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三变
一生三变
一
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博大精深，在先秦至汉初这段时期，便有诸子百家之说。《汉书·艺文志》中说：“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其中主要者有十家，即儒、墨、道、法、兵、纵横、农、名、杂、小说。这十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家，即儒、法、道。到汉武帝时期官方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学说被抬到至尊地位。但是，这种政策也只是体现在国家层面上，如国家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国家官员选择的考核标准（后来实行科举考试，便硬性规定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为唯一的考试内容），以及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的取向等等，至于其他学说尤其是法家、道家等学说，因其不可忽视的思想价值，依旧被社会所看重。记载这些学说的书籍，两千余年来也流传不衰，世世代代培育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滋润着中华儿女的心灵智慧。许多有成就的政治家、有见识的士人，在治理国家政务上，在打造自己的精神世界上，都并非纯守儒家理念，而是兼用法家、道家学说。
近世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学者，在这个方面表现得极为突出，也因此而取得事业与人生的巨大成功。这个人便是曾国藩。
二
曾国藩去世不久，他生前的一位至交欧阳兆熊说过一段这样的话：“文正一生凡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要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咸丰七年，在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为然。左恪靖在骆文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予荐曹镜初诊之，言其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盖欲以黄老讽之也……此次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这是一段研究曾氏很重要的文字，值得细细解读。
欧阳说，曾氏的学问，最先是用功于诗词歌赋上，这是翰林院的职业所要求的，后来他跟唐鉴交往，便转向儒家学说，其后又研读汉学，博览乾嘉时代汉学大家的著作，不以宋代注经者的观点为然。在朝廷上做官时，以程朱之学为依归。出京后办理团练和军营事务，又改变而转向申韩法家之学。曾经说过要写一部名曰“挺经”的书，意思是表明他的刚毅顽强。咸丰七年二月，他的父亲病故，他向朝廷呈递请假折后不待批准，便奔回原籍。朝廷上的议论对此颇为不满。左宗棠那时在骆秉章幕府，对曾氏此举大加批评，一时间官场皆附合，曾氏也感到内疚，于是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睡不着觉。欧阳遂推荐曹镜初为他治病。曹说他的医术只能医治身体上的毛病，至于心里的病得靠黄老之学来医治。曹镜初是想以黄老之道来暗示他，希望他能按黄老的学说办事。曾氏由此醒悟过来，复出后，一律以柔的原则来行事，以至于成就了这样大的功业，而毫无沾沾自喜的表现。
欧阳在这里为我们清晰地勾画了曾氏在学理修持上的三次大变化：早期在京师，从词赋之学一变为儒家之学；离开北京到了地方办团练，则从儒家之学二变为申韩之学；咸丰八年复出之后则从申韩之学三变为黄老之学。儒、法、道三家，分别成了曾氏三个不同时期的思想和行为的主导学说。
三
现在来具体说说他的这个“三变”。
