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很长，有诸多“打量”，这里贴出一些。
早叔在群里说，“古都里我独爱南京，其他都是浮云。
南京：如何想象一座城市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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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向往南京，是从小学开始的。那年祖父收到“金陵大学校友会”寄来的材料，内中有金陵大学的校歌谱词，开头一句是“虎踞龙蹯我金陵……”当时爱极了这句词气势之雄浑，不禁连带对古史唐诗中的石头城悠然神往。如果不是1948年，在南京国民政府海关关务署总务科任科员的祖父自请遣散，拿了三个月工资的遣散费坐等解放；如果不是怀孕的祖母为了减轻家中负担，回了川南老家待产；如果不是祖父害怕重演抗战时局，长江上游下游裂分为二，家庭遭受骨肉离乱之苦，遂带着母亲、弟妹抗战之后二次入川……祖父的孙子或许该是个南京人，从小在玄武湖、栖霞山、燕子矶、雨花台、莫愁湖、灵谷寺之间长大。
1991年我本可以选择入读南京大学，但终于留在了广州。于是迟至2000年，才第一次踏入这个六朝金粉之地。我的二十世纪，与南京始终无缘。我很难不以一个外人的眼光，打量这座我的祖父前半生读书、工作于斯，后半生又时时怀念着的城市。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自古评说、纪咏南京者，汗牛充栋，搜检之下却发现，其中绝少有南京人的“自道”，几乎所有的名句、名诗、名文，都出自外乡客之手。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丁帆曾编过《江城子——名人笔下的老南京》一书，遍搜民国时期关于南京的名人笔墨，收作者凡七十一人，内中似乎也只有词曲研究家卢冀野是南京人。“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这是山东琅琊人诸葛亮初登清凉山巅的浩叹。不过，考虑到当日他周围全是东吴的陪客，这话有多少客气成分也很不好说。虽然南京的风水确实不错，孙中山曾评价说：“其位置乃在一完美的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由此不难看出，南京如何能在1912年打败首义之地武昌，成为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都。
《首都计划》中，中央政治区设在紫金山南麓，这里空地充足，北面高峻南面平坦，又依靠在中山陵之下，颇有神圣森严之气象。中央政治区的这一设计，被称为中国的“国会山”。
1935年，众多国际人士组成的远东考察团来至南京，中华自然科学社组织欢迎会，会中骨干邓启东在鸡鸣寺豁蒙楼上向代表团侃侃而谈：
南京所以适于建都的原因，主要的由于交通位置的重要。打开中国全图一看，可知南京正位于长江下流靠近河口的海岸，利用长江本支流便利的水运，最容易与沿江各省取得联络；且当南北洋的中心，无论水路或陆路（铁道与汽车道）都很容易与华北及华南取得联络，实为控制全国各部最适当的所在。就对外关系言，南京居于控制太平洋最适当的地位，只要我们国势强盛，大可伸足到太平洋上与列强分庭抗礼；而且近代外力入侵我国的方向已由西北改向东南，南京又适与外力入侵我国的方向针锋相对，并且位于第一道防线以内，更足以显露出立国的积极精神，适合建都的一般原则。
邓先生说得很漂亮，但南京作为国都，似乎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远的如东汉、六朝、南唐那些往事不去说，近的像明初燕王朱棣南征的“靖难之役”、明末豫亲王多铎破南京的“鼎革之役”、1842年英军兵临下关的“鸦片战争”、太平军1863年攻占南京、十二年后又被曾国荃攻陷的“太平之役”，还有辛亥年浙江光复军克南京，二次革命张勋占南京，1927年北伐军破南京，更别提1937年的大屠杀，1949年的百万雄师渡江，历史经验几乎可以总结为：只要敌方兵临南京城下，这座城池与其中的政权，迟早难免覆灭的命运。关于这一点，葛剑雄等历史地理学者有过分析。自古以来，南北对峙的政权，虽然号称划江而治，其实长江从未真正成为阻挡南下或北上的天堑。南北争夺的焦点，实质是在江淮一带，得江淮者得天下。而南京虽然风景殊胜，但却是兵法上所谓“四战之地”，易围难守，所以升平之世，它是繁华地、销金窟，战火一起，便往往沦为修罗场。
樊圻《金陵春色图》（局部）
樊圻，“金陵八家”之一，明末清初江宁（今南京）人
