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谷大像山：光明照耀，无所障碍 / 四六文摘

鸠摩罗什译《弥勒下生成佛经》（《大正藏》第十四卷）叙弥勒下生时的形象：

身紫金色，三十二相，众生视之无有厌足，身力无量不可思议，光明照耀无所障碍，日月火珠都不复现，身长千尺胸光三十丈，面长十二丈四尺，身体具足端正无比。

同样是鸠摩罗什所译的《弥勒大成佛经》（《大正藏》第十四卷）和上述所叙基本一致：

不可思议毛孔光明。照耀无量无有障碍。日月星宿水火珠光。皆悉不现犹如埃尘。身长释迦牟尼佛八十肘(三十二丈)。胁广二十五肘(十丈)。面长十二肘半(五丈) 。

这些弥勒经典为我们勾勒出弥勒信仰中“弥勒的形象”，也为“大佛思想”流行提供了理论支撑。山田明尔教授指出，大佛的出现，除了出于崇敬的思想外，还必须另有一种不同的观念，也就是被称为“大佛思想”的新的佛陀观。宫治昭在《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一书“陀历的弥勒大佛”中，详细的对陀历的弥勒大佛进行探讨，他指出：

陀历的弥勒像，处于连接印度和中国世界的道路上，而且占据着它的连接点，反映了陀历的地理和历史状况，意味着佛教经由此路传播到一片新世界，佛法东流，即由此开始。从法显的见闻中可以看到当时印度、中国佛僧往来的状况，特别是将弥勒身高记入经典的拓跋罗和鸠摩罗什的足迹，考虑到昙摩难提、僧伽提婆的译经没有言及弥勒大佛，推测陀历的弥勒大佛有可能是4世纪后半叶造立，这尊大佛把对佛教再生及流传的渴望以及对这下生的大佛所寄托的弥勒下生信仰联系在了一起，反映了“大佛思想”的原始情况。

中国的大佛主要集中在神都洛阳以西的丝绸之路或其他交通要道上。从洛阳往西，依次有：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彬县大佛寺大佛（宫治昭认为尊格不明），须弥山石窟大佛、麦积山石窟东崖大佛，西崖大佛、甘谷大像山、武山木梯寺、永靖炳灵寺、武威天梯山、敦煌莫高窟，以及新疆境内的克孜尔石窟和森木赛姆石窟，从安置大佛的佛龛遗迹推测，这里曾塑造过多尊10米左右的大佛，时代大约为唐。除此之外，北面云冈昙曜五窟的大佛，南面乐山的凌云寺大佛也极负盛名（四川除乐山外，还有很多大佛，另述）。此外，在河南浚县大伾山有高21米的依坐佛，也是弥勒大像。

由此可以看出，弥勒大佛应当主要开始于南北朝，盛于唐朝。一般来说，双脚并立的依坐像，均是表现下生的弥勒佛。敦煌壁画的唐代弥勒净土图中也能看到，下生的弥勒均表现为双脚的依坐佛。

开凿弥勒大佛唐代最盛，这一方面得益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财力雄厚，很多大像均是依靠皇帝或宗室的权利和财力的支持下完成的。另一方面，也集中也反映了弥勒信仰的流行。

五一期间，我在甘谷-武山一线溜达闲逛，就看到三处大佛。主要是甘谷的大像山，武山拉梢寺的摩崖大佛，武山木梯寺的大佛。大像山、木梯寺的大佛均是唐代的依坐弥勒佛。如此短距离密集的出现，也实证了上面所述。

大象山石窟位于甘谷县城西2.5公里处，秦岭西端的文旗山上。因有大佛像，文旗山又被称为“大像山”。文旗山东西走向，东高西低，山势巍峨，气势磅礴，为典型的丹霞地貌景观，质地为红色砂砾岩，为开窟造像提供了有利条件。自山脚拾级而上至山巅，总长1.5公里，占地六百余亩，是古丝绸之路上甘肃东南部融合石窟与古建为一体的重要文化遗存。大像山石窟依山就势，自西向东分为东、西两个区域。西区以古建筑为主，现存古建15处，以文昌阁，鲁班殿、财神殿等最具特色。东区以石窟为主，现存石窟22处，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第六号窟（大佛殿）。

大佛殿位于海拔1516米，相对高度200米的崖窟内。该窟是一个平面作长方形圆拱形的大窟。佛龛高34米，宽14米，进深4.5米。窟内大佛依山开凿，因窟成佛，是一尊石胎泥塑的唐代大佛，佛高23.3米，肩宽9.5米。

大佛躯体宏厚高大，发型为水波纹肉髻；额头中有毫光，瞳仁用近一米的黑釉大缸半镶嵌而成。大佛嘴唇宽厚，两耳垂肩，面相庄严，静穆慈祥；前颈上有三道孤形线纹，两肩宽厚，坦胸跣足，上身着双领下垂的袈裟，内着僧祇支，束腰打结，依坐在莲台之上，双足各踏莲花座；右手施无畏印，左手平抚膝盖。大佛窟三壁有悬塑和阁楼的遗迹，左右两壁各有方形平顶龛，两壁画尚有悬塑遗存，主要有观音、妙音鸟等。

大像山石窟最早的佛事活动和开凿造像之举应当是在北朝时期。盛唐时期，在大像山开凿了高达23.3米的弥勒大佛。宋嘉佑三年（1058年）对所有洞窟做了重新彩绘和窟前建筑的重建，在大佛窟前重修了七层楼阁，大佛全身敷泥薄塑。明万历年间，创建太昊宫等十多处宫观建筑，明代末年建成文昌阁等建筑。清同治二年（1863年），大像山所有建筑遭火焚。同治九年（1870年），重修了大佛窟前阁楼，后又被焚。

大象山石窟最为重要的是建于唐代的弥勒大佛。此尊大佛有印度早期佛教犍陀罗风格所特有的蓄有须发，同时还具有及笈多王朝时期佛教造像的螺型头发。在大佛两眉之间有白毫相等特征，表现出北周时期颈粗、鼻宽、面部神情温和的特征。另外还充分呈现出盛唐时期面容饱满、唇润颐丰、双眉弯曲、两眼明澈而略显突起的艺术形式。在一尊大佛上同时反映出跨越北朝至唐不同时期的历史风貌，又兼具横贯中西的风格，这在佛教造像中并不多见，充分反映了中国石窟造像艺术的历史源流，一脉相承，体现了中西文化在丝绸之路上交流、碰撞和相互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