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 | “俗吏”郁达夫
“俗吏”郁达夫
◎有人认定郭沫若“婉讽”，“俗吏”二字再起波澜
话说1936年11月13日，以为福建省政府采购印刷机和日本文艺界邀请讲演名义，赴日本访晤已十年未见的好友郭沫若，敦请其归国参与抗战文艺工作。
抵达日本之后不久，郁达夫即邀请郭沫若参加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主持的晚宴；11月29日，又请郭沫若全家到东京用餐；12月6日，再请郭沫若长谈并用餐。至12月17日归国，之前的这一个月时间里，郁、郭二人三次面晤，久别重逢之际，倾吐衷肠、相见恨晚，自然感慨万千。
姑且不论两位阔别十年的友人，在日本重逢时究竟是否达成某种共识，抑或亦有因时空遥隔之故在某些话题上，难免有浅尝辄止的情状——这里边的实情，确实是不足为外人道也。也正因为如此，国内公共文化圈子对郁氏赴日的看法，一时还没有形成什么明确的评论。
1937年1月8日，尚身在日本的郭沫若撰成《达夫的来访》一文，于同年2月16日刊发于上海《宇宙风》杂志第35期。国内读者捧读此文，对于1936年郁达夫访日期间与作者的三次见面的情景，可谓一目了然。
然而，在这篇字里行间充溢着友人深挚情谊的随笔文章中，却偏偏有人读出了“婉讽”之意。更为匪夷所思的是，与郭沫若《达夫的来访》刊发同日，也是在1937年2月16日这一天，这位从郭文中读出了“婉讽”之意的读者，同一天在《南京晚报》撰发了一篇遥致郁达夫本人的“读后感”。且看原文如下：
“俗吏”郁达夫
郁达夫到日本去，大家都料定他是要访问郭沫若的，最近沫若发表了一篇《达夫的来访》，就是写他和郁达夫短期相聚的情形，文字写得很平淡，很随列，而很动人。中间有一段，对郁婉讽，原文云：“只记得达夫说到他打算到欧美去游历，回国后想寻个机会来实现这个计划，这层我是极端赞成的。我看达夫的使命，依然是做个文艺作家，与其为俗吏式的事务所纠缠，宁应该随时随地去丰富自己的作家的生命，凡是达夫的友人，怕都应该注意这一点，玉成达夫的志愿的吧”。
这一段话是有骨子的。郁达夫虽然一直到现在，还被人期望着做一个文艺作家，可是他明明在干着福建省政府公报室主任，不是“俗吏”是什么？郁达夫的好处，是率性而行，不大顾到环境，郭沫若以为是“俗吏式的事务”，在郁达夫也许反而认为是“文艺使命之一”。
其实郁达夫在无论那一方面说，都不应该干这牢什子的公报室主任的，连他的“太太”王映霞都反对他干，更何必说郭沫若？然而他一直干到现在，还不肯放手，且看他受了郭沫若的忠告，回国以后，何以自处吧！（李黑）
这位署名“李黑”的作者，究系何方神圣，无从确考。“李黑”之名，显然是笔名，是大名鼎鼎的“李白”之反义词——这是当年苏杭沪宁一带报刊作者惯用的署名方式，诸如“金希普”、“普希银”之类。总之，是既要说俏皮话，署名又要引人注目，还要让读者查不出其真实身份才好。
或许，“李黑”真名如何，究竟姓甚名谁，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人所撰《达夫的来访》一文之“读后感”，竟与《达夫的来访》一文同时在上海发表。显然，此人可称《达夫的来访》一文的“第一读者”，确实也“第一时间”向郁达夫发出了“信号”。那么，对此，郁达夫有何反应呢？又有无具体的回应呢？
翻检《郁达夫全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没有任何相关记载。查阅其它相关研究资料，也无一丝线索可循。看来，这一篇“李黑”遥致郁达夫的檄文，不过是当年众多关涉郁氏的“花边新闻”与坊间流言之一罢了，恐怕终是昙花一现，再无下文了罢。
◎郁达夫回应“李黑”，追问何为“俗吏”
孰料，在一份1937年2月21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竟还刊载了郁达夫的回应文章，题为《俗吏么！》。一篇郁氏“集外文”或称“佚文”的历史文献，也就这样在笔者查寻“李黑”其人其文的过程中悄然而至了。这是令如笔者辈后世读者始料未及的，也是纯属意外之获。
