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善骏·筹建绍兴市越城区

按：建国以来，绍兴行政区划变革如同黄河九曲十八弯，朝令夕改，变化无常。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仿佛成了一块面团，被一个个轮番上岗的面包师，漫不经心地揉捏着，曾经显赫千年的绍兴府不断被重置、降格和缩小地盘。对于近七十年来绍兴的历史沿革，众说纷纭，史料也互有矛盾，然而直面的现实是：余姚丢了，萧山走了，绍兴市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一个“镇”（城关镇）；据说堂堂绍兴市还一度沦落为“人民公社”。

1949年5月 ，绍兴全境解放；10月置绍兴市，隶绍兴专区。1950年5月，合绍兴县、市，称绍兴县，置城关区；9月，城关区复改绍兴市，隶绍兴专区。1952年1月撤销绍兴专区，绍兴市改为省辖；1958年2月，划归宁波专区。1960年8月，改置绍兴市人民公社（注：第一次听说，不知是否准确）；1962年1月，复置绍兴市，废市人民公社。1962年12月废市，置城关镇，隶绍兴县。1964年复置绍兴专区。1968年5月，改名为绍兴地区，并成立绍兴地区革命委员会。1978年9月，改名为绍兴地区行政公署。1979年，复设县级绍兴市，与绍兴县同城。1983年7月，撤销绍兴地区，改设省辖绍兴市，置越城区。

越城区的出现——说是“浴火重生”也好，说是“重起炉灶”也好，是一次对绍兴历史原貌的重大恢复，也对今天的绍兴大市得以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奠基作用。本文作者谢善骏是当年筹建越城区的主要负责人，文中记叙了当年越城区筹建过程及越城工业财贸战线在改革开放中迈出的最初一步。

1983年9月，在越城区嶯山街道办事处工作的我正在广州调研。突然接到办事处书记的三份加急电报，叫我立即返绍，第三份电报还特别写明，不是家里的事。我急忙赶回绍兴，书记告诉我：市委决定要建立越城区，叫我筹建越城区，给了我8个人，主要是搞政审工作。我又要了4个人，搞秘书工作，写各种材料，如区政府工作报告、简报等等。筹建工作从选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开始，建立人民代表大会，不仅选区里的，还要选市里的。一直到选出区人大主席、正副区长，当时区没有政协，所以区政协主席就不选了。

建立越城区有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因为没有组织宣传工作人员，只有我1个人来完成。大约用了1个多月时间，越城区成立了，区党委、区政府主要人员也陆续报到了。但区政府各部门的人员也要我提出初步名单，办完这些事，我的筹建工作也就完成了。领导叫我不要回嶯山街道了，等候分配。不久市委任命下达，任命我为越城区委委员、区工业财贸局党组书记兼局长。这是1983年10月的事情。

从1983年10月到1986年5月，我就在越城区工业财贸局工作。当时政府一届只有3年。在区工业财贸局工作期间，我主要做了下面几件事情：

一．整顿合并了一些企业。越城区建立后，绍兴县的东湖区也划归越城区，东湖区改为东湖镇。越城区的企业原来是绍兴县城关镇的企业，这些企业都是一些小微企业，没有什么拳头产品，好一点的企业都被市里拿走了。这样就要把城关镇的企业和东湖区的企业进行整顿合并，而且还不能辞退人员。经过整顿把60多个企业合并成30多个，都是实体工厂。

二．调整配备主要负责人。原来的厂长配备中很多都是管理型的人员，不会搞销售和组织货源的工作，造成企业停步不前，甚至倒闭。经过调整，厂长基本上都改成了经营性的人员，原来的厂长改为管理党的工作。这样厂里生气有了，GDP也上去了。

三．调整了工厂地址。越城区的工厂，除了原来东湖区外，其他都在市区，没有发展空间，噪声，污染等问题严重，不仅环保等部门有意见，群众的反映也很大。我们征收了从市区到东湖公路南边的全部土地，把可迁的工厂都迁出去了，工厂得以发展，也解决了市区环保问题。

