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牌楼：中国特有的立体史书 ——从龙门的“工部”牌楼说起
富阳龙门，是孙权后裔聚居地，是“富春江-新安江-千岛湖”旅游线上的国家一级景点，村内以独特的明、清古建筑群而闻名，是现今江南地区明清古建筑群中保存较为完整的山乡古镇。孙承安、孙华、孙伟良三位孙氏后裔，通过自己的笔触细腻解读龙门，汇集成书《在龙门读中国》。本文为“建筑文化”的第七篇《牌楼：中国特有的立体史书——从龙门的“工部”牌楼说起》。
《在龙门读中国》三月即将出版
作者介绍
孙承安
1951年10月生，杭州市富阳区龙门镇人，中学高级教师，在农村中小学任教30余年，后供职于富阳区教育局教研室。曾任富阳区第6届政协委员。已出版《且行且思说教育》《蛙声》等文集。
孙华
1966年10月生，杭州市富阳区龙门镇人，中学高级教师。从事高中教育逾30年，曾获杭州市教坛新秀，浙江省优秀教师荣誉称号。现任杭州市富阳区场口中学副校长。
孙伟良
1973年2月生，杭州市富阳区龙门镇人，中学高级教师。从事小学教育28年，曾获杭州市教坛新秀，杭州市学科带头人等荣誉称号现任杭州市富阳区富春三小副校长。
牌楼：中国特有的立体史书
——从龙门的“工部”牌楼说起
□孙 华
龙门有座气势恢宏的“工部”牌楼
承恩堂坐落于龙门古镇的老街上，朝南的正面是牌楼式砖石门墙。牌楼上题有“工部”“冬官第”等大字，门楣上镶有笔与元宝，寓意“必定如意”。无论远观还是近看，恢宏气势都会扑面而来。它是孙惟和为纪念父亲孙坤，经朝廷恩准后于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建造的。
孙坤，字景祐，号素斋，生于明洪武六年（1373年），卒于明宣德二年（1427年）。他七岁丧父，十三岁时母亲去世，由兄嫂抚养长大。他从小勤奋好学，考中秀才后入县学就读，中浙江乡试第四十七名举人后入太学，不久进工部。他为官勤勉清廉，因此被提拔为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其时，皇帝命他督造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八十余艘，限期一个月完成。他合理安排，科学调度，按时完成任务。皇帝又命他率工匠一万余人到南京宝船厂施工，九年后功成，他因此被提升为本部郎中。不久，升他为奉议大夫，且恩推三代，父母妻子均获诰封。最终，他积劳成疾，卒于任上，享年五十四岁。
明朝时，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又称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孙坤多年任职工部，因此承恩堂又称冬官第。
龙门曾有许多牌楼
《富春龙门孙氏宗谱》中，“下牌楼”“后头坞牌楼”之类记载不少。由此可知，旧时龙门曾经存在过许多牌楼，有建于村外的，也有建于村中的。建于村外的古牌楼，早已踪迹全无。现立于古镇入口广场上的那几座牌楼，是近年专为旅游开发而新建的。不过，古镇民居中，至今还留存着几座明清时期的牌楼，抬头仰望它们，人们便可阅读古镇数百年的历史文化。
知名度最高的应属义门。义门牌楼，是燕翼堂的大门。只是，内中厅堂已毁，仅存门楼。它是明代嘉靖年间为褒扬孙潮而建，因为他在灾年时为全村村民缴纳皇粮，又以1000余石稻谷赈济四乡灾民。门楣正面雕刻了麒麟，寓意吉祥如意；背面的雕刻是仙鹤，代表长命百岁。综合起来，其意可知。
相仿的还有怀德堂的“粉署流香”牌楼。它是义门孙潮的后代为颂扬先祖的德行而建。虽说因20世纪70年代失火被损毁，可仅凭余留的门墙，也可想见当时的气派。
老街上，还有一处牌楼，就是东端的“石扶梯”孝子牌楼。虽说古牌楼已不存在，可它的牌匾名“钦褒纯孝”存留至今。这位孝子先贤名孙钥，字世用，对父母非常孝顺。父亲去世，他按古礼隆重安葬；抚养庶弟长大成人，情逾骨肉。母亲去世，搭草屋守墓三年，昼夜不归，早晚祭祀。清雍正八年（1730年），皇上亲赐“钦褒纯孝”匾额以资褒奖，并拨库银勅建孝子牌坊。
从龙门村民的口中，常可听到一个“地标”称呼：牌楼底下。与石扶梯相仿，该处的古牌楼也已不复存在。该处牌楼建于何时，目前尚无确论。但此处曾有一座牌楼耸立，则是确实无疑的。
“牌楼底下”进入旧厅的通道，是早先周边村民劳作之余的小憩闲谈之处。他们坐在通道两侧的简易长条凳上，聊些家常、发些牢骚、传些小道消息。偶尔，还会有人说几段大书，内容无非是《三国》《水浒》《说唐》之类。
“牌楼底下”还承担了一项重要任务～祭街（路）。村民为故去的家人办丧事，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程序。其中之一，就是祭街（路）～在老街上进行祭祀，具体地点包括石扶梯、清明道地、财神堂、赖家弄口、牌楼底下，三祭或五祭由丧家依据实际情况确定。
牌楼的形制与功用
牌楼的形制多种多样。按立柱形制，牌楼可分为两类：“柱出头”式（或称“冲天”式），其立柱高出明楼楼顶；“不出头”式，其顶端是明楼的正脊。
按间数和楼数，牌楼可分为许多种：一间二柱、三间四柱、五间六柱；一楼、三楼、五楼、七楼、九楼等等。间数、楼数的多少，由事主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牌楼所处地理位置等多种因素决定。