无论如何，欲知这一场“李黑”与郁达夫的论辩，结果究竟如何；郁达夫对郭沫若的所谓“婉讽”，态度到底怎样，都还得从这一篇难得的郁氏佚文《俗吏么！》中去探寻一二了。为披露与分享文献计，也为便于后文考述，笔者不揣谫陋，酌加整理，转录此郁氏原文如下：
俗吏么！
郁达夫
最近，接到南京的一张剪报，说是报尾的一段言论。尾名“射蝇集”，题名“俗吏郁某”，作者为李黑先生，内容係述沫若近来发表了一篇《达夫的来访》，中间曾婉讽我应辞去俗吏，而努力完成文艺作家的使命。原文虽未及见，而好友的规劝，以及爱我的远近各友生的至意，我却感激涕零，恨不得插翅飞去，当面去拜谢他们一番。别的人更不必说，就说沫若，我和他在千叶，在东京，虽只短短的会见了三四次面，但老友的相见，所感到的，真是怎么样的一种意境？这我怕就是做那篇文字的李黑先生，也不容易猜到。他规劝我的话，此外还多得很，而最使我感动的一点，却是在这阔别十年来的中间，他对我的行动，我的写作，从来也不曾抛弃过注意，时时刻刻处处，他无不在期望着我的长成。可惜我意志不强，才力有限，在和他别后的三千六百日中间，竟没有一篇差强人意的东西做出来，可以使他感到期望的不虚。当然，我还没有头白，而他也还在壮年，今后的成就，都是个未知之数，这却不必先说。所要解释的，倒是俗吏二字。沫若的全文，虽还未见，不过他的真意，我却完全明白。可是由做那一篇文字的李黑先生看来，总以为：（一）沫若在婉讽，而（二）我却自以俗吏为得意，捧牢了这捞什子而不肯放手，（原文是如此）。
当然李黑先生的说此，也许并非是出于恶意，但对于俗吏的解释，我倒还有一点疑问。吏之为俗为雅，不知有没有一定的界说？凡吏皆俗，不吏便雅，这逆说是否可以成立？处理俗吏式的事务，是不是也可以作一种作家的经验？某人该作某事，某人不该作某事，又是否是前生注定，这世不易的勾当？党权原高于一切，文艺不知是否也高于一切？
凡此种种，我都还不曾参透，所以暂时的俗吏，终究也还得干干。总之，风雨晦明，鸡鸣不已，圣人满地，大盗无踪。侯之门，仁义存焉，吏之身，俗恶兼之，虽曰天命，岂非人意哉？
二月十八日
上述700余字的郁达夫回应文章，比之400余字“李黑”原文，还多出了300余字的篇幅，可见郁氏反应强烈，有意要申诉一番。文末两段，连发六问，逻辑严密、一气呵成，实在是要对“李黑”随意揣摩、妄加评断的有力反击。
郁氏开首即表明，郭氏“原文虽未及见”，可“好友的规劝，以及爱我的远近各友生的至意，我却感激涕零”，说明其个人对友人的任何劝谏，非但不会介意，更会以善意视之而感激万分。更何况，郁、郭二人在日本的三次面晤，“他规劝我的话，此外还多得很”；言下之意，乃是表明二人的情谊，又岂止是外人仅仅从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里所能尽知的？文中也明言：“这我怕就是做那篇文字的李黑先生，也不容易猜到。”
◎张慧剑表明立场：郁达夫不俗
值得注意的是，郁文发表之时，距郭、李二文发表仅时隔五日。可在郭氏“原文虽未及见”的情况下，倒是先读到了《南京晚报》，这就说明，这一南京印行的报纸传播之速，已然超越了上海杂志《宇宙风》。那么，郁氏当时身在福州，首先读到的这份报纸，究竟有何背景呢？
其实，《南京晚报》并非官方媒体，而是一家民办报纸，创办人是张友鹤（张友鸾的胞弟)。该报社址设于秦淮河畔贡院东边的一座小楼房内，是以着重刊登本地新闻以博取本地读者为主的一份市民“小报”。该报发行范围，应当只囿于南京本地，不会远播至闽地，故郁氏称“接到南京的一张剪报”，应当是友人寄呈的载有《俗吏郁达夫》一文版面的“剪报”。