四．建造了职工宿舍。有一次我到一个厂长家里去坐坐，看到他家里3间平房，老爸老妈、他自己家属和孩子共5人，地还是泥沙的，水泥都没有，更不说地板了。而且他的老爸还是街道的工厂厂长，两个厂长家里就是这副模样。看到这种情况，我和局里其他领导商量了一下，决定给有条件的厂长书记都分配一套房子，而职工由厂里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我们为这些厂长、书记共建造了九十多套标准房，另外还给他们配备了煤气罐，当时煤气罐是紧缺物资。单位自己给职工也建了不少宿舍。

五．成立了8个经营性的公司。原来是10个公司，后来有两个不适合搞经营，所以只留下8个。这8个公司都在绍兴市区解放路上，也就是绍兴最热闹的中心地带。经理人选都是在局里呆着的人，平常没有任务，是储存的后备人员，也有从绍兴县找来的。开始我只给每家公司2万元钱，其中5千元是装一个程控电话，其余是租一间房子做办公室，会计是我们配备的。没有流动资金，但是给了一条政策，就是每月的税后利润三七分成，其中3是工资。这种白手起家的事，在绍兴还是首创，其他地方敢做。想不到第一个月就出问题了，月底结账的时候一算，按三七开，经理所得每人都有万把元，多的有2万多，要知道那时我的工资还不到300元，没办法只能失信了，开会和大家商量，每人只能拿2千元，经理们也比较开通，都同意了，就按这个发了。分配问题后来就有封顶了，经理工资不能超过职工平均工资的5倍。

想不到问题又来了，2千元一月的工资，震动了绍兴市，市委书记来了，问是怎么回事，好在区委书记情况了解，向市委书记说明了，市委书记也不说了。因为毕竟是国家拿大头，集体拿中头，个人只拿了个另头，还给绍兴市解决了一些紧缺物资。这些公司发展很快，不久8个公司都在绍兴市解放路建了自己的房子，其中最大的是绍兴大厦，是绍兴市最高的房子。事情发展到这种情况，新问题又来了，这些公司工资多，还有宿舍，越城区机关干部都来找我了，要把妻子、子女都安排进公司。这些经营性的企业，要的是能搞供销的人，而不是这些坐着等发工资的人，这就不可避免地得罪了很多机关干部，连我自己的子女也无法进去，落下对父亲的埋怨，但这是不得已的事。

六．召开全国协作大会。我们和全国90几个市属区有协作关系，如上海的徐汇区、武汉的江汉区等等。大概是1985年，由我们为主召开了一次协作大会，很多区是书记、区长、政协主席带队来的。可能是我们的GDP太高了，他们都想来看看我们是怎么搞的。我们把越城区的所有酒店都包了，才算勉强安排住下。参会各方都把带来的产品放到展销大厅展出，供大家参观订货。大会每天都出简报报导订货情况，可是每天都是我们越城区销售数量遥遥领先，而且数额很大，其他那么多区基本没有，大家非常惊奇，不知道什么原因。

会议结束前，各方一定要我们介绍经验，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写了个题纲就发了言。我说，其实主要就是一点，我们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性，而人是第一生产力。调动人的积极性这一法宝的秘诀，就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我们的分配是分成拆账，按照税后利润分，有一个最高封顶，经理工资不能超过职工平均工资的五倍。而其他各地仍采用基本工资加奖励的老办法，这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而且亏本了还要发工资，我们是亏本了不仅没有工资了还要赔。这次发言不知道对他们有没有启发。

大会也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就是我们区长反对开这个协作会议，其实会前我们曾给区政府写了报告，而且经区里批准后我们才开的。开会时我们每天在《绍兴日报》上登广告，不料区长反对，命令马上停止广告。我们作经验介绍时，区长不上主席台，坐在下面，要我拉他上来，人家区委书记、区长、政协主席都来了，我们区长就不和他们见面。

当时区委书记随市委书记到新疆参观去了，我们几次向市委要求，由区长去新疆，但市委不同意，一定要书记去，这样区长就在家主持工作。大会上区长这种态度，其他区也看出来了，有些区还向我打招呼，叫我不要为难，长沙的一个区还请我到他们那里工作。在随后的越城区局长会议时，区长还批评我召开这种大会是错误的；不过第二次局长会议时他又承认，这个会议是区里批准的。

1986年5月至1989年7月，我在越城区区委办公室任巡视员，1989年8月退休。1994年10月市区合并，我的退休关系转到绍兴市市委办公室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