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方小太郎：洞察清末中国的日本间谍
文/雪儿简思
1895年10月4日上午11：30，日本广岛，战时大本营，御殿前庭。
一名脑后垂着长辫、身穿中国平民服装的人，被御前侍卫角田海军大佐引领着，拜谒明治天皇。角田大佐朗声禀报了拜谒者的姓名、略历。明治天皇龙颜大阅，温语褒奖有加。
这位拜谒者，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最著名的间谍之一宗方小太郎（MUNAKATA Kotaro，1864-1923年）。天皇亲自接见并褒奖一名间谍，这即使在十分注重谍报工作的日本中亦是罕见的殊荣。宗方在当日的日记中激动地写道：“区区微功竟达叡闻，以一介草莽之躯，值此军事倥偬之际，得荷拜谒万乘之尊之光荣，实不胜感泣之至。”
而在拜谒天皇之前，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宫亲王，也亲自接待了这位谍报人员。拜谒当日下午，大本营众多高级官员又奉钦命会晤宗方，听取他对中国局势的看法。数日后，海军将领西乡从道、山本权兵卫等高级将领，又再度宴请宗方，“承询中国之现状，开怀畅谈达三小时半之久”。
一个在危机四伏的敌国薙发易装、风餐露宿、将脑袋提在裤腰带上搏命的间谍，何以能登庙堂之上，与衮衮诸公们商讨军国大计呢？
宗方小太郎其人其事
宗方小太郎，字大亮，自幼喜读历史，与著名的军国主义者、熊本县人佐佐友房（1854-1902）交好，师友相称。
佐佐友房幼习汉学，尊崇天皇。1900年义和团动乱时，他曾出面策动李鸿章组建南方联邦，被李鸿章严词拒绝。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日本加强了对华谍报工作。宗方小太郎随佐佐友房来到上海，随即进入上海东洋学馆学习中文。该学馆专为日本人学习中文，“教育日本的青年子弟，彻底查明支那的国情，他日大陆经营之时肯定需要”（长崎福冈玄洋社平冈浩太郎评价）。
求学之余，宗方小太郎薙发易装，打扮成中国人历游北方九省，全程步行，收获颇丰，其长篇调查报告获得日本高层高度关注，奠定了他作为“中国通之第一人”（其婿宗方丈夫评价）的地位。
1886年，日军参谋本部谍报军官荒尾精（又名东方斋）奉派来华，在汉口设立贸易机构乐善堂，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为掩护，组成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宗方亦加入其中，担任了北京支部主任。
在中国刺探的军情
1887年，宗方以学生名义再度申请赴东北考察，尽管遭到李鸿章的明确反对，但依然获得了总理衙门颁发的游历护照，得以堂尔皇之地刺探重要军情。1888年，乐善堂明确宗方的北京支部，主要负责刺探清政府中央情报。
谍报工作初有成效后，荒尾精退出军界专事“民间谍报”，着手设立“日清贸易商会”，并在其下开设日清贸易研究所，培训“支那通”。该研究所获得日本政府从内阁机密费中的拨款，遂于1890年9月在上海英租界大马路泥城桥畔开办。宗方小太郎应邀担任学生监督。
这个以贸易为名义的学校，根本就没有开设经济方面的专门课程，至1893年6月，由于财政困难被迫关闭，只培养了一届学生。其成果之一，是在1892年，与汉口乐善堂编辑出版《清国通商综览》，共2编3册2300多页，成为研究中国的重要文献。另一成绩，即是所培养学生在随后的甲午战争中志愿从事翻译工作及军事侦探，多人被中国官方查获后斩首。
在日清贸易研究所关闭前半年，1893年年初，宗方小太郎为筹款回到日本，但进展不顺，不得不于10月间再到中国。此时，中日在朝鲜的冲突有酿成大战之势，宗方小太郎随即应日本军方要求，开始频繁活动，撰写了大量报告，内容涉及军事、经济和宗教等各个层面，如其《武汉见闻随录》中就包括以下主题：武汉三镇情形、学校及教会、汉阳制铁厂、武昌织布局、水师及陆军概况、江南水师建制、铁政局和枪炮局。
1894年6月，宗方奉命从汉口前往烟台，接受日本驻华武官井上敏夫的指令，潜入威海两度亲自侦察北洋舰队基地，获得大量第一手情报。一个月后，日军在朝鲜丰岛洋面偷袭北洋运输船队，击溃北洋军舰，击沉满载千名中国士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俘获装运弹药和银饷的操江号，甲午战争爆发。
7月28日，日本谍报人员在天津紧急开会，制定了中日断交、日侨撤离中国后的潜伏方案。7月31日，宗方携谍报经费回到烟台。次日，中日两国断交宣战，井上敏夫撤离回国，宗方接替他在烟台负责北洋舰队情报的收集和汇总。
在驻守烟台的三周内，宗方立下了平生最大战功之一：他在威海探得北洋舰队的出发时间，日本联合舰队遂得以在9月15日部署于朝鲜黄海道大东沟附近，以逸待劳，为随后爆发的世界首次铁甲舰队大决战作好了准备。
8月1日晚，从天津开往上海的英国商船重庆号被一群愤怒的中国人闯入，痛殴船上的日本乘客。闯入的中国人无意间搜获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武官泷川具和大尉（化名“堤虎吉”）发给井上敏夫的谍报，中国政府得以破获一系列日本间谍案。宗方对此事在日记中进行了详细记录。
不久，中国官方在上海也截获了宗方的两封谍报信，随即向烟台发出通缉令。在通缉令到达前，宗方于8月29日乘坐怡和洋行的连升号商船，乔装逃离烟台。
但在船上，他却发现有相熟之华人，包括一名清军军官蔡廷标（长江水师提标亲军中营把总）。宗方见状危急，“先发制人”，主动与蔡廷标攀谈套近乎，蔡允诺不揭发他，才令他在多次盘查中侥幸过关。到上海后，宗方立即乘船逃回日本，得到日本高层的隆重礼遇。随后，他随日本舰队攻击中国。
为日本侵华献策
宗方对中国民情政风有深刻了解。应日本高层的要求，他修改完成的两份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对华迩言》，对中国进行了精辟入微的分析，为日本侵华建言献策。
在《中国大势之倾向》一文中，他认为中国的腐败遍及全民，原有的信仰体系孔孟之道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朝野滔滔，相习成风”。
在《对华迩言》中，宗方小太郎更为具体地指出，日本必须联合中国才能对抗西方，但中日之间“若无大战，则不能大和”，因此，必须先“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
因此，他建议当时节节胜利的日本军方，“必须排除万难，攻陷敌人之都城北京”，再“进扼长江之咽喉，攻占江淮重地，断绝南北交通……”为此，他提出了九项具体压制中国的措施，成为日后《马关条约》的蓝本之一。
在宗方小太郎为日本军队起草的文告中，攻击满清政权腐败，号召汉人“唱义中原，纠合壮徒”，建立“革命军”配合日军反满，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这些文告，在当时对国人有相当的迷惑性。
甲午战后，宗方小太郎到汉口经营中文报纸《汉报》，为日本利益进行“文力征伐”。同时也大力支持中国的维新派，抨击顽固势力，对湖北社会的风气开放影响巨大。1914年他在上海设立东方通讯社，以后成为日本在华的官方通讯社。1923年病死于上海，大正天皇赐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