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吉亚三部曲之《祈祷》（1967）：借诗还魂说反骨
钦吉兹·阿布拉泽（1924-94），格鲁吉亚导演，与帕拉赞诺夫同庚，以《祈祷》（1967）、《愿望树》（1977）、《悔悟》（1984）三片闻名，《祈祷》面世之时，老帕《被祖先遗忘的影子》和老塔《安德烈·卢布廖夫》也刚出手，苏联诗电影遂成鼎足之势，本文先说《祈祷》。
此片黑白，七十分钟时长，结构上是三段体，讲的是格鲁吉亚莽原上发生的三件往事，三者看上去无直接因果关系，如同三个封闭时空，不过滴水见海，若是站在文明史高度看，则三者道出的，莫若说是人类不断上演的某种历史真实，至今未绝。
第一个故事关于两个山寨——奇斯丁与克里苏部落——之间的争斗。克里苏勇士阿鲁达只身潜入奇斯丁寨子，射杀对方猛将马特萨尔，却没有照本寨规矩，剁敌之手当战利品，因为对方骂不绝口，至死方休，有勇者之风，引得阿鲁达惺惺相惜，觉得留对方全尸，更吻合内心的道义，所以径自返乡，将实情一五一十告诉了本方长老，结果，按照另一个本寨规矩，阿鲁达受罚，屋舍遭毁，一家遭放逐。第二个故事依旧围绕两个寨子，克里苏的猎人多兹克霍尔拉在山间遭遇奇斯丁猎人纳瓦，两条汉子气味相投，后者把前者请回家中分享猎物，没错，奇斯丁人竟然款待克里苏人，所以族人立马包围了纳瓦之家，将敌人和叛徒双双拿下，纳瓦后来被捆绑结实了，被当众处死于雪原。
第一个故事因为出现了射程较远的猎枪，所以背景大概在19世纪，而从装束看，第二个故事更显古久，接近《石榴的颜色》镜像，当属18世纪，但两个故事具有显见的共性，那就是部落内部出现了离轨者，部落延续已久的行事规则遭到挑战，他们不愿违背良心，于是站在个体立场上经过独立思考，毅然质疑规则的合理性，最后殊途同归，都在未对本方造成实际损害的前提下被绳之以法，以儆效尤，而他们犯事之前，都是本方头面人物，阿鲁达是孤胆英雄，纳瓦言辞严正，看样子一定也是功勋卓著，不是庸碌之辈，但团伙的存在依赖于所谓规则，因此离轨者必须剔除，规则的灵魂和力量，与它反人性程度成正比——从它实施的过程来看，奇斯丁和克里苏部落都称得上依法治国的模范村，问题是，这规矩照长老们的说法，是几百年传承已久的，破坏不得，这倒叫人念及鲁迅笔下狂人振聋发聩那一问了，“从来如此，便对么？”
部落规则能够因袭下来的前提，必然是封闭，所以砌墙的事，至今为某些部落热衷，阿布拉泽拍《祈祷》的用意，于是大致清晰了，他在勃列日涅夫掌政的停滞时期又能拍些什么？内容上无非是借古讽今，手段上只能是闪烁其词，这才有他跟老塔、老帕不谋而合的诗意套路，也就是整些模棱两可的史迹，讲些神神叨叨的掌故，让审查官云里雾里，还当是苏维埃文艺成果翻开最新一页，我一直疑心，冷战时代东欧阵营那些诗意镜像构成的语汇系统，实不过是创作不自由状态下的变招怪招，所谓理论依据，尽是穿凿附会，后知后觉罢了。阿布拉泽最可贵的，是他脑后那块反骨，现在无妨来看看他的诗意手段：
一者，就是借诗还魂，用了格鲁吉亚历史上一位诗人维查·蒲什贝拉的诗篇作为旁白，自始至终，从未中断，仿佛强调了全片不过是其人之诗的某种影像再现，这一手很是保险，有点爱国主义的调调，所以作为延伸拓展，阿布拉泽干脆又设置了一个贯穿全片的游吟诗人形象，胡子拉碴地站立于事件的边上，目击着一切变故，又用沉默抗议着旧规则的非人道，影片开场，是他坐于摩天断崖之下苦思冥想，画外应该就是他的诗句，“上帝，我请求祈祷，别让我仅仅为了生存而活着，我渴望做个正常人，当我愿望达成，我会向天空归还一颗星，向河流归还一条鱼……”这话通俗地说，就是骂这世道，想做一个想精神齐全并独立的人有多难，但昔日的民间诗人，往往可以借其口舌，做一面挡风玻璃，联系到后来的创作，此段言词亦可视为阿布拉泽心迹的流露。其实，雄辩滔滔的诗歌植入，苏俄电影里也算常套，老塔用得更是纯熟，直到《镜子》，干脆大段大段引用乃父诗作，此是后话。
二者，则是第三段故事的布排。这段说的是一个丑陋的国王娶了一位白衣美少女，全程谈不上有情节，更无台词，丑汉在戴上王冠成为婚礼主角之前，一直隐身于阴暗角落，光线总是有意无意集中在他大口袋般的腹部，与之相对的是那个少女，总是现身于丰收在即的麦田及旷野，美与善的化身，最后不得不与丑为伍，婚礼中她只是无趣地怀抱一只猴子，大抵是暗示她嫁的不过是沐猴而冠者，但世道如此，权力无所不能。阿布拉泽并未单调地将第三个故事放在时间轴上的最后位置，而是将它拆开，与上文提及的前两个故事剪在一起，隔空的平行蒙太奇组接，构成了一层层新的意蕴，少女的背影，成为脑后生反骨的两位思考者内心理想的代号，也是阿布拉泽自己的有所指吧，她最后与权力的媾和，代表理想主义在极权体系前的以卵击石——对于电影而言，这是比植入诗歌更能呈现诗意的手段，看似全无关联的故事靠剪辑编织，成就了批判性思维的影像化辐射，以镜代笔，横槊赋诗，不亦快哉！
其三，无妨称其为局部的诗意。阿鲁达遭长老声讨一幕，插入牛羊的屠宰镜头，暗示其处境之不可逆转，令人想到《安德烈·卢布廖夫》里热气球和那匹倒地的白马，皆是一个思路的产物。第一个故事结局，是一个长镜头，茫茫雪地尽头，被驱逐的阿鲁达一家五口渐行渐远，慢慢化为五个被隐没的黑点，下一镜头便是第二个故事开场，克里苏的猎人多兹克霍尔拉行走在雪原，不过局部观之，镜中并未显出时间的跳跃，孤身猎人何尝不可以视为前一个故事里的阿鲁达？何尝不能暗示，放逐之路，瞬间便绵延了一个世纪，两个故事合做一个，便知暴力集团里的离轨者，永远走不出“从来如此”的崇山峻岭，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