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中进士点翰林院。二十多年的寒窗苦读，终于取得了最为理想的成绩，尽管有过三次会试的经历，但曾氏的科举之道，总的来说走得非常顺利。五六百年未与科目功名之列的乡村曾家，骤然间出了一个翰林，这真是破天荒的大事。做一个好翰林，那时自然是性格稳重的曾氏心中最大的愿望。翰林院的职责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充当皇帝的学术、文学顾问；参与各种敕撰书籍的纂修，草拟朝廷文告；会试期间充当考官。显然，翰林院是一个文化部门，读书作诗文即积累学问经营文字，是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基础。初进翰苑的曾氏，致力于词赋之学是理所当然的，何况吟诗作文，也是他所喜爱并擅长的事情。翰林院除开是文化部门之外，它还是一个出干部的部门，即所谓的储才养望之地。中央各部的堂官、地方各省的督抚，不少是从翰林院里走出去的。正因为此，当道光二十一年，唐鉴告诉曾氏为学应当以朱熹之书为宗师的时候，他欣然接受，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严格按朱熹的所说身体力行。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以研究理学享誉于世，当时刚从江宁布政使职位上调任太常寺卿。唐鉴对曾氏说，学问有三门，即义理、考核、文章。义理这方面程朱的学问最好，考核之学多求粗遗精，琐碎而不得大义，不必致力，至于文章之学，则以精于义理为基础。文章也不必多用功，用功应在义理上。唐鉴还具体为曾氏指出：检摄于外，在“整齐严肃”四字上，持守于内，在“主一无适”四字上。唐鉴教曾氏从词赋诗文之学中走出来，认真研读义理之学，其实质是要曾氏将功夫从技能的提高转向心性的修炼上。
心性修炼就是人格的打造，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即人的综合素质的培养，这是最为根本的事情。今后能不能担负起国家的重任，能不能成就一番大的事业，第一等重要的并不在能力上，而是在素质上。假若时运不济，不能成大事而只能做一个平民百姓，素质也是决定他在人群中所处状况的重要条件。
按照唐鉴的指引，曾氏为自己的心性修炼列出五门功课，即修诚、居敬、主静、谨言、有恒。
诚是理学中最重要的理念。《中庸》说：“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说：“诚者，圣人之本。”
曾氏将诚作为修身的基础，要求自己“开口必诚”，做到不自欺即以诚对己，不欺人即以诚待人，将“诚”作为处世的根本。
曾氏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的一封家书中专门谈到他近日所作的五箴。其中《居敬箴》中说：“谁人可慢？何日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由此可知所谓居敬，就是指对人对事的一种恭肃心态。怀着恭肃的心态，才会有谦抑待人勤勉办事的行为。
其《主静箴》中说：“神定不慑，谁敢余侮？”“我虑则一，彼纷不纷。”说的是心神的宁静专一，这是应对忙乱甚至危急的最好心理状态。其《谨言箴》告诫自己不巧语、不闲言、不讲道听途说的话、不作夸夸之谈，所说的都应该谨慎实在。其《有恒箴》中警示自己办任何事都得持之以恒：“黍黍之增，久乃盈斗。”
曾氏以日记为督促手段，要求自己做到能慎独，即在没有任何外在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也能按照圣人所教诲的那样去做。他早年的日记，基本上就是这种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记录。
在此期间，他立下两个志向。一为不以做官发财为目的。道光二十九年三月给诸弟信上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二为效法前贤澄清天下。道光二十二年十月，给诸弟信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黎庶昌所作的《年谱》中说：“公少时器宇卓荦，不随流俗，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程朱之学是当时的显学，也是当政者所竭力倡导的学说。读程朱的书，听程朱的话，按程朱的思想办事，是朝廷对它的官员以及一切巴望进入官场的读书人的要求。曾氏拜极有声望的理学大师又是朝中九卿之一的唐鉴为师，一起求学的又有像倭仁这样有名气的高级官员（倭仁时为詹事府詹事），这本身就是有很大影响的事情，加之曾氏是真诚的，而不是借此作为谋迁升的手段，他将修身的成果应用到为人办事的实践中去：对同寅对朋友恭敬谦抑，对职守对差事勤勉端谨。曾氏因此获得了很好的官声，于是有了他的十年七迁的红翰林经历，年仅三十七岁便跻身二品大员。这在当时是罕见的事。他自己曾说过：中进士十年入阁者，全国范围内包括他只有三人，至于湖南则本朝无先例。程朱之学对他心性的修炼、仕途的腾达所起的作用，是很明显的。三十九岁时他正式出任礼部侍郎，然后在短短的三年之内，先后兼任过兵、工、刑、吏四个部的侍郎，官运亨通。从道光二十年到咸丰二年，曾氏在京师做了十二年的太平京官。这十二年，不仅为他日后办大事准备了足够的位望资历，也让他的人格境界有了质的变化。这些，都不是当时其他杰出人物，如左宗棠、罗泽南、李鸿章等人所能比拟的。
