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为何有“坐隐”、“忘忧”之别名？

北齐文人颜之推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围棋有坐隐、忘忧之目，颇为雅戏。'意思就是说，围棋还有“坐隐”、“忘忧”这样一别名，这是一种很高雅的游戏。将围棋称之为“坐隐”、“忘忧”都是东晋时代出现的。东晋时期，围棋风靡一时，而且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始终受到众多名士的垂青。时有名士王坦之，字文度，因官居北中郎将，故世称王中郎。此人声望很高，《王中郎传》说他“器度深淳，孝友天至；誉辑朝野，标的当时。”他对围棋也是情有独钟，爱不释手。据《世说新语》记载，他在守丧时，只要有客人来访，他竟然可以置礼教关于丧期间不能作乐的禁忌于不顾，公然同客人纹枰对局。这一方面固然是名士风范的表现，但另一方面也确乎表明了他对围棋的酷爱程度，赋予围棋以“坐隐”的雅号就开始于他。《世说新语》说：“王中郎以围棋为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这里的支公，就是支遁，乃东晋有名的高僧。东晋另一名流祖讷则称围棋为“忘忧”。祖讷，字士言，他的弟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闻鸡起舞、击楫中流的壮士祖逖。祖逖素有大志，无奈时运不济，在北伐中因孤立无援而告失败。祖讷对弟弟的失败感到十分痛心，终日弈棋。朋友王隐劝他要珍惜光阴，不要把时间全部花费在下棋上，祖讷回答说，“我亦忘忧耳'。称围棋为“忘忧'就源出于此。

“坐隐”、“忘忧''作为围棋的别名出现于东晋时期，这不是一种偶然，相反，是那个特定时代的必然产物，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我们知道，司马氏立晋不久，便开始了八王之乱，随之而来的又是五胡之乱，最后不得不南渡长江，偏安江左，是为东晋。江左政权初期，文士们普遍沉浸在动乱所带来的悲怆与哀痛之中。《世说新语·言语》记载，太子洗马卫珍渡江时，形容憔悴，神态惨然，对左右说道：“看到这茫茫江水，令人百感交集。”南渡之初，过江诸名士，常于风和日丽时聚会于新亭。一次，名士周面对新亭美景，不觉深深地叹息：“风景虽同昔日，奈何半壁河山，已换新主。”遗憾的是，他们中的多数人并未从悲怆与哀痛中振作起来，尤其是随着祖逖、桓温北伐的相继失败，多数文人更是感到前程渺茫，世路艰危，与其振臂疾呼，不如偏安一隅。在偏安心态的支配下，更兼之魏晋玄风熏陶，逃避现实，推卸责任，趋向超脱遂成为东晋士风的基本标志。表现在他们的现实行为和人生旨趣上，不外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固守心灵的净土以保持精神平衡，正如谢安《与王胡之诗》所咏：朝乐朗日，啸歌在林。夕玩望舒，入室鸣琴。五弦清激，南风披襟。醇醪淬虑，微言洗心。幽畅者谁，在我赏音。二是陶醉于山林之趣以体认有限生命的欢乐。《世说新语》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不妨试引数例：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日：“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眈其上，若云兴霞蔚。”简文入华园林，顾谓左右日：“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可见，山水自然已完全融人了他们的生命。三是炼丹服药以企盼自然生命的延续与永恒。所以信奉神仙道教蔚成东晋士人之风气，葛洪、殷仲堪、王羲之都是其中颇有影响的代表。这一切，尽管行为方式各不相同，客观意义也不能等而视之，但就其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而言，又是充分一致的，即不愿意也没有勇气正视现实，但又摆脱不了严峻的现实加诸精神的沉重苦难的折磨，进而企图在现实之外的领域营造一片栖息灵魂的世界。如果说它们是偏安心态的表征的话，那么，毕竟也不失为一种无奈中的自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视围棋为“坐隐”与“忘忧”也就能够得到历史和逻辑的合理阐释。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东晋文士置身于江左一隅，虽然没有迫在眉睫的乱亡生活，也不乏富足的物质享受，但又到底免不了国破家亡的创痛和举目山河之异的悲伤。更重要的是他们又普遍缺乏重振江山的气概和慷慨赴敌的胆魄因此，消极的避世与排忧成为一种最佳选择。围棋以其特有的功能恰好契合了这样的人生态度，于是，遁人黑白世界之中纹枰对局以远离现实，暂时缓解和忘却灵魂的重负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从逻辑的角度来看，既然当时的文士们普遍缺乏正视现实的勇气，那么，举凡远离现实的领域，都可能对他们那颗企图逃避现实的心灵构成一种强烈的诱惑。正像固守内心、忘情山水、热衷丹药一样，亦如静坐弹琴一般，围棋同样可以成为供灵魂隐居的空间，同样可以让他们暂时忘却种种现实的烦忧。因此，“坐隐”、“忘忧”在这个时期成为围棋的别名是不足为奇的。（老王不卖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