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临其世甚烹茶（五）

(3)五石散后遗症其三    诗人与虱人

虱子以优雅姿态登上文学舞台，是在魏晋，原因在上文已有提及，主要即是五石散之后的个人卫生问题造成（诚然，虽有乱世之“铠甲生虮虱”，然，中国历史本就“百代千秋”，如无魏晋名士权豪的加入，虱子岂能在彼时堂而皇之？）

竹林七贤的两个重要人物，俊美潇洒如嵇康，也于《与山巨源绝交书》言“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复又在他的养生名篇《养生论》中言“虱处头而黑，麝食柏而香”，俨然虱子专家。狷狂如阮籍也于《大人先生传》言”汝君子之处区内，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再看“功盖诸葛第一人”之王猛于桓温军帐中扪虱而谈......虱子一旦跟这些个魏晋南北朝高人雅士沾上关系，已不再是虱子了。是故，南齐卞彬作《蚤虱赋》，玉谿生李商隐恨其不专，乃作《虱赋》。孰料陆龟蒙又叹曰：“余读玉谿生《虱赋》有就颜避跖之叹，似未知虱，作《后虱赋》以矫之”（《后虱赋并序》）。如此种种，仿佛诗人不写上一两句虱子，竟也不好意思是诗人：

李白《赠韦秘书子春》：

“披云覩青天，扪虱话良图。”

宋人廖行之《月夜有怀二宋兄》：

“闻鸡漫起狂夫舞，扪虱谁从隠士谈。”

宋人王禹偁《故国子博士郭公忠恕》：

“失志罢屠龙，佯狂遂扪虱。”

尤其是那只“屡游相须，曾经御览”的极品虱子，更让拗相公蓦地找到了直追诗圣的感觉——叶梦得《石林诗话》云“蔡天启云荆公每称老杜'钩帘宿鹭起，丸药流莺啭’之句，以为用意高妙，五字之楷模。他日公作诗得'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自谓不减杜语，然不能举全篇。”

甚至那位用其首创之瘦金体写下“朕身上生虫,形如琵琶”的文艺皇帝；名人雅士常挂的对联“堂下对高朋，窗前捕半风”，无不隔空致敬着魏晋的虱子

感魏晋风度之化腐朽为神奇，乃悟“君子善假于物”，真至理名言也。

（《松颜诗话》认为：虱蚤之与诗骚，尚有未尽之言，放至“入乎其里求其法”之“诗性汉字再思考”讨论。）

（4）魏晋风度之诗思

赋诗最惧无思无感，无病呻吟，故而追寻诗思乃是古今同求。晚唐郑綮为相，

或曰:'相国近有新诗否?’对曰:'诗思在灞桥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 郑綮似乎一语道破天机——庙堂非是赋诗之所，灞桥雪中和驴背，正是赋诗之大好土壤。

郑綮此言，或源自孟浩然。据《韵府群玉》载：“孟浩然尝于灞水，冒雪骑驴寻梅花，曰：'吾诗思在风雪中驴子背上。’”，《全唐诗》卷六七一中唐彦谦《忆孟浩然》也云：“郊外淩竞西复东，雪晴驴背兴无穷。句搜明月梨花内，趣入春风柳絮中。”可为一证。

诗思何故在“灞桥雪中驴子上”，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灞桥在唐朝时设有驿站，送亲别友，多在此分手，此桥也因此叫做“销魂桥”（江淹“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兼之灞岸万株柳絮纷飞，遥相呼应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即所谓“关中八景”之“年年伤别，灞桥风雪”了！仅《全唐诗》中直接描写或提及灞桥（灞水、灞陵）的诗篇就达114首之多，诗思确实在“灞桥雪中”！然则，“驴子上”又作何解释？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古代诗人骑驴，可是标配？襄阳驴背觅梅花；长吉骑驴觅佳句；杜甫骑驴十三载（《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贾岛骑驴冲大尹；陆游骑驴入剑门......如此便可解得诗思在驴子背上？非也！

或云，诗人骑驴，盖沿袭魏晋风度。翻阅魏晋风情实录《世说新语》，确多有彼时名士于驴之雅好，如：

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

再如：

晋文王亲爱阮嗣宗，阮从容言：“尝游东平，乐其土风，愿得为东平太守。”文王从其意。阮骑驴径到郡，至则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然后教令，一郡清肃。十余日，复骑驴去。

再如：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上述例子虽可将魏晋好驴的关注点细化到好“驴鸣”，然，仍是知其然，未解所以然。彼时彼人为何好驴鸣？宋代仇远有诗《漫兴》作如下解释：

驴鸣有何好，晋人多爱之。

胡不大堤上，隔花听马嘶。

胡不茅屋下，带月听荒鸡。

我疑古之狂，矫世本尚奇。

蜡屐柳下锻，结髦剑首吹。

端是味无味，以待知者知。

满腔浩然气，抑郁无所施。

引颈一长鸣，万里风云悲。

敢问驷与骢，立仗夫何为。

按照仇远的看法，魏晋名士好驴鸣无非“矫世本尚奇”、“抑郁无所施”，仍是归结于“疯度”的人格精神，缺乏严肃的现实意义。

所幸，启功先生在他的《汉语诗歌的构成及发展》谈到了这个问题：

“注意到汉字有四声，大概是汉魏时期的事。《世说新语》里说王仲宣死了，为他送葬的人因为死者生前喜欢听驴叫，于是大家就大声学驴叫。'为什么要学驴叫？’我发现，驴有四声，这驴叫有éng、ěng、èng，正好是平、上、去，它还有一种叫是打响鼻，就像是入声了。王仲宣活着的时候为什么爱听驴叫，大概就是那时候发现了字有四声，驴的叫声也像人说话的声调。后来我还听王力先生讲，陆志韦先生也有这样的说法。”

照启功先生所言，关于驴鸣有“平上去入”四声的说法，王力与陆志韦先生也持如是观。三位先生所见雷同，解开了“所以然”，给予魏晋“好驴鸣”问题以一个更为客观理性的认知——后人正因为有了这些魏晋名士于自觉不自觉中对声韵的天性追寻铺垫，才能在宋齐年间顺理成章有了“四声之说”，才能在武则天时期迎来格律诗之水到渠成。至于历代诗人骑驴吟诗，抛开囊中羞涩、际遇不达等等原因之外，于驴鸣之“平上去入”间思悟“抑扬顿挫”，此即诗思义也！

魏晋风度之特立独行，岂能以荒诞尚奇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