咸丰二年，他在家守母丧期间，正值太平军在两湖地区燃起战火之际，他接到命他担任湖南省团练大臣的谕旨。曾氏向朝廷拟了一道恳请在家终制折，请求让他在家守完三年丧期，不出山办事。这道奏折以母丧期间不宜办公事为理由，至于其他的原因，他没有也用不着在奏折中提到。那么，其他的原因有哪些呢？据笔者猜测，大约会有以下几点：
其一，本人不擅长军务，也无心于此。
曾氏典型书生出身，体质与胆气都属薄弱型，对于亲历戎伍，他可能过去从未想过，且太平军声势浩大，对于能否胜任此职，也绝对是毫无把握。
其二，湖南社会混乱，民心浮动。
湖南历来贫穷落后，且民风强悍蛮横，近年来因时局动荡，作奸犯科甚至暴动频发。新宁县的雷再浩在道光二十七年率众起义，声势浩大。经江忠源平定后，又有李沅发继起，直到道光三十年才将李捉住，而巡抚冯德馨因剿扑不力遭逮捕遣戍。道光三十年九月，酃县、安仁、茶陵又拿获谭叙亨等二十多名企图造反者。受拜上帝会影响，湖南民间会党很多，也颇有势力，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原因。曾氏稍后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除天地会外，“又有所谓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饯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往往成群结党，啸聚山林”。要想安定这样的社会，是极其艰难的。
其三，湖南官场腐败，办事难。
近几年，湖南巡抚一直是陆费瑔，此人与布政使万贡珍、辰永沅靖道吕恩湛等人相互勾结，结成一伙贪污集团，民愤极大。朝廷对湖南的吏治也很痛恨，多次下旨痛加指责。眼下，这些人虽然都已不在湖南了，但他们所留下的贪腐风气未变。接替的冯德馨也跟陆是一路货色，原先的人事关系仍然盘根错节。在这样的官场中，要想办成事情是很难的。
基于这些思考，曾氏开始时并未接旨，但不久，武昌失守，湖北巡抚常大淳殉职，新任巡抚张亮基专人来函告知这一情况，并请求曾氏出山。好友翰林郭嵩焘亦为此专程来湘乡劝说他出来保卫桑梓。所有这些，便容不得曾氏不出山了。因为若再不接旨，对于朝廷，对于家乡的官场和父老乡亲都无法交待，这个时候他的一切理由都将不成理由，人们只会视他为自私、胆小的人。于是，曾氏焚烧已经拟好的辞命折，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由家乡启程，二十一到长沙，正式做起团练大臣来。
曾氏是个很有责任心、很爱惜自己名望的人，且他的性格中本有刚强的一面，面对着这样一个局面，不办事则已，要办事便只能按古训：“乱世当用重典。”曾氏于是从程朱转向申（不害）韩（非子），开始他人生的第二次大转变。究其实，这也是不得已的事。申韩之学的特点是：为达目的，不计手段。其惯用的手段则是严刑峻法、严格管理、严厉处罚等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切从严，不讲情面。身为钦差大臣及湘军统领，曾氏来到地方后从严的办事风格是全方位的。
首先是惩治匪乱安定地方一事，其实行的政策是从严的。在咸丰二年二月十二日《严办土匪以靖他方折》中，曾氏很明确地向朝廷表明：“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他甚至命令做几十个站笼，将所抓的匪首关在其中，令他们一天到晚站在街头示众，不到几天便活活地死在笼中。他还命令他的部下有就地正法之权，即若审明会匪身份属实，则就地仗毙。
其次，他对驻守在长沙城里的绿营要求也是从严的。他在咸丰三年六月十二日《特参长沙协副将清德折》里说：“臣等惩前毖后，今年以来，谆饬各营将弁认真操练，三、八则臣等亲往校阅，余日则将弁自行操阅。”这几句话清楚地说明，曾氏是以朝廷下来的钦差身份，对长沙城内绿营实行严格管理的。
此外，他对地方文武官员的态度也是从严的。因为地方文武的不合作，咸丰三年他参劾长沙协副将清德，咸丰五年六月，又参劾江西巡抚陈启迈、按察使恽光宸。对于陈启迈，曾氏自己说：“臣与陈启迈同乡同年同官翰林，向无嫌隙。”曾氏的不讲情面，于此可见。曾氏这样做，招来的是社会恨他，骂他是曾剃头。绿营恨他，永顺协的兵士冲进曾氏的衙门，扬言要杀他。湖南与江西官场也讨厌他。靖港之役失败后，长沙各道城门紧闭，不让湘军进城。在江西，更是处处掣肘，官场上下都与他为难。加之战事不利，朝廷也对他不满，曾氏终于陷入荆天棘地之中。他曾经悲哀地对别人说，他是一个“通国不容”的人。
