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歧视链是如何产生的
副标题：丰饶度、精确度、层次和节点
来源： 百亩林随笔
本文节选自阿姨20160905讲座《认同的生成——技术与路径》。文字材料来源于网络。
概要：要促进文明的繁荣和发展，反对对文明的破坏，这其实是一个大体上可以用数学方法来度量的问题：假如你的行动是倾向于增加网络的层次和节点，或者是增加了信息的生产机制，或者是增加了信息复制的精确度的话，你的行为就大致上可以说是有利于文明的。
反过来，你如果是个删除者，是文明的破坏者，那就是说，你要么是从客观上、结构上来讲减少了文明的层次，减少了节点的数目，或者是说从信息的角度上来讲，你削减了文明传递的精确性，从而损害了它的认同，或者是你损害了文明的产生机制，使它变得不像原来那样丰饶了。这四种指标，层次、节点、精确度、丰饶度，都有一定的可测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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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这个东西，你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分析它，要么从信息的角度来分析它，要么从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它。
一
如果从信息的角度来分析它，那就是我所谓的纯洁（精确度）与丰饶（丰饶度）的问题，它就是一个信息产生和复制的机制。第一，它的信息产生必须是足够的丰富，大体上来讲要维持增量才行；第二呢，就是它的复制必须是足够的纯洁或者说精确，否则误差度大到一定程度以后，会导致系统的内崩溃。但是这两方面又是有一种微妙的相互约束的关系：如果太强调复制的精确度的话，那么丰饶度就会受到损失，因为精确度的前提就是你要有一个删除机制；反过来，如果你要坚持丰饶度的话，那么精确度也就要受到损失，因为太多的芜杂会损害传递的精确度。
这个模式可能不仅适用于文明，而且适用于很多现象，例如是生物演化的现象。生物演化的现象就是以DNA的出现为分界线的。在此之前是蛋白质和各种氨基酸之类的组成的那种营养汤，它的特点就是丰饶，它其实也是能够复制的，尤其是存在膜结构的地方，但它复制的精确度非常之差。在存在膜结构这样的地方，它可以不断的衍生，但是它会很快的把提供营养的这个原始汤耗竭。精确度呢，那是DNA产生以后的事情。DNA对生命的主要意义就是，它能够做到基本精确的复制。DNA的用途就是，第一代复制以后，第二代和亲本的相似度是非常之大的，但是这样做就会导致大量信息的流失。结果我们知道，后来形成的生命就是两种模式的联合，核心部分是DNA，用来保证精确度，外围的部分就是各种原材料，其主要作用就是丰饶度，尤其是各种偶联酶之类的东西。文明本身也是这样的。
可以说是，文明本身没有准确的定义，但是我们通常约定俗成的文明和通常不称为文明的、但存在人类的原始文化之间的差异，就很像是生物演化的差异。文明是什么？它就是能够保证一定精确度、具有一定延续性的东西。例如你说自己是孔子的门徒，那你可以说，我虽然离孔子两千年了，但是我的学说跟孔子的学说有巨大的相似度，足以保证我认同于孔子而不是认同于其他人，或者认同于基督或者是认同于默罕默德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个认同度的保证，就是相当于DNA的精确度保证。而原始文化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这样的保证，它有巨大的丰饶度，也就是说它的分歧度比文明要大得多。文到底明有多少种，虽然定义不同，但是最大的说法也没有说是超过几百种的；但是人类存在的原始文化的数目是多到无穷无尽，至少有上百万种吧。论丰饶度、分歧度的话，毫无疑问是原始文化要大得多。文明有别于原始文化的地方就在于，它有一套认同复制机制，这一套认同复制机制在它的体系中间扮演了相当于DNA在生物中扮演的角色。
