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的生平与思想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别号若士，晚年自号茧翁，自署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他的一生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时代，那正是朝廷腐败、社会动荡的明代中晚期。明世宗好声色喜丹术，明神宗酒色财气四毒俱全。朝中宦官专权未息，内阁党争又起。边关多外患，北有俺答部落的频频骚扰，南有倭寇的时时进犯，都给京畿地区和东南沿海数省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出生在读书世家，汤显祖承袭了四代习文的家风。他5岁就能属对联句。10岁学古文词，对《文选》颇为喜爱。14岁补为诸生，在县学里名列前茅。21岁时又以排名第八的成绩中了举人。此后几年，他先后印行了《红泉逸草》、《雍藻》(已佚)和《问棘邮草》等三部诗集。
这位江西才子开始向京城发展，但却在全国性的进士科考中屡考屡败，一再受挫，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才以第三甲第211位的排名中了进士。汤显祖在科考上如此坎坷，其中确有原委。传说当朝首辅张居正曾先后两次让汤显祖为自己的儿子陪考，幷许愿让其高中鼎甲。但正直的汤显祖每次都断然拒绝，自谓“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直到张居正病故后，汤显祖才得以跻身到进士的行列。此时，张四维和申时行两位内阁新要又令其子前来拉拢，汤显祖再度敬谢不敏，当然也就不能官居要津。等了一年后，汤显祖要求到南京去，作了个掌管礼乐祭祀的太常寺博士。
万历十九年(1591)，官闲志不闲的汤显祖向皇帝上本，在著名的《论辅臣科臣疏》中直接抨击首辅申时行等朝廷大员，同时也间接批评了褒贬失当的皇上。这就引起了神宗与申时行等人的极大愤怒，遂将汤显祖贬谪到遥远的广东徐闻县任小吏典史。两年后，汤显祖才被调到偏僻贫穷的浙江遂昌担任知县。他在遂昌任上灭虎清盗、劝学兴教；每逢除夕、元宵，还令狱中人犯回家团圆或上街观灯，成为两浙县令中政声极佳的官员。
弹指之间，汤显祖在仕途上已经颠簸了15年，任遂昌知县也满5年了。继任首辅王锡爵曾经被汤显祖上疏时抨击过，自然对他不甚喜欢，有意压下了荐举汤显祖的公文。长期屈沉下僚的汤显祖上感于官场的腐败，下感于地方恶霸之有恃无恐，还因为爱女、大弟和娇儿的先后夭亡而深受刺激，乃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毅然辞官，归隐于临川玉茗堂中。汤显祖先后创作了《牡丹亭》(1598)、《南柯记》(1600)、《邯郸记》(1601)，连同以前所写的《紫钗记》在内，合称为“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幷在剧作中完整地展示了他的“至情”论。
汤显祖的“至情”论主要是源于泰州学派，同时也渗透着佛道的因缘。
汤显祖的老师罗汝芳，是泰州学派代表人物王艮的三传弟子。他在任云南参政时因全力阐扬泰州学派的理论而被罢官。他在《近溪子集》等书中提出“制欲非体仁”的观点，肯定了人的多重欲求。汤显祖从其师身上直接体悟了泰州学派的一些主张，自谓“一生疏脱，然幼得于明德(汝芳)师”(《答邹宾川》)。对汤显祖的思想大有启发的人物，还有王学左派的后期代表、著名的反封建斗士李贽。李贽的诸多论说带有市民阶层强烈的个性解放色彩，对汤显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李贽幷列为当时思想界“二大教主”的禅宗佛学家达观和尚，与汤显祖有着多年的神交。达观在其有生之年，几乎总在关注幷劝化着他。汤显祖中举后曾在南昌云峰寺题过两首禅诗；没想到时隔二十余年，达观在初见汤显祖之时，还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汤显祖的“寸虚”佛号，也是达观所赐。
业师罗汝芳、亦师亦友的达观和尚、素所服膺的李卓吾先生，在汤显祖思想与人格的形成过程中矗立起三座丰碑。他曾深情地回顾道：“如明德先生者，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人(达观)之雄，听以李百泉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答管东溟》)可见，他们对汤显祖确立以戏曲救世、用至情悟人的观念都影响至深。
仙风道骨的隐居传统、寻幽爱静的家庭祖训，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汤显祖的人生选择。祖父40岁后隐居于乡村，幷劝慰孙儿弃科举而习道术；祖母亦对佛家经文诵读不倦。就连汤显祖的启蒙老师徐良傅，虽然身为理学名臣徐纪之子、幷曾任武进县令，因直言被罢官后也对蓬莱仙境景仰契念。罗汝芳也深通神仙吐纳之旨。凡此种种，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汤显祖的人生信念。他之所以没有偏执于仙佛一端，也与仙理佛旨的左右牵引所形成的相对平衡有关。徘徊出入在儒、释、道的堂庑之间，使得汤显祖更加洞彻事理，更能从容构建自己的“至情”世界观，幷在戏剧创作中予以淋漓尽致的演绎和张扬。
汤显祖的“至情”论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
从宏观上看，世界是有情世界，人生是有情人生。“世总为情”(《耳伯麻姑游诗序》)，“人生而有情”(《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情’与生俱来幷始终伴随着生命进程。而且“万物之情，各有其志”(《董解元西厢记题词》)，各有其秉性和追求。“思欢怒愁”等表像、感伤宣泄等渠道，都是情感流程中的不同环节。世间之事，非理所能尽释，但一定都伴随着情感的旋律。
从程度上看，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至情”，《牡丹亭》便是“至情”的演绎。汤显祖在该剧《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种贯通于生死虚实之间、如影随形的“至情”，呼唤着精神的自由与个性的解放。
从途径上看，最有效的“至情”感悟方式是借戏剧之道来表达。戏剧表演可以“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极人物之万途，攒古今之千变”，使得观众在戏剧审美活动中无故而喜，无故而悲，将旁观者的冷漠与麻木不仁的状态调整过来，“无情者可使有情，无声者可使有声……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疬不作，天下和平”，人们最终在“至情”的照耀下，于戏剧的弦歌声中，把世界变成美好的人间(《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汤显祖曾经尝试过以情施政，在县令任上创建其“至情”理想国。情之所致，除夕、元宵所放之囚犯按时归狱，无一逃逸；情之所感，当他辞官南下时，遂昌黎民代表在扬州苦苦挽留。汤显祖为百姓开办了相圃书院，百姓也为业已离任的好县令在书院中建立了供奉的生词。然而绝情无义的朝廷及其大小爪牙们的倒行逆施，最终使汤显祖的政治“至情”理想国的美梦归于破碎。于是，他就借梨园小天地展现人生大舞台的瑰丽画面，在戏剧艺术中畅快恣意地演绎出无情、有情和至情的三大层面和多元境界。他甚至把戏剧的情感教化作用自由铺张、无限放大，最终把戏剧看成是一种可与儒、释、道幷列的极为神圣的精神文化活动。他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虽然挟裹着夸饰、排比的修辞意味，但更多地是寄寓着其以“至情”为中心的社会理想，充满着丰富与热情的人文关怀精神。汤显祖再三强调人的情感需要，肯定人的审美欲求，这正是对程朱理学无视情感欲望的有力反拨，是对统治阶级所设置的重重精神枷锁的挣脱与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