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栋梁”的高度与跨度
——走进梁思成的思想“大楼”
中国文化报记者 李亦奕
他对中国古代建筑所做的田野调查和科学测绘专注而严谨；他在回国后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交的书信中洋溢着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他参与创办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所学校的建筑系；他致力于创立属于我们自己民族的建筑语言……他就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梁思成，一位在中国现当代建筑史乃至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都不能绕过的人物。
今年是梁思成先生诞辰12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功若丘山的学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联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精心筹划了“栋梁——梁思成诞辰120周年文献展”，包括照片、录像、图纸、模型、书信、手稿以及空间装置等近400件珍贵资料的面世，全面且客观地向人们描绘出一个瑰意琦行的梁思成。策划上，展览空间被营造成了一个“墓园”，放置其中的展柜都是按照墓碑的格式和规制来做的，因此，这是一场需要“俯身”观看的展览。进入历史档案的每一幅图像、一段陈辞、一张描绘，都成为墓志铭上的一段铭文，令人感慨，发人深省。
家学、西学和国学
何谓“栋梁”？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庄惟敏在展览前言中这样说道：“栋梁是要有高度的，需要曾经越过重洋，并俯瞰重洋。于是展览始于梁思成先生的求学。家学的积淀、西学的思路、国学的方向编织在一起，辅以他活跃的天性，既是先生成就的起点，也可以说开阔了先生学术的天空。”
回顾梁思成的求学经历，策展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苏丹表示，可从4条线索探究他吸收养分的过程。第一个是国学的线索。1915年至1922年间清华学校的经历可以说是这个线索的基础；1923年梁思成因车祸休学的经历则应归入“提高班”范畴——在梁启超先生亲自指导下研读《论语》《左传》《孟子》《战国策》《荀子》，是令人羡慕的经历。1925年11月梁启超题赠给梁思成、林徽因的古籍《营造法式》，更是奠定了二人毕生重要的治学方向。第二个是语言的线索。可以简单列数如下：梁思成11岁回国前的日文训练；常年的英文训练，并参与翻译韦尔斯的《世界史纲》；1927年填报申请哈佛大学研究生表格中自述的三年德语学习和一年法语学习经历，为他构筑了通识原著的根基。第三个是技能的线索。回到清华学校时代，梁思成曾任校军乐队队长、校刊美术编辑，并在学校运动会上获跳高第一名。对于音乐、美术、体育的热衷，加上对于一切新器材的尝试，成就了梁思成动手的热情和对测绘工具的谙熟。第四个是专业的线索。留美生涯进一步引领梁思成走进庄严的学术殿堂。殿堂前的台基上，满是纵横的图板和图桌，满是从草稿到成图的皓首穷经的身影。
在美留学期间，梁思成对中国建筑在西方出版的著述尤为感兴趣。1927年，他向哈佛人文艺术研究所提出了入学申请，理由是研究东方建筑。通过密集的阅读，梁思成发现“西方的学者根本不懂中国建筑的'文法’，他们以外行人的视角描述中国建筑，语焉不详。” 梁思成还四处搜罗有关建筑的中文书籍，可惜几乎一无所获。中国建筑结构上的奥秘、造型和布局上的美学原则，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中国有建筑史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父亲梁启超寄来的古籍《营造法式》即是一部北宋官方颁印的中国古代建筑百科全书，记录了各种建造工艺、加工方法，这些方法、技巧在中华大地落地，化为一座座同样毫不逊于西方的建筑。但由于没有实际史料的注释，《营造法式》的许多描述如“天书”一般晦涩难解。这段学习经历对梁思成影响极大，一颗修建中国建筑史“大楼”的种子在此刻萌芽。
书写中国建筑史和破译“天书”
1931年，梁思成回到当时的北平，进入中国营造学社工作，任法式部主任，开启了长达10多年的考察历程。他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先后奔赴15省200多个县，开展中国古建筑的田野调查工作。