文明的另一个维度就是结构问题。结构问题主要是两点，一个是网络，一个是节点。大体上来讲，我们直觉也可以感觉到，文明有高档和低档的差别，存在歧视链，其基本判断标准就是节点和网络的复杂性：同一个区间内，如果网络的层次更多一些，那么这个文明就要更高档一些，对于文明内部的各个成员来说，如果他们联系的节点比较多的话，那么他们的地位就比较高，也比较安全，他们所在的文明的层次也会相应提高；外形相似、但是层次比较少或者节点比较少，那么这个文明的脆弱性就要强得多。
例如像是印加帝国，给人的印象就是它的脆弱性要大得多。如果你只看表面上的话，它好像有一套黄仁宇说的那种数目字管理的机制，它那一套结婚祭祀的东西，虽然技术上很原始，但是其实跟图灵搞的那套打卡的原始计算机是差不多的，是高度数字化、高度科学管理的东西，恐怕比起许多物质生活比它更发达的文明更加称得上是科学管理、理性管理的体现；但它是极端脆弱的，脆弱之处不在于它的模式，而在于它的层次少，层次少就会一击就破。所有的文明都经历过外部来的打击，虽然它也是可以灭亡的，但是一般来说受到打击以后，大多数文明还有一定的恢复能力，甚至在被征服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自我延续，不会像是它那样突然一击就崩溃了。所以这里面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它的层次要比别的文明的层次要少一点。类似的一些现象就是所谓西欧的绝对主义国和东方的专制国家，它们的差别在哪里呢？有过很多种说法，但是最靠谱的说法就是，尽管它们的外形有一定相似之处，但是西欧绝对君主国内含的层次比起西欧以外的任何专制国家蕴含的层次都要大得多。结构复杂度大，因此它蕴含的生机就会更大，在遭受危机和打击的情况下，它自我维持的能力也要大得多。
层次和节点表面上看起来是跟认同没有关系的，但其实是有关系的，两者之间存在一个阈值，尽管这个阈值没有办法像是你研究脑神经科学那样精确的判断出来，但是没有问题，你可以大致的判断，就是说，网络的复杂性和节点的数目如果低于某一个数值的话，那么自我意识不能产生，认同就不能产生。你必须足够复杂，超过一定阈值以后，只有足够复杂的网络，才能够形成自我反馈，形成自我意识，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你才能够形成认同结构。所以结构的分析和信息的分析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同的，但实际上是指向同一个目标，像解析几何里面用代数的方法和几何的方法可以得到同一结论一样。一面是信息，一面是结构，顺着这个基本框架，大体上讲，可以把作为演化系统的文明整个概括进来。能不能够做到像脑神经科学那种精确度不好说，但是如果撇开不同的行为主体来说的话，模式的相似性是非常有参考性的。
那么根据这样的两种分析方法，你就可以对文明定出相应的歧视链，歧视链就可以根据结构的复杂性和信息的复杂性来定。一般来说，我们认为是比较高等的文明，都比觉得比较低等的文明有更多的复杂性。如果你说我们要保护已知的文明，或者说是要促进文明的繁荣和发展，反对对文明的破坏，这其实是一个大体上可以用数学方法来度量的问题：假如你的行动是倾向于增加网络的层次和节点，或者是增加了信息的生产机制，或者是增加了信息复制的精确度的话，你的行为就大致上可以说是有利于文明的；反过来，你如果是个删除者，是文明的破坏者，那就是说，你要么是从客观上、结构上来讲减少了文明的层次，减少了节点的数目，或者是说从信息的角度上来讲，你削减了文明传递的精确性，从而损害了它的认同，或者是你损害了文明的产生机制，使它变得不像原来那样丰饶了。这四种指标（层次，节点，精确度，丰饶度）都有一定的可测量性，尽管也不是很精确的测量，但是大体上讲，用健全常识来测量的话，都是可以测量出来的。
二
然后我们回到现在的世界体系上面，你可以看出，怎样才能够增加体系的丰饶度、精确度或者是层次和节点，或者是相反，对这四项因素进行破坏呢？那就要看你所在的位置了。就是在这一点上，你就不能够坚持统一标准，因为坚持统一标准就是忽略了世界秩序或者是文明秩序本身的层次延展性。在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意义。例如在欧洲，你可以说是民族国家的高峰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已经来临了，现在它已经是民族国家和后民族国家相互结合的阶段。如果我现在在欧洲，要我改善欧洲的文明的话，我就不会跟他提发明民族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会给他提出相当于是复辟神圣罗马帝国的计划，把过于官僚化的欧盟虚置，但不是解散，像以前中世纪对待神圣罗马帝国那样，维持它作为一个法统的来源，但是把它的实际权力虚化，使实质性的工作从欧盟的官僚主义当中离开，而转向民间的亚国家团体。对于欧洲来说，它主要的问题是亚国家团体缺乏生命力，超国家组织过多的受到了官僚主义的浸染。像伊斯兰国对欧洲的侵袭，实际上是原有秩序的一个bug，有bug在的地方，就指示了系统的薄弱环节。因此我如果是在欧洲的话，我肯定要建议他们强化非国家组织，而不是谈论发明民族。