据查，《俗吏郁达夫》一文原载于《南京晚报》副刊“秦淮月”栏目，由著名报人、与张友鸾、张恨水并称“新闻界三张”之一的张慧剑（1906—1970）主持，常年刊发一些宁沪风物、文史随笔之类，大多属于当地读者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可以揣测，《“俗吏”郁达夫》一文的刊发，恐怕是栏目主持人有意要抛出一个热议话题，有意要活跃一下“气氛”所致。事实上，郁氏在《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版面上的回应文章，在发表四日之后，1937年2月25日，就又被张慧剑“拈提”到了《南京晚报》上的“秦淮月”中。除了“节录”原文之外，张氏自己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列于栏目头条，一并刊发了出来。张氏原文转录如下：
郁达夫不俗
剑
在十六日的本刊上，李黑先生写了一篇《俗吏郁达夫》，郁达夫先生对此有反响，在二十一日的时事新报上，答覆了一篇《俗吏么！》。说郁先生是“吏”，郁先生不否认，因为职业的类性使郁先生不能否认。郁先生之所辩者，是“俗”而非“吏”，这不可谓非郁先生的聪明处。
其实，说到“俗”，也没有一定的解释，必须看它所指的是那一种人型。比方，一般习惯以那些从事于社会活动或政治活动的和尚为“俗僧”，即因为它所指的是僧，假如不是僧，则从事于社会活动或政治活动，正是本色行当，有何“俗”人之可言。同样的，郁先生以“文艺作家”而“吏”而是“文艺作家”，因为在“吏群”里面，像郁先生那样的人，还要被称为“俗”，天下还有何处可以“雅吏”去？所以李黑先生武断郁先生为“俗吏”，这一个名词根本不能成立。其次，说到“吏”这一个职业，也无所谓俗与不俗，吏的道德观，是“守法”，是“尽职”，不是“强求风雅”，也许正因为守法尽职，而与风雅更背道而驰。一般人以“吏”为“俗”，这种见解是错误的。在吏的脑中，根本就不应该有“俗”的观念。所以郁达夫先生不辩“吏”而辩“俗”，实际已落了下乘。
郁先生宣言要继续把“俗吏”干下去，这是值得同情的。做官做吏，并不是可耻的职业。“福建省政府公报室主任”，即使不清高，也并不卑污，而且让郁达夫去干，总比让那些文章道德连郁达夫都不如的人去干总好些。国民一方面责备政府，希望政治清明，政治上轨道，一方面又把政治生涯看做一个无比的大溷缸。这种心理非常危险，应该加以纠正。
只要郁先生不放弃他的文艺作家的使命，便是做做官吏也无妨。文艺作家去做官吏，至少比那些已经做了官吏而毫无成绩，掉转头来反要靠文艺方面的表现来维持他的政治生命的那种人，总要高明一些吧？
显然，上述700余字的张慧剑所撰评论文章，是以支持郁达夫的立场去抒写的。“不俗”之题目，已然鲜明的表明了立场，且又刊发于张氏本人主持的栏目头条，实在是态度坚决之至。
◎“李黑”答复郁达夫，“俗吏”之说不诿卸
不过，一周之后，1937年3月4日，“李黑”所撰《答郁达夫先生》一文，还是现身于“秦淮月”栏目。这一方面说明，张氏虽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与态度，可并不轻易扼制不同意见与反向音声。另一方面，“俗吏”这一话题，本来就是从其率先刊发“李黑”之文开启的——在自己主持的栏目中，能够有某种争议与辩论，不但可以活跃一下版面“气氛”，还可以吸引读者乃至社会各界参与其中，从长远眼光看，这乃是编读良性互动与提升栏目知名度的契机。
这一次，“李黑”仍是以个人意见来遥致郁达夫，只不过起初是据郭沫若的文章来致意，此时却是据张慧剑摘录的郁氏回应文章来致意。原文转录如下：
答郁达夫先生
李黑
我不曾见着郁达夫先生在时事新报所发表的关于“俗吏问题”的全文，我只见本刊节录的一部分，所以我只能就这一部分说说。
以“俗吏”婉讽达夫先生的，是郭沫若先生，我不过转述沫若先生的话。但沫若先生说得含蓄，我却把他点破了，这个责任，我不诿卸。
达夫先生向我索取俗吏的解释，我想沫若先生一定更能说得明白。达夫先生可以写信去问问。
达夫先生的意思，以为“处理俗吏式的事务，也可以作为一种作家的经验”，这话并不能成为理由。假使一个作家，无体验的能力，社会各种生活，都要靠亲身去经验，才能写作，那么作家笔下描写的游娼、乞丐、大盗、小偷，达夫先生也必须一一亲身去做吗？