建筑史学家、前营造学社社员莫宗江曾回忆与梁思成一同考察的情形：“到哪一省？走哪几条线？先到北京图书馆，把原先所有的地方志，县志、府志，全借出来，这里面记载的有哪些有名的庙？哪些古庙？哪些重要的文物？都抄在一个本上。我们走的时候，就顺着这个本子一路找过去。到了地方上，挨着个问：这庙是在哪儿？什么地方？现在保存情况怎么样？哪个地方能去？”通过这样的方式，梁思成率队发现、测绘和研究了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唐代建筑，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与山门、河北应县木塔等辽代建筑，河北正定隆兴寺摩尼殿与转轮藏殿、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等宋代建筑，以及隋代敞肩式石拱桥——赵州桥等众多中国建筑史上的经典杰作，并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具有世界级学术水平的论文。
梁思成极为重视古建筑测绘，在1933年9月测绘应县木塔时，甚至不顾生命安危徒手攀援铁链测绘塔刹。他与助手莫宗江合作的一系列古建筑测绘图，成为迄今无人超越的典范。
抗日战争期间，营造学社被迫南迁，辗转经过武汉、长沙、昆明最终落脚在四川南溪县李庄。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梁思成与学社同仁著就了《中国建筑史》和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两部巨作。
而对于《营造法式》的研究、破译，梁思成首先通过学习清代建筑和清工部《工程做法》理解清式建筑做法，并于1934年出版专著《清式营造则例》；继而结合唐、宋、辽、金建筑实物，逐步释读《营造法式》——尤其在深入理解法式“大木作制度”中“以材为祖”的建筑模数制的基础上，将其与西方古典建筑中以柱径为设计模数的ORDER（今译“柱式”，梁思成曾将其译作“型范”）相提并论，并极具开创性地提出这是确定建筑比例的基本方法，对中西建筑史比较研究做出重要贡献。在《中国建筑史》等一系列论著中，梁思成把宋《营造法式》和清《工程做法》称作中国建筑的两部“文法”课本。
梁思成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中说道：“研究实物的主要目的则是分析及比较冷静的探讨其工程艺术的价值，与历代作风手法的演变。知己知彼，温故知新，已有科学技术的建筑师增加了本国的学识及趣味，他们的创造力量自然会在不自觉中雄厚起来。这便是研究中国建筑的最大意义。”而他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也成为了其在城市规划与保护、建筑设计及教育领域的基石与源泉。
保护文化遗产永不妥协
1945年8月，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梁思成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提出城市的最高目的在于使民安居乐业，“市镇计划”（即城市规划）是民生的基本问题之一。他极富远见地提出战后城市的重建与发展应借鉴城市规划学者埃利尔·沙里宁的“有机性疏散”理论，避免重蹈欧美近代“大都市病”之覆辙。
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方案建议整体保护古城区，在西郊建设新城，平衡发展城市。避免单中心城市弊病以及大规模旧城改造带来的经济与社会负担。因为种种原因，这一方案最终未被采用，但学界普遍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进入高速发展，梁思成规划思想的超前性开始显现，特别是行政带动、另辟新区的发展模式，几乎就是“梁陈方案”的直接翻版。
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梁思成既是重要的开拓者，更是永不妥协的守护者。数年间，梁思成主持或参与了山东曲阜孔庙、北京故宫文渊阁和景山万春亭、浙江杭州六和塔、江西南昌滕王阁等古迹的保护修缮工程方案，并提出“整旧如旧”的保护修缮理念，即在进行古建筑保护修缮时，要做到“旧的部分除了从内部结构上加固，或者把外面走动部分归安之外，尽可能不改，也不换料”，从而使保护修缮后的建筑给人一种“老当益壮”而不是“返老还童”的印象。这些都成为了此后文保界长期遵循的范本和原则。为了保护北京古城，梁思成更是奔走呼吁、竭尽所能、屡败屡战。他的那句惊世长叹——“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更是被后人所铭记。
“新而中”的自觉和信念