但是东亚的情况不一样。十九世纪发明民族的浪潮从欧洲延伸到近东，延伸到拉美，延伸到远东，基本上已经横扫了大半个世界，现在的中国恰好就是发明民族留下的最后一个灾区，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发明民族还没有完成的地方，而它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都要直接归因到民族发明的失败。民族发明这个事情不是像士大夫阶级想象的那样，我高兴怎么发明就怎么发明，那要看有效没有效，发明民族的最终结果是要看神裁。民族和其他的共同体有什么不同呢？它是一个有自卫能力的共同体。如果你搞出来的东西，我经常用的例子，波兰，如果你搞出来的东西像波兰一样，第一你能够顶得住打击，第二就是，顶住打击的程度，一直到亡国以后民族魂都不会灭亡，那么你就可以说，波兰民族的发明成功了。
我们不要以为波兰民族是先天就存在的。波兰在宗教改革以前非但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还是各种异端邪说的一个中心，实际上它是欧洲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中心。大家现在很少记得，在哥白尼那个时代，它之所以出哥白尼，不是偶然的，那时候波兰人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是欧洲最晚皈依天主教的政治实体之一，而且他们的上层人士流行各种各样的哲学学说，有很多很接近于现在的多宇宙论诸如此类的，索西尼派之类的东西，最终被罗马教廷抓了很多异端。
它最终天主教化和民族化——这两者是联合在一起的，是经历了瑞典和俄国的入侵和三次瓜分以后。它实际上是在瓜分以后才产生出波兰民族的观念，否则的话，大波兰、小波兰、小俄罗斯的人口本身也是极度复杂的，波兰贵族也不是根据民族原则来统治它的，它的被统治者往往是小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它的主要市民大都是犹太人，我们称之为波兰民族原料的那些人差不多在当时只占波兰人口的15%左右。波兰民族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这个细节太多，我就忽视了，简单粗暴的说，它是在通常所谓的亡国的过程中间重新发现了自我。在灭亡的过程中它发现，原来有些人是跟我分享了共同的痛苦和共同的命运，另外一些人则跟我并不同舟共济，只有跟我分享了共同的命运、走过同一条道路的，才是我们自己人。然后由于这些瓜分者又是东正教徒和路德教徒，于是本来被中世纪波兰人很瞧不起的天主教反过来变成了波兰民族魂的保护者。经过这样的折腾以后，波兰民族才会发明成功。
如果你活着，你就有呼吸；如果你没有呼吸，你就不要说你活着。如果中华民族存在的话，蒋介石就不应该跑到台湾去，他就应该变成中国的毕苏斯基。毕苏斯基和蒋介石有不同的命运，本身就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发明是失败的。蒋介石就是中华民族发明失败的一个牺牲品，他就是因为太相信这个靠不住的发明，才把自己毁了的。
像日本人攻打长沙的时候，国民党打了败仗，他就愤怒的谴责国民党将领：我们在自己的国家打仗，我们的人民支持我们自己的军队，你们怎么打成这样？但是那些前线将领肯定是有苦说不出来，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本地的人民有支持所谓“自己的军队”的一点点迹象，那些老百姓很明显是在那儿平时当看客的，然后无论谁打了败仗以后，他们都出来抢那些被打败的人留下的剩余物资。他们抢起国民党来，一点儿也没有国民党是他们自己人的感觉。然而毕苏斯基的军队在被图哈切夫斯基追杀逃到华沙城里面的时候，斯大林当时是这支军队的政委、图哈切夫斯基军队的统帅，就向列宁报告说，我们在波兰的感觉跟在俄罗斯完全不一样，波兰农民是如此愚昧，被波兰贵族地主洗了脑，他们把我们当作敌人，我们留下的伤病员被他们杀了，我们要粮食他们不给，我们去问路的话，他们故意引我们找不着路，总之在这里是活受罪，我们在这儿待不下去了。