按建筑材料，可分为木牌楼、石牌楼、砖牌楼、琉璃牌楼、彩牌楼等。木牌楼，因为其材料为木制品，虽都经防腐处理，还是易受风雨虫蚁侵蚀，留存较难。砖石牌楼，因为耐侵蚀，留存可达数百年。琉璃牌楼，大多建在皇家宫苑、佛寺建筑群内，显得肃穆威严。彩牌楼，则是一种临时构筑物，用于庙会等大型集体活动场所的装饰，一般用竹木搭建而成。
牌楼，周朝时就已存在，因此历史已很悠久。发展到后来，几乎遍布每个城镇与村坊，在许多园林、寺观、宫苑等处也常可见到。因此，牌楼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建筑。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其入口处一般都耸立了漂亮的牌楼。史料记载，牌楼还曾多次作为世博会中国馆的门面建筑，如，1867年中国参加世博会时，中国馆入口大门便是以竹、木、麦秆等建造的牌楼；1876年的世博会上，中国馆正门就是一座精心打造的全木牌楼，它们所具有的浓郁的中华民族特色，深深吸引了参观者。
牌楼，最初是作为表彰或纪念孝子、节妇、廉吏、义士、圣贤的载体而建造的，其功用也就是褒扬，相当于现在的奖状奖杯。现在的奖状奖杯，直接颁发给个人，存放于屋内，影响他人的时间不会很长、范围不会很广。而早先的牌楼，如同硕大甚而精美的“奖状”“奖杯”矗立路边、村口，让事主的事迹在数十上百年中被十里八乡传颂。发展到后来，牌楼又逐渐增添了其他多种功用：增加主体建筑的气势，作为区域的分界标志，作为社会等级的标志，作为装饰性建筑，等等。正因如此，曾经遍布中华大地的牌楼不仅成了一道道的独特景观，更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载体。
为表彰或纪念某人某事而建的牌楼，其背后都有故事。孝子牌楼讲述孝顺长辈的故事，节妇牌楼讲述贞洁烈女的故事，功德牌楼讲述为地方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故事。而同一牌楼的更名，则体现了时代的变迁。比如，北京的中山公园中，有一座“保卫和平”牌楼。这座牌楼，原先建在总布胡同西口，叫“克林德纪念坊”，是清廷迫于压力，为纪念被击毙的德国公使克林德于1902年建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战败，该牌楼被迁至中山公园，改名“公理战胜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改名为“保卫和平坊”。
牌楼是值得保护的文化遗产
留存至今的古牌楼已经为数不多，原因可谓多种多样：年久失修，或遭遇火灾，导致损毁；人为破坏，如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使得北京的不少牌楼被毁坏；因城市建设而拆除；毁于战火，等等。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所处环境特殊（如宫苑、公园、旅游胜地内）、所衬托的主体建筑特殊（如孔庙、名寺）、所用的建材牢固（如石牌楼）、人为保护（人们认识到其历史价值）等原因，不少牌楼得以留存至今。
留存下来的古牌楼，不仅是城市乡村、风景名胜的无可替代的点缀，让人一看便知这些地方有着厚重的历史，更是不可多得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教材。比如，在富阳新登镇众圃村东南，就有一座建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的三间四柱五楼重檐歇山顶的石牌楼，其明楼正面牌匾上镌刻有“圣旨”二字，龙门枋南北均刻有“清布政司经历冀培周公墓道”。新登镇胜总村也有一座三间四柱五楼重檐歇山顶的石牌楼，明楼正面牌匾上镌刻“圣旨”二字，圣旨牌下正额刻有“节孝”二字，牌文记载：“皇清乾隆三十九年奉旨题旌”，“丙午年仲冬月吉旦立”。（摘自《富阳的古民居》）如果仔细观察，人们便可较为清晰地了解当时当地的建筑艺术、道德观念、民间信仰等诸多文化因素。
遗迹、遗产具有不可复制性。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历史遗迹、文化遗产的留存与保护就显得更为紧要。我们应该尽力妥善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遗迹、遗产保护的关系，绝不能如原先那般动辄轻率地拆除。这，事关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事关文化自觉与自信的提升。
可喜的是，现今各级政府、人民群众对于文物保护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在建设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的过程中，大力提倡保护性开发。就如龙门古镇，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同时，对于明清时代的古建筑努力进行保护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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