梁思成的建筑设计作品与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条探寻中国现代建筑之路的主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求“新而中”。自192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梁思成设计了近20个建筑项目。他的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关肇邺总结道：“从建筑类别、地域、标准和风格等多方面来看，都具有极大的跨度：从国家最主要的纪念碑到商店店面，从盛唐风格的纪念堂到属于当时最新现代风格的校园建筑，从国际最高水准的现代派会堂建筑到山区地方材料、手工建造的民居庭院。”此外，还包括他分别为父母、爱妻以及三弟设计的墓碑，饱含至亲的情感和知音般的理解，感人至深。
比如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1951年8月，病中的梁思成就纪念碑碑形设计问题写信给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指出初步方案中的“大平台”“大门洞”等问题，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设计意见，并附有精细的插图。此次展览展出的一份梁思成手稿，讲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诞生的经过。手稿中他写道，兴建委员会一共收到了方案一百七八十份，大致可分为中国传统形式、欧洲古典形式等样式。经过讨论，大家明确了：以镌刻文字为主题的碑，在我国有悠久传统，所以采用我国传统的碑的形式较为恰当；碑文中的英雄史迹，可用浮雕表达。这些设计理念，最后均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得到了体现。
1947年，梁思成作为顾问团唯一一位中方代表与其他九位国际著名建筑师齐聚纽约讨论联合国总部大厦的设计方案，彼时录下的影像是唯一存留下梁思成声音的珍贵史料。他提交的设计方案仍然体现出传统中国式建筑设计的特点，比如用低层的建筑围合成庭院和园林的整体布局等，他希望在该栋建筑中办公的人们能够更好地享受到充沛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从而获得最高的效率。
“此番报告发言在当时很轰动，他的讲话内容和展现出的学者风度令我向往，于是我决定从燕京大学转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关肇邺说，梁思成的建筑设计观广阔而博大，他将建筑设计置于综合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情形下来思考，并且深深植根于祖国建筑遗产的土壤。
既开风气亦为师
大师风范还体现在深刻的教育思想上。作为中国近现代建筑教育的开创者之一，梁思成一手创办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两个建筑系，形成了中国建筑教育的理念基础和基本训练体系。1945年3月，梁思成致信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建议母校创办建筑系以培养急需的建筑人才。他提议舍弃“颇嫌陈旧”的学院派“布扎”体系，采取“着重于实际方面”的包豪斯教学方法，并逐渐分添建筑学院各系。在1947年赴美考察建筑教育归来后，梁思成进一步描绘出基于“体形环境”观念的现代建筑教育体系的目标与蓝图。
“梁先生所说的'体形环境’的观念，是说大到一座城市小到一件工艺品都是体形环境的一部分。一切有体有形能够成为环境要素的，建筑师都有责任去关心。实际上，表达了建筑师的视野要宽泛。展现出令人赞叹的远见卓识。”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顾问总建筑师黄星元说。
此次展览除了呈现梁思成建筑教育思想的历史演进之外，还着意展示了他在教学活动中的场景——这些身处学子们拥簇中的音容笑貌，使观者更能贴近作为“师者”的梁思成。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建筑师刘力回忆道：“什么是真正的艺术，梁先生常说你不要做很多动作，然后达到一个动人的效果，这也是一种意境。”展厅一隅，一只汉代小陶猪吸引了众人目光，梁思成常常以此类“教具”训练学生的审美修养，他说学生们何时能看出小陶猪的美，就能从建筑系毕业了。
梁思成自谦是个严谨而快乐的“拙匠”，“只有这样的'拙匠’才能使压力变成快乐，才不会把自我牺牲看作牺牲。栋梁是要有跨度的。需要以社会为己任，以教育为目标，需要有一切面向健康子孙的关切。做一个'拙匠’，让我们这个明星时代的建筑学人以此共勉。”庄惟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