这两种不同的反应说明什么问题？蒋介石坚持要说，湖南人民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湖南人民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我跟你不是一个民族；而波兰人则用不着任何人给他们做宣传，他们跟毕苏斯基就是一家，就是铁杆一家。波兰民族已经建成，而中华民族没有建成。蒋介石的下场就是他误以为中华民族已经建成了的结果。
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没有建成但是又假装已经建成，它才会留下一个政治真空。如果他老老实实承认我没有建成，那么中国就被列强瓜分，变成殖民地了。如果变成殖民地了以后，反倒是很难侵入，因为殖民地有固定的主人。像苏联就很难对满洲国下手，反过来也很难对印度支那下手，因为那都是有主的地方。中国之所以易于渗透，跟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一样，它是无主地。属于殖民地或者殖民者势力范围，那就是有主地，你在有主的地方搞大了以后，它的主人会出来干涉。而中华民国理论上是独立国家，翻译成现实政治的真正语言就是说，你是一个孤儿。要么你长大了，建立民族国家就相当于你长大了，孤儿长大了就不怕受人欺负了，但是你又没有长大，同时你又没有一个养父来保护你，同时你又爱装逼，你明明是没有长大的，你一定要说你已经长大了。如果你是孩子的话，别人还不好意思打你，你一定要说你已经是一个巨人了，那么别人就会理直气壮打你，而你又没有大人的力量，身上又不禁打。
所以最后，中国近代史，就是我所谓的远东的线索，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归根结底就是民族发明失败的结果，这是中国一切问题的核心。中国之所以会变成列宁党的最后一个寄居地，关键就是在于，它是一个政治上的低洼地带。水往低处流，入侵者总是入侵最薄弱的地方。苏联在它刚刚成立的时候，当然主攻方向是向德国的，然后它在世界范围扩张的时候，它对土耳其也在下手，对埃塞俄比亚也在下手，对印度尼西亚也在下手。马林这个人基本上跑遍了全世界，阿拉伯也好，印度尼西亚也好，全世界各地的相当于国民党的什么青年联盟、国民联盟，各地的复兴党、共产党都是他建立起来的。但是为什么他在土耳其打不进去，在伊朗打不进去，在印尼打不进去，就偏偏在中国打进去了？这本身就说明你是抵抗力最薄弱的地方。就是因为你抵抗力薄弱，容易入侵，容易入侵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共同体建构失败。共同体建构失败，你就像是一个没有皮肤的人，自然很容易感染；别人已经长齐了一层厚实皮肤，自然就很不容易感染。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所以现在东亚的基本问题，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寄生性的列宁党在全世界都已经灭亡，但是它在中国仍然是存在的，在东亚仍然是存在的，由于它的存在，使东亚局势无法稳定。
三
第二个问题就是内亚问题。东亚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离西亚的文明核心区比较远，通常它的文明的主要成果是越过塔里木盆地这条交通线从内亚输入的，历代的征服者一般来说都来自于内亚。后来的史学家往往把它说成是，鸦片战争以后你才是闭关锁国的落后的被征服者，但是实际上，东亚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都是闭关锁国的落后地区，而且每一次帝国一统，都会切断通向内亚的交通线，结果使你技术演化的速度比西亚更慢，然后演化到一定程度以后，落差大到一定程度以后，长城就无法维持了，草原上的鸦片战争就会爆发。实际上历次所谓的蛮族入侵，它不是别的，就是草原上的英国人发动了一场长城上的鸦片战争，把刚刚演化出来的新技术从中亚和西亚的方向带进来，打败了远东地区落后了二、三百年的旧技术。然后等到这个新的入侵重新凝固下来、建立了新的王朝以后，东亚又再一次故步自封起来，技术落差再一次加大，然后壁垒再次打破，先进技术再次输入，如此周而复始。