退一百步，假定诚如达夫先生所说，处理俗吏式的事务，也可以作为作家的经验，但也并不能证明俗吏就是“可能”的，而达夫先生干福建省政府差使，已经有一年多，何以至今还没有一篇拿这种生活作题材的“力作”写出来？可见达夫先生做俗吏的动机，未必如此。
此外，达夫先生还有些话，只是发牢骚，与本题无涉，我也不必再说了。
可以说，上述这样的答复之言，丝毫没有退让调和之意，依然坚持己说，态度强硬。先前认定的“婉讽”之意，推演的“俗吏”之说，明言“点破”，且不诿卸。文末更以一个强有力的追问，使其立论更显坚决。
这一追问：“达夫先生干福建省政府差使，已经有一年多，何以至今还没有一篇拿这种生活作题材的'力作’写出来？”确实令郁氏很难置辩，因为事实如此，的确“可见达夫先生做俗吏的动机，未必如此”，未必如其所言“处理俗吏式的事务，也可以作为一种作家的经验”。
《答郁达夫先生》一文刊发之后，郁氏没有再予回应，“俗吏”话题也就此告一段落，归于沉寂。这一场不大不小的论争，通过《南京晚报》《时事新报》两份报纸，留下了这么些许点滴的历史线索，可供后世读者读解与探研。
不过，当年对郁达夫赴闽任职之事的议论，对于作家可否为官作吏的评论，始终未曾平息。早在“俗吏”话题之前，姑且不论坊间传闻种种，即使在友朋之间，亦早有各种揣测。
虽然郁氏致信与友人多有提及，有“避寒而至闽”之说，又有“避装修之扰”而赴闽之说，可仍有相当一部分友人推测，此举乃因举债筑屋要尽快偿还债务而不得已为之。诚如前述已列举的李朴园致钟敬文信中所言，这也是后世研究者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
然而，与郁氏友人富于同情与理解的推测之言不同，时人对于郁氏赴闽任职的评议，则多以调侃讥刺为主。譬如，1936年5月9日，上海《立报》曾刊发了一篇署名“华魂”，题为《好官我自为之的<沉沦>作者郁达夫！》的文章，文中抓住郁氏在福州诸报社欢迎席上的一番讲话，就于文末得出论断，慨叹着评述称：
“著《沉沦》出名的郁达夫现在的生活因这次宴会上的谈话看来，固仍是沉沦的啊！”
此文刊发于《立报》第三版的“小茶馆”栏目，主持该栏目的乃是著名作家、新闻学家萨空了（1907—1988）。该栏目多刊发评论时局、批评当局的杂文，发行覆盖沪宁地区。可见郁氏赴闽任职一事，当时即已是沪宁地区公共文化圈子里有所关注的社会事件了。
其实，郁氏在欢迎席上的讲话，不过是这样一番言论，报道原文如下：
“我这次来闽，大家都不以为我做官为是，其实做官不一定是坏的，给人家谩骂的官是因为他自己贪污的缘故，假令做了一个好官，那被人骂骂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我们应该把它奉作座右铭。”
如今观之，这样一番言论，并无特别错讹之处，更谈不上据此判定言者竟然“沉沦”。可联系到当时国内局势，当局施政不力，日军侵扰不断，已呈内忧外困、民生凋蔽之势，在这样的时局之下，国内朝野上下、社会各界，对于如郁氏这样本有“左翼”倾向的著名作家突然从政任职，难免会有各种不那么富于同情与理解的批评之声。
不久，5月13、14日，《立报》所刊发的这篇文章，又改头换面，改题为《郁达夫依旧沉沦》，连载于北平《世界日报》第十一版“明珠”栏目之中。当时，主持该栏目的是著名报人、作家左笑鸿(1905—1986)，该栏目多刊发散文小品，连载言情小说之类，少有直接批评时局与时人的文章。可见，当时郁氏赴闽任职这一事件，南北报界所持态度，还是否定与质疑者居多罢。
而时至1937年“俗吏”话题之后，时人对郁氏赴闽任职的评论，观点渐趋尖刻，言辞也愈发犀利。
譬如，1937年3月11日，苏州《明报》副刊“明晶”栏目，刊发陶寒翠所撰《谈郁达夫》一文，俨然已将郁氏列为批判打击的代表性人物了。文中明确声称，“郁达夫是一个颓废的旧式诗人型的新作家”，还大力呼吁道，“凡愿向前进的青年们，不独不该崇拜郁达夫，而且应该排击这个'落魄江湖载酒行’的郁达夫”。
又如，同年3月18日，杭州《东南日报》副刊“沙发”栏目，刊发署名为“式陵”的《文人的高尚感》一文，再度承续先前的“俗吏”话题，还要进一步“鞭策”之意。文中这样写道：
