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时宰相”的悲哀：不是他不够聪明，只因世间事实难两全

明朝于谦7岁的时候，有个僧人给他相面，说：“他日救时之宰相也！”

到于兼长大，执政后果然大有成绩。他正直敢为，惩治贪官污吏；他体恤民情，所到之处总为百姓行德政；他又足智多谋，知识广博，能文能武，从指导百姓兴修水利，种树凿井，到平盗贼理财赋，无一不处理得当。

后来，“土木之变”，皇帝被掳，国难当头，他挺身而出，一身而兼将相之职，外抗强敌，内整朝纲，把一个行将崩溃的国家治理得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反败为胜。

更可贵的是他的无私和清廉，体现了中国老百姓和士大夫对执政者的希望。

正是在这样一位执政者身上，发生了一场“忧国忘身”的悲剧。

于谦初掌朝政时，北边有瓦剌强敌，南部诸省也不太平。于谦需要同时应付数场战争，内忧外患，他只能用铁腕来治理这个混乱的国家。史书记载说：

“军马倥偬，变在俄顷，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机宜，僚吏受成，相顾骇服。”

就是说，为了适应变化万千的艰难处境，于谦实行直接指挥，包括调动军马，拟订计划，口授奏章，他的僚属还来不及思考，便只剩下执行的功夫了，结果又总是证实他是对的，不服也不行。这与法国史书上记载拿破仑的治军作战应变的方式相似。

这样做，虽然迅速造成了全国上下号令统一行动一致的良好局面，嬴得了战争的胜利和内乱的平息，却留下了同僚们弹劾他的理由。一旦和平到来，人们说他专断的批评就不断出现，尽管他举出历朝律令来证明自己没有越权，但嫉妒者喋喋不休，终于损害了他。

他的清廉更是危及同僚，本来皇帝命令他和一些大臣兼职东宫，,可以领两份俸禄，大家循例谦让一下也就算了，可是领头的于谦却执意一推再推，就是不要。皇帝看见他的住宅太小太破旧了，几乎挡不住风雨，就赐给他一所上好府邸，可他还是一再推辞。更为甚者，其他功臣都指望“封妻荫子”，但封赏总不能越过功最大位最高的于谦。大将石亨是为了报恩（于谦曾为石亨说情，让他戴罪立功，还提拔他担任要职），二是为了自己的妻儿着想。他上表皇帝，要求加封于谦的儿子于冕。

谁料于谦严辞拒绝。而且批评石亨：“国家正多事之秋，做臣子的不该顾私事。你身为大将，不曾见你举荐一个隐逸山林的高士，不曾从行伍中发现一个勇将，反倒举荐我的儿子，在公论上说得过去吗？”

这一来，石亨恨透了于谦，决心除掉这个挡在自己求取富贵道路上的障碍。

且不论那些因公事受过于谦斥责处分的人怀恨在心，就说那些本非坏人但工于心计的“半吊子好人”吧，他们也对这位无私无畏才智无双的宰相射出暗箭。

大臣王伟，为人聪明有才干，屡受于谦重用提拔，也很是做了些好事，立了功。但他自私，发现许多朝臣暗中结党，要对于谦不利。他不敢主持公道，也不去提醒于谦，而是力图自保，为了人家不把他当作于谦一派的人，他竟搜集了于谦一些小过失，上纲上线密报皇帝。

幸而这时是景帝当政，对于谦相知甚深，不但没有加罪于谦，反而把告状信交给他，安慰他：“朕自知卿，何谢为！”于谦叩谢出来，对王伟笑着说：“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请您指正就是，何必出这一手呢？”令这个“半吊子好人”羞愧得无地自容。

于谦不居功不自吹自插的优点，反变成了同僚们贪天之功据为己有的机会。

本来，正因为于谦坚持原则，才使得明英宗幸免于难而终于得返故国，好好做他的太上皇。但英宗却把他羁留敌营一年的怨气，发泄在拥立新帝抗击敌寇的于谦身上，其他大臣不但不予以疏导，反而火上加油，终于促成一场复辟的政变。

那些德不如于谦才不如于谦的人，那些有旧怨的官僚，一齐扑向曾出以公心拯救了国家也拯救了他们命运的于谦，于谦在屠刀前坦然笑了，他说：“辩解有什么用？！”

他在执政时就已选择了这一条路，他的每一件政绩，都可能成为致他于死地的一个隐患，但他仍然选择无私奉献，选择清廉为政，选择忧国忘身之路。执政之难，往往在于家国不能两全。

因此，他在“咏石灰”一诗中坦然自白：“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

宋代的苏轼也早就说过这个道理，他指出：“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于谦，就是这类不为“自全之计”的人。

不是于谦这些君子不够聪明，不够周全，世间事本难两全，国难当头，务求两全，就不会有无私无畏的壮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