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病因学说
病因学说
虽然，《内经》中没有提到“病因”这个词，但是，这个概念是应当存在的，《内经》多次隐性使用了“病因”这一概念，即讨论疾病是怎样发生的，所以，后人才造出这个词来。然而，后人造出“病因”一词，却没有明确其定义，从而使得基础理论与辨证治疗脱节，造成临床应用理论混乱。对“病因”的理解，即致病原因，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其实不然，现今我们认为的“病因”只不过是一些与疾病有关的表浅现象，根本没有触及“病因”的实质。
《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温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气合而有形，得藏而有名”。“燥温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一直被误认为“病因”，其实，这里所说的各种环境因素，都是引起疾病的可能因素，而不是“病因”。只有当“气合”，即几种因素相结合的时候，方能成为病邪，再有了可乘之脏腑器官，这时才真正成为“病因”，而引起疾病。
那么，“病因”究竟包含哪几个方面呢？对《内经》的整体研究发现，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先天秉赋、二是天地之气、三是心神志意。
第一节 中医病因学说
《内经》的人体观，不是先把人体定格为某种特定的事物，如机器，也不是追究人体到底是由什么物质组成的，更不相信鬼神的作用，而是把人与其它各种事物同样看作是由天地所生成的客观存在。包括人在内的各种事物，由于所受天地之秉赋多少与偏颇而各有不同的形质，其中，人是所受秉赋最为全面、均衡的。人与其它事物一样，不为任何目的而来，不因任何原因而去，自生自长自消自灭。如果不能顺利完成这一过程而“尽其天年”，便是疾病。那么，造成人体疾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是先天秉赋。
一、先天秉赋
每个人的秉赋各不相同，《灵枢·本藏》：“五脏者，固有小大、高下、坚脆、端正、偏倾者，六腑亦有小大、长短、厚薄、结直、缓急”。不同的秉赋，会造成不同的疾病，有的是身体的，有的是人格、心理的，《灵枢·本藏》：“五脏皆小者，少病，苦憔心，大愁扰；五脏皆大者，缓于事，难使以扰。五脏皆高者，好高举措；五脏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脏皆坚者，无病；五脏皆脆者，不离于病。五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脏皆偏倾者，邪心而善盗，不可以为人平，反复言语也”，《灵枢·本藏》在用树木的坚脆作比喻后说：“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节皮肤腠理之不坚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为病也”。
二、天地之气
既然，人是由天地所生，那么，天时地利之异也就可以使人患病。
《素问·异法方宜论》讲的就是东西南北中五方地势、水土所致的多发病的不同。东方多痈疡、西方多生内脏病、北方多脏寒满病、南方多挛痹、而中央多痿厥寒热。《素问·异法方宜论》：“一州之气，生化寿夭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高下之理，地势使然也……高者其气寿，下者其气夭，地之大小异也。小者小异，大者大异……”。另外，地之气对人的作用还包括（通过）饮食五味。
天时变化对人体造成的伤害，一是，年衰月空之时卫气衰，再遇虚邪之风则可伤人（见《灵枢·岁露论》）；二是，运气客主胜复之时有风热湿燥寒火六气可使人致病（见《素问·至真要大论》）。
三、心神志意
人异于其它万物最根本的就在于“神”，《灵枢·天年》：“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
从《灵枢·本藏》：“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灵枢·本神》：“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可以看出，能够影响神的是“志意”。志意是心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自主的，能左右心神。志意的状态直接关系到人的疾病与健康。《内经》多处提到，“志意治”则不易患病，“志意不治”则病不易愈。特别是心神志意所生的七情过度，成为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
