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杨守敬 行书尺牍三通

杨守敬（1839-1915），湖北宜都人。字惺吾，晚号邻苏老人。晚清著名学者，精于地理、目录、文字、金石之学，又是著名的书法家、书论家、收藏家。他幼年习商，二十五岁始进京赶考，先后数次落榜。遂发愤治学，著述甚富，有《水经注疏》、《日本访书志》、《邻苏园集帖》、《楷书溯源》、《学书迩言》、《望堂金石集》等数十种。当时学者名流如潘孺初、吴昌硕、罗振玉等皆称誉之。

第一通 行书尺牍

一八八〇年任清政府驻日钦使黎庶昌之随员，东渡日本凡四年，致力于搜集国内散佚书籍，并影印摹刻大量碑拓，日本称为“杨守敬旋风”，对日下部鸣鹤、岩谷一六、松田雪柯等启发极大，渡边寒鸥在《论书百绝》中赞颂道：“赍来拓本万余通，复古思潮撼日东。鸣鹤喻霞开耳目，一新明治旧书风。” 作为书家，杨守敬楷、行、隶、篆各体俱能。《清史稿》称其“摹钟鼎至精”。确实，他的篆书饶有金石之气。中年宗法苏东坡，后广学北碑，晚年潜心于颜鲁公，尤致力于行书。博采众长，化为己有。

杨守敬学书早年就教于乡贤朱景云（字槐卿，湖北江陵人），从楷书欧体入手，得其稳健遒实之致。《杨守敬学术年谱》（宜昌、宜都市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湖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十一月版）谓：“杨守敬就读朱先生馆，六年如一日，临禊帖，习正书，常以苦楝纸、古墓砖练字。”三十年后（1891），朱景云谢世，杨以楷书撰《清故岁贡生文敬朱先生墓志铭》，该墓志铭既有欧体之平中寓险、刚中见柔之意，又有北碑苍劲之韵。师古法而不泥古法，中锋运笔而兼侧锋取势。其行书同样在欧体基础上参以北碑之体势，纵肆而成。同时融会宋代苏东坡行书笔意。

第二通 行书尺牍

第三通 行书尺牍

以上三通行书尺牍，是杨守敬的代表性书体。通篇用笔老辣生涩、豪迈遒劲，气息浑厚古朴、淋漓恣肆，明显地反映出其长期浸淫汉魏六朝碑版的成果。笔笔实又笔笔虚，笔笔厚又笔笔奇，通篇又是随心所欲，一气呵成，系晚年不可多得的精彩之作。

辛亥革命后，杨守敬避居上海。一九一四年，也就是去世前的一年，大总统袁世凯雅重杨守敬，商之副总统黎元洪，将杨聘为顾问，一再致书，敦催上道，而杨“以年老无意出山”，袁旋复函催他上道，有“请趁早扶杖北行为京华光”之语。杨终亦不便深拒而赴京。袁对他优礼有加，复以“参政”相属，杨谓“政治学非所长，力辞不获”。写给“小川宗兄”的三通尺犊，正是记述了杨于一九一四年从上海赴北京担任参政期问的故事，内容反映出杨守敬嗜书如命、潜心学问及对待学问、艺术的严谨态度；同样也反映出他在艰难时势下迫于生计，为家奔波、操持，又精于经商的复杂人格。于书法理论，杨守敬在著名的《学书迩言》中十分强调学书的字外功，在前人提出“天分”、“多见”、“多写”三要的基础上又增以“品高”和“学富”两项，谓“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又提出“自来学前贤者，未有不变其貌而能成家”。

杨守敬的书法实践正是上述理论的最好注解。因此，杨守敬的意义正在于他的创造性。生活在碑学笼罩的时代，他的书法同样也以超迈峻峭的北碑意趣打底子，又博采颜鲁公、苏东坡、黄山谷等家，然后食古而化，自成家数。同样，丰富深厚的学养、慎独高贵的品行也成就其厚重、质朴、浑穆的艺术情趣。这种高境界非凡夫俗子所能为。一九一五年一月，杨守敬无疾而逝。四月，由政府派专车从北京护送回湖北宜都，归葬祖茔。

杨守敬 行书尺牍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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