，一是从事科学文化活动，一是做了清政府的实缺官员。
不过，曾国藩幕僚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是从政人员。他们有的身居要津，有的独任封疆，一时形成“名臣能吏，半出其门”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出身曾国藩幕僚而后官至三品者达47人，位至督抚者33人，其中大学士一人，军机大臣一人，大学士入值军机者一人。他们就象曾国藩播下的“种子”，在其身后纷纷开花结果，致使清朝晚期的用人、行政、国防、外交无不打上曾国藩的思想政治烙印，一时形成风气，影响到整个政局。
这种湘、淮军系统,尤其是曾国藩幕僚出身的官员到处主持要政的情况，曾国藩在世时已经出现，而到了光绪年间，就变得更为明显。仅就掌握地方最大实权的各地总督而言，当时除河、漕二督外，主持军、政者只有八员。光绪元年至十年，全国先后担任该职者共有18人，其中，湘淮系官员12人，曾为曾国藩幕僚者即有6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而光绪三至四年则情况尤为突出，不仅八名总督全属湘淮系官员，且曾为曾国藩幕僚者竟有5名，占总数的将近三分之二。这种现象在历朝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