以上先天秉赋、天地之气、心神志意三者是生命之本，也是造成疾病，使人不能顺利尽其天年的根本原因。然后才有对各种不同致病因素的具体阐述，这就是后人所谓的“病机”，即病理机制，而非《内经》病机原意。
这三个致病原因，是不分内外的。《内经》的生理、病理都是认为人与天地是浑然一体的，人的个体不过是天地自然的一个全息单位，这个全息单位没有内外之分，其病因也就没有内因、外因之分。后世所谓的内因、外因、不内外因的“三因说”，只是一个为了掌握（记忆）病因各种不同属性的一种相对分类方法，对于辨证治疗是没有作用的。病因只分邪、正（真）两个方面，即邪气盛、正气虚，凡病皆如此。若以邪气盛为主导而正气不甚虚，则为实证；若以正气虚为主导而邪气不甚盛，则为虚证。如果，不是这样理解病因，那么，就无从理解张仲景的用药规律。仲景之后除了有些经验方积累以外，再无人能够系统地制出那样精悍神效的方剂，对“病因”的不正确理解则是重要原因之一。后世医家能够模拟使用仲景经方的，便可称之为“伤寒大家”了，这样的大家，不过是经验的收集与验证罢了，不曾带来中医理论的任何进步。
第二节 中医与西医病因学说的差别
这三个致病原因，包容了西医所有的致病原因。无论是微生物，还是代谢紊乱、免疫失调、基因变异、身心疾患等等，《内经》都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阐述的。例如疟疾，西医从生物学角度阐明了其病因是通过接收疟原虫所致的疾病。而《素问·疟论》却说是夏伤于暑或汗出当风，邪气与卫气并行，卫气昼行于阳、夜行于阴，邪气随之内外相摶而发病。若从西医学角度来评判，说《内经》理论荒唐、幼稚，恐怕没有人反对，可是，按照《内经》理论对疟疾进行治疗，特别是使用针刺疗法确有卓效，甚至胜过药物疗法，这样，就不能否定《内经》理论的正确性，这个理论又没有去否定西医的什么东西。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定理还是定律，都不是自然规律本身，只是人类认知这个世界的一种方法论，属于人的主观范畴。中医与西医作为两种不同的认知体系，在认知方法这个层次上是可以比较异同的，但是，具体到了各自的理论上，两者则没有可比性，也就是说，不可能一个成为标准来衡量另一个的对与错。所谓“用西医研究中医”的提法，是一个大多数人都赞同，然而事实证明却是极其荒唐的。切记，科学理论是没有“从众”习性的，检验一个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只能是其逻辑的自洽与实践的有效。
了解考古学碳十四测年技术的都知道，在宇宙射线的作用下，组成氮气的氮原子发生了变化，成了碳元素的一种同位素，碳十四。所有生物，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活着的身体不断地从大气中吸收碳十四，同时身体里的碳十四会不断地衰退而变回氮气。我们不是要探讨碳十四本身在医学上的作用，而是借此说明天地自然与其全息单位动物、植物、微生物等万物是有着信息传递与应答的途径和方式的，而这种信息传递与应答途径和方式的规律是可以认识与掌握的。何时、何地、何人，发何病，必然有其规律，中医就是这样利用了今人控制论同构对应性原则在总体上把握的（《素问·五常致大论》：“敷和之纪，木德周行，阳舒阴布，五化宣平。其气端，其性随，其用曲直，其化生荣，其类草木，其政发散，其候温和，其令风，其脏肝，肝其畏清；其主目，其谷麻，其果李，其实核，其应春，其虫毛，其畜犬，其色苍；其养筋，其病里急支满，其味酸，其音角，其物中坚，其数八……升明之纪，……其虫羽……备化之纪，……其虫倮……审平之纪，……其虫介……静顺之纪，……其虫鳞……”）。
小结
先天秉赋、天地之气、心神志意三个致病原因构成了中医病因学说。人与天地是浑然一体的，人不过是天地自然的一个全息单位，人的秉赋、疾病也势必与天时地利相关。
对于病因，中医与西医采用了不同的认知方法，中医注重宏观规律性的把握，西医注重微观实质上的研究，两者没有可比性，但具有可溶合性。溶合的前提是，中医固有理论的真正揭示及人类认识自然方法论的革命性进步。生命与疾病，既不像中医几千年前认识的那样粗旷，更不像西医今天研究的那样肤浅，医学有着极大的发展前景。这种溶合，必然是以博大的中医为主，吸纳西医某些合理的认识。
既然，人与各种事物都秉受于天地，而天地之气又是“大则无外。小则无内”，所以，我们对于人体的认识就不应受任何约束与限制，不必拘谨于某些主观的理论与定律，以致拒绝承认某些客观事实的存在，如一些无法用现代科学解释的中药的疗效。中医理论之所以博大，或者说具有巨大的包容能力，正缘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