“新的名士就必须'前进’，……无怪乎郁达夫是'没落’了，我劝他更进一步地接受'老朋友’的劝告，不但抛开俗吏的生活，而且应该过'前进’的生活。”
随着抗战局势的日趋紧张，面对坊间纷至而来的传言与批评之声，郁达夫以“俗吏”之身，确以“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为座右铭，不再为之做言辞篇章上的辩论，而是以实际行动，迅即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全民抗战工作中去了。1937年5月18日，郁氏致电郭沫若，再次敦请其归国参与抗战工作。“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奔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7月27日，郭沫若由日本归国，航抵上海之际，郁氏亲赴迎接——坊间所谓“婉讽”之说，以及由此引发的“俗吏”话题，亦不攻自破矣。
◎补注：“李黑”或为陈友仁化名
前边已经提及，“俗吏”话题的始作蛹者，署名“李黑”者，其真实身份如何，无从确考。“李黑”究竟姓甚名谁，这一问题，因与本文着力探讨的郁达夫赴闽任职所引发的社会批评这一主题，关系不甚切要，可以暂且搁置，存而待考。
然而，就在笔者行将搁笔之际，又在《华北日报》《实报》上，偶然发现了相关线索。原来，1931年7月26日，两报同时报道，称“陈友仁变名为李黑，忽在横滨下车”，有“广州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下榻于新大饭店第四百十八号，而更名为李黑”云云。
据考，陈友仁（1875—1944），祖籍广东顺德，1913年任交通部法律顾问、英文《京报》总编辑。1922年起任孙中山外事顾问、英文秘书。1926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31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出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兼外交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再次下野后，统一的国民政府成立，陈友仁再次出任外交部长，由于其对日外交方针得不到南京国民党集团的支持，不久便辞职赴上海。
陈友仁化名“李黑”秘密赴日之时，正是在其出任广州政府外交部长，处于国民党集团内部权争困局之际。至于这一化名，之后是否曾有过使用，目前尚无确切史料可予证实。
另据查证，陈氏于1933年参与支持蒋光鼐等发动的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并出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外交部长，事变失败后被通缉而流亡法国，继续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赞成建立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日。1937年方才返归香港暂寓。
那么，署名“李黑”的批评郁达夫者，若果真即是陈氏，可以做两方面的推测。一方面，可能是其在香港撰文再转归南京发表，因规避政治风险，不得不化名“李黑”；另一方面，陈氏虽化名发表，但可能亦希望令时人察知其真实身份，故而使用了六年前曾见诸报端的“李黑”之化名。简言之，两方面的推测均存可能性，但仍无从确证；尚需更充分的史料证据出现，方可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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