咸丰七年二月，他在江西前线接到父亲病逝的讣告。此时正是军事困难时期，他上了一道请求回籍奔丧的折子，不等朝廷批复，便匆匆带着弟弟国华离开军营回家。身为前线军事统帅，当此非常时期，不待朝廷批复，便擅自离开职守，曾氏此举是有背常理的。况且，鉴于军情紧急，朝廷也有可能不同意他离开军营。这种“夺情”之事过去是常有的。湘军在江西打仗，不与江西巡抚等地方政府要员见见面就撒手而去，也不合情理。曾氏是个为官多年的人，也是一个组织纪律性强的人，为什么这次如此反常？没有别的解释，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实在混不下去了，巴不得早一天扔掉这个烂摊子。父亲去世这件事，似乎是上天在危难时期有意送给他一根救命稻草似的。于是便有了欧阳兆熊所说的“朝议颇不为然”，左宗棠的“肆口诋毁”，湘赣官场的“哗然和之”。曾国藩也知道自己这种做法不妥，对于外界的指摘，他不能辩解，只能“内疚于心”，终于病倒了。
欧阳兆熊知道他的病不在身体上而是在精神上，所以托名医曹镜初说出那句名言，即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精神上的毛病，心灵上的毛病，得靠黄老之学即道家学说来医治。
道家学说也是一个广博深刻的学问。西汉初期，它曾是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司马迁甚至认为道家在阴阳、儒、墨、名、法各家之上。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道家学说有两条重要观点：一是道法自然，一是柔弱胜刚强。曾氏办团练办军务这些年来所行的法家手法，其主要之点一是强逼二是严厉，这两点行之过头，带来的结果必定是怨恨四起众叛亲离。曾氏眼下的情形，就颇为近似，必须要予以纠正。道家的顺其自然、以柔克刚，便恰恰是对症之药，这就是“岐黄可医心病”。
曾氏经此点拨，立刻醒悟过来。咸丰八年六月复出后，其为人处世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此一改变的要点便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旨。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日记中的一段话，很准确地记录他的这一段心路历程：“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办者，不过太仓一粒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忍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图之。”
这一年的二月十七日的另一段日记，将这一思想转变也表示得很清晰：“因九弟有事求可、功求成之急，不免代天主张，与之言老庄自然之趣，嘱其游心虚静之域。”
正因为曾氏后期行事，以老庄思想为主旨，故在同治三年南京收复、立天下第一功，面临朝廷嘉奖四海恭维、九弟及吉字营将领对朝廷不满甚至有造反想法的时候，曾氏却采取大功不居、功成身退的做法。我们看他给老九四十一岁的祝寿诗，最后的落脚点正是落在“退”字上：“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已寿斯民复寿身，拂衣归钓五湖春。”“与君同讲长生诀，且学婴儿中酒时。”
打下南京后的情形，对于曾氏和湘军集团来说，表面风光无限，其实背后险象环生。曾氏在那时若居功自傲，甚或听信妄言，起兵造反的话，史册上便将会多一个韩信或吴三桂式的人物，少一个文正公，对他的整个人生来说，便谈不上真正的成功。
正如屈原的《卜居》中所说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各家学说，无论是主流学说还是非主流学说，无论是显学还是非显学，都各自有其立论的基础，有其可取之处与不足之处。如儒家学说，以仁养心，以礼治国，以中庸为原则，的确有其正大恒远的一面，立其为主流学说是很有道理的；但规矩太多，约束太多，对人的心灵有压抑，办起事来也显得拘谨迂缓。法家以利为驱使，以法治国，以严酷为手段，成事快，收效速，但刻薄寡情，易伤人心，难于持久。道家以逍遥为怀，以无为治国，以顺其自然为方式，人的灵府的确是无拘无束，能与天地精神往来，但难于合众人之力以成大事。所以，对于各家学说在通晓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依时顺势而用其长，则有可能于世有补，于事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