内亚和东亚的关系，实际上是很接近于希腊和埃及，或者是英国和印度那种关系。在十五世纪以后，这种输入线从陆上改成海上，但是内亚和东亚的问题仍然无法解决。从地缘上来看，东亚是内亚的一个柔软的下腹部，是一个极其容易入侵的地方。内亚和东亚的边境无法建立一个稳固的和天然的边界线，自然而然的会形成漫长的、无法防御的真空地带。由于这个柔软的软腹部的存在，要进行民族发明的时候划定稳定的边界，困难是非常大的。东亚民族发明的失败也有内亚方面的因素，具体到近代就是所谓的满蒙问题，这个因素严重的影响了东亚国家共同体建设的稳定性。相反，东欧和西亚划定边界的过程就要稳定得多，因为它们在文明秩序的歧视链上是居于上游的，它们基本上是文明的输出区，所以对它们来说，划界的困难就相应要少得多。
第三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费拉问题。费拉问题就相当于是秩序的真空区。因为秩序是政治体生存所必须的，它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消费一定的秩序，如果一个社会已经散沙化到一定程度，自己完全不能产生秩序，那它必须不断的从外部输入秩序。输入一旦终断了，就会发生大规模人口灭绝的灾难。别的文明很少发生人口灭绝灾难，蛮族的死亡率虽然高，但是断断续续的，在战争和小规模的情况中死亡，很少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和平以后，突然出现大规模人口死亡的这种现象。这种现象本身就是，第一，费拉没有秩序生产力，第二，外界的秩序输入时断时续产生的问题。
近代的东亚问题就是这三个问题的叠加。大洪水的问题其实就是这第三个问题，因为秩序的真空需要吸引秩序，难民外逃，是难民在寻找能够供应秩序的载体，或者说是外部干预，外部干预就是秩序高地对秩序低地的输出。这两者其实是同一种形式，就好像说是，你可以让你的工人到别的地方去打工，把钱挣回来，也可以让别的地方的资本家到你这儿来投资，让你的工人就近打工，这两种事情在经济上是基本上没什么区别的，难民逃亡和帝国主义干涉实际上是这两种现象的不同体现。但是总之，上面讲的这三种现象——LN党的入侵、内亚—东亚问题和政治共同体建设的失败，把东亚变成了一个政治灾区。但这个政治灾区跟别的地方的政治灾区不一样，它不是输出秩序对其他地方造成的压力，而是自身秩序生产能力不足，因此吸引了其他地方的秩序输出的政治灾区。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只有通过共同体的建构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共同体建构有两种方式可以达到这一点：第一种方式就是，你要把没有能力产生秩序的人口变成有能力产生秩序的人口，也就是说要它内部产生出土豪，产生出小共同体，然后由此产生出更加复杂的结构，要有信息生产机制和信息复制的保存机制，要产生出尽可能多的层次和节点；反过来还有另一种办法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就是消灭掉那些没有能力生产秩序的、而且还会消费既成秩序的人口，在这些人口被完全消灭以后，你建立共同体的难度就要极大的降低了。
后一方面一般是大家不肯提的，但是其实非常重要。欧洲之所以在罗马灭亡以后没有出现反反复复的费拉化问题，有一个重大原因就是，它发生了人口替代，所以欧洲后来的宪法斗争、各等级斗争实际上是日耳曼入侵者的酋长、普通武士和贵族长老之间的斗争，它并不是征服者和降虏之间的斗争，因为欧洲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降虏。而在东方帝国，征服者就留下了大量的降虏人口，这些降虏人口自身没有能力产生秩序，又要不断吸收和消耗其他人输入的秩序，构成一个重大的麻烦和包袱。在未来的民族发明中间，这个包袱肯定还会继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