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清水秀的龙泉，“东方剑桥”的分校躲过了日军炮火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战火蔓延至杭州，被称誉为“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师生开展了各种抗日救亡活动，11月初，由于战火愈演愈烈，浙大决定内迁，可家国危亡，迁往何处？校长竺可桢当时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不搬到重庆、武汉、长沙等那样的大城市去，而是要搬迁到那些从未有过大学的城镇，以至僻静的农村，使大学的内迁与普及教育、开启民智相结合。轰轰烈烈的长征开始了，一迁浙江西天目、建德，二迁江西吉安、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遵义。横穿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2600余公里，历时两年半，最终将学校总部迁到贵州省遵义、湄潭；但因战事阻隔，为解决苏、浙、皖、闽、沪等地学生升学问题，开始准备设立分校。

1939年2月，竺可桢派教务长郑晓沧、史地系教授陈训慈从广西宜山赶赴浙江筹办战时分校，来到了在龙泉一个叫“坊下”的小村里，乡绅曾水清得知浙大要在龙泉办学，立刻把刚刚建好的这幢中西合壁式的建筑让了出来，它外观立面为典型为巴洛克风格，内厅土木结构，坐南朝北，共二进七开间，总体布局为三条轴线，通面阔44米，通进深32米，建筑面积2293.5平方米，共72个房间。

一进门就能看到的铜像，无庸置疑，绝对是校长竺可桢，他的时代(1936—1949)的浙江大学被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称誉为“东方剑桥”。竺可桢打造浙江大学的方法概括起来可为三点：一、选聘优秀教授；二、增加图书设备；三、奖励优秀学生和贫寒子弟。三点当中，选聘教授最为重要。竺可桢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

再进去一进，就可以看到分校的“灵魂”：三任主任，从左至右依次为第一任主任陈训慈，继之为郑晓沧，最后为路季讷，都是才高八斗的人物，也正是再他们的带领下，一个个在芳野村成长起来的英才成为了战后中国复兴的栋梁之材。

这个曾家大屋承担了分校初创时几乎所有教学、办公和生活功能，一楼作总务处办公室、会客室、实验室，二楼作教室、图书室、医务室等，三楼是教职员宿舍，其余的厢楼等都作了学生宿舍。

这里也差点沦陷，虽然龙泉远在浙南山区，但1942年夏，日寇流窜到浙西南，紧邻龙泉的松阳县沦陷，龙泉危在旦夕。分校师生在崎岖的山路中步行100多公里，南迁至福建松溪大布村，两个月后，闻听龙泉未被日寇侵占，再分批返回坊下。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侵略方日本没有新办一所大学，而在抗战前沿的后方浙江龙泉新开办了分校，这是何等伟大的创举，这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丰碑，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

坊下村之所以名为坊下，是因当地有叶姓孝节牌坊而得名，可改名为芳野更是上了一个层次，这里也有一个典故，1941年元旦，全体师生在曾家大屋门口的稻场地上集会，第二任主任郑晓沧先生见坊下村远山环绕、竹松苍翠、村里鸡犬之声相闻，犹如一曲田园牧歌，遂即景生情，提议把“坊下”改名“芳野”，英文名“Fine Yard”，寓意丰富且音义相谐，一时流传开来，成了正式地名。

这里有浙大校史馆和龙泉历代名人馆，为龙泉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二楼教室，一张张课桌椅排放整齐，可以想象在那个战乱年代，离乡背井的学子们在漫天的战火和艰难的环境中坚持学习着，这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最宝贵的财富，对他们后来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里曾摆着近50张木制的双层架子床，是当时的男生宿舍。

俯看天井，遥想下当时的情形，师生们生活艰苦，学习也不轻松，分校的学生一年要修12门必修课、1门以上的选修课，课业要求非常严格。

外面不仅有青山，还有新造的龙泉浙大中学。

浙江的木雕名不虚传，老屋里这样精美的牛腿很少见了。

栩栩如生的狮子。

梅花鹿母子，更是活灵活现。

这里的建筑状况稍有些担忧，透过二楼走廊地板上的孔，可以看到一楼的窗花。

清风池前忆英才，这里走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谷超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杨忠道，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的孟宪承、宁波大学校长朱兆祥、中国最早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学者之一何志均等一大批科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

这里共办学7年，招生七届，共培养了1000余名大学生，1945年11月迁回杭州后完成了历史使命，在龙泉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旧址旁边就是建设中的龙泉浙大中学，芳野这一方净土育英才的传统，还会继续发扬光大。

作者简介：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搜狐自媒体认证专家 乐途专栏作家 携程签约旅行家摄影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