面对这样一座承载着太多故事与变幻的城市，如何不油然而生兴亡之感？而且兴盛、杀戮、衰破、复兴、繁盛、新的杀戮……这样的循环，让人同情中带着愤恨，不由地觉得南京城实在“数奇”。刘梦得名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1949年有人不服气，觉得国府尚有可为，改诗为“金陵王气尚未收”，最终还是破不了立都南京者为短命朝廷的魔咒。还是余杭人章炳麟眼毒，在1912年追悼光复诸烈士时，就为这座城市下了石破天惊的断语：既然这座城市不宜于社稷天下，那不如径去风花雪月，才不辜负这好山好水。南京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这得看怎么说，以市政建设论，当数国民政府迁都之后的“黄金十年”，而以风流荟萃论，当数有明三百余年的光景，此时期南京为“留都”，有京师之名而无政务之繁，有流通之利而无战火之厄，于是秦淮艳名，传遍天下，金粉之地，再添新声，南京成了不折不扣的风月之都。清兵南下，史可法带着扬州嘉定在前边顶缸，成就了汉人三百年心中的痛。南京在马士英阮大铖钱谦益率领下匍匐请降，反得保全。又逢上所谓“康乾盛世”，文字狱摧折士气，倒不影响娱乐事业的繁荣，直到雍正二年（1733），安徽全椒人吴敬梓迁居南京，明代的遗韵尚未歇绝，让这位大才子可以将目见耳闻的场景直接放进万历年间去：
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帘卷窗开，河房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宫仙女。还有那十六楼官妓，新妆袨服，招接四方游客。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第廿四回）
《儒林外史》是世情小说，极少写景，这里却拿出大段文字，下力描摹，足见吴敬梓对南京的熟悉与喜爱。他跟大多数传统文人一样，对眼前的自然景物不太感冒，却乐于吊古伤怀，临终前不久曾作《金陵景物图诗》，与其说是咏景，不如说是借景咏史。《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写杜少卿夫妇游清凉山，焦点在于那六朝人物一般的行止，说到景致，只不过是“一边是清凉山，高高下下的竹树；一边是灵隐观，绿树丛中，露出红墙来，十分好看”。少卿先生登清凉山，怕也只为了娘子初到南京的兴致，漫不经心地四下看看之后，便只顾“趁着这春光融融，和气习习，凭在栏杆上，留连痛饮”。至于庄征君赐居元武湖（避康熙讳，改“玄”为“元”），更于景色了不措意，一共只八个字：“湖光山色，真如仙境”，作者在意的反是“那湖中菱、藕、莲、芡，每年出几千石。湖内七十二只打鱼船，南京满城每早卖的都是这湖鱼”——明末清初讲求实学的风气，于此也可见一斑。
说到底，余秋雨式“文化苦旅”不自今日始，千百年来，文人雅士面对的山水，都是“历史化的山水”，所谓满目江山，注目只在江山背后的人事变幻。居于山水胜地，游赏固不会少，但游赏通常会演变成一场怀旧之旅。故此朱自清说：“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你可以摩挲，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这些也许只是老调子，不过经过自家一番体贴，便不同了。”（《南京》）《儒林外史》中的最大盛会，说起来是众高士雨花台祭泰伯祠，什么“两边百姓，扶老携幼，挨挤着来看，欢声雷动”，什么“我们生长在南京，也有活了七八十岁的，从不曾看见这样的礼体，听见这样的吹打！”但这一回大书，不过是文木老人拯风起俗的想象。这样的大祭，就算真有许多百姓来看，主要也是因为吹打得闹热，因为还不上两三年，泰伯祠已经凋敝不堪，“屋山头倒了半边”，“大殿上槅子都没了”，“后面五间楼，直桶桶的，楼板都没有一片”，只有五六个小孩子在那里踢球，三四个乡间老妇在丹墀里挑荠。这座大祠的建成，毫无移风易俗之功，只做了文人追怀凭吊、想象风流的好去处。
《金陵十八景图》之凤凰台。明代文伯仁绘，现为上海博物馆藏。《金陵十八景图》为十八开纸本设色册页，每开图绘金陵一胜境。
这种情形一直到近代仍无更改。唐宋怀念着六朝的云烟，明清遐想着唐宋的风流，晚清忆记太平之乱前的繁华，民国又夸饰鼎革前的古意。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十年大规模的建设，南京几乎换了模样，士夫眼里仍是想象中的古金陵，“有一班住在南京稍久的人，看见这里变成日见繁荣的都市，心上很觉得不安，谁都在心坎上留着一个昔日荒凉的古城的影子，像怀念一个老友似的，看见一切都在渐渐变更了，心里就起了一股怨气，真像对一个老朋友说：你‘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一样的悲伤。每逢走出家门总找那些没有开辟的小路走，眯着眼笑，说：这还是十年前的古城呢”。（方令孺《南京的骨董迷》）复古情怀于今为烈。走进闹市区的总统府，总忍不住抽一口凉气，仿佛走进了一个扭曲折叠的时空，此地有孙大总统的会议室，蒋委员长的办公楼，两江督署的后花园，太平天王府的马厩，更别说藏在犄角旮旯的林森、张勋等人。重重叠叠的历史遗迹，被拼贴串烧在一起，像一地散乱的简册朝报，又像走进近代史的微缩景区，总统府外，还有不伦不类的1912酒吧区，难免让人想起杜慎卿的那句名言：“小弟看来，觉得雅的这样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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