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坦德：大英博物馆藏西夏文残片
从充满崇山峻岭和沙漠戈壁的中国西北走廊，再到西伯利亚及其腹地，干燥一直主导着许多文化的脉搏，同时也保存着整个图书馆的那些未知世界书籍。众所周知，以敦煌为例：6个世纪敦煌的宗教手稿以及世俗文献、标识着最早日期的活字印刷金刚经。[①]据称，敦煌的密窖是公元11世纪的一些僧人为了在西夏人的冲击中生存下来的藏身之处。虽然《宋史》(由蒙古人指导下的汉人编制)中有专门章节来记载这些西夏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语言、文字或文化。直到本世纪（20世纪）初，俄罗斯探险家科兹洛夫发现了一份可能是13世纪早期蒙古人征掠时藏匿的文献。
马可·波罗早已知晓黑水城位于完全干旱的蒙古沙漠中，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世人所遗忘，直到1908年，上校科兹洛夫（P. K.Kozlov）带领着俄罗斯皇家地理学会探险队行至一个方形城堡时，黑水城才被世人发现。
当我们接近这座城市，越来越多的陶片，比沙丘还要高；最后，我们来到城墙之上，黑水城将其美丽展示于大家眼前。
城墙的西南角附近，一座有着宽大圆形屋顶的小型建筑，与穆斯林们用于祈祷的清真寺样式相似。走了几分钟，我们通过西大门进入了这座死城……这里，我们来到了一个边长为4/3俄里的露天广场一侧，这里陶片类等杂物在高低、大小不一的建筑物废墟中凸起。四处伫立的佛塔，寺庙的土坯地基看起来很清晰。我们对周围发掘中的遗址中会收获到什么东西充满了好奇。我们的营地驻扎在这个要塞中央，靠近一个有两层楼高的建筑废墟，在其南侧有一个寺庙废墟。我们到达不到一个小时，便开始从废墟顶部发掘、观测。[②]
一座在蒙古作为窣堵坡的巨型佛塔出土后，除了佛像雕塑和艺术品外，我们还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印刷品和写本。样本立即经由蒙古邮政服务送往圣彼得堡，其余部分随后送达。如今，这些失落文明的绝世珍品保存在亚洲人民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和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内。
奥莱尔·斯坦因因在该地区探险而著称，1914年，精力充沛的他抵达黑水城。他辛辛苦苦收集到的几百件印刷品和写本残片，由探险队赞助商——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共有。一些绘画作品及印刷品的插图存放在德里，而文献则被送往伦敦保管。[③]
西夏之名早已为各种吐蕃人和其他中亚民众所知，但使用这个词语的人们生活在旅行家马可·波罗时期新建的甘肃行省，他们即为蒙古人作为完全征服中国大陆的先行者。宋朝时期，作为曾在中国北方独立的几个政权之一的唐古特或西夏，存在了200多年。
按西夏人的说法：约在公元1000年，他们将发明自己的文字系统作为民族独立的一部分。据传统观点，这是一个独身学者野利仁荣的创造，他应为破译出西夏诗歌的N.A.涅夫斯基欢呼，这里给出一个相当自由的英文版本：
蕃汉弥人本一母，语言不同地乃分。
西方高地蕃人国，蕃人国中用蕃文。
东方低地汉人国，汉人国中用汉文。
各有语言各自爱，所有文字人人敬。
吾国野利贤夫子，文星照耀东和西。
……[④]
（西夏文抄本的典型元素）
这个故事在中国官方史学中有若干版本，似乎有充分理由相信，一个单身男人创制了这种新的书写形式。作为他独创性测试，我们可以比较当时这四个地区——中原、吐蕃、辽、回鹘的文本。
通常而言，汉字相当于语音和那些类似表意象形文字结合而成的符号类别。从语言学角度来说，藏语用印度语字母来表示古老发音，它与西夏语最为接近。回鹘语用一个塞姆语“字母”代表突厥语辅音，而作为通古斯族之一的辽，多音节语音适用于汉字元素。
从形式上看，整个西夏文减少了一些相同顺序和方向的笔画作为汉字。看似任意修改，形成了复合字符的元素。典型字符表几乎算是数学组合的能力，很少一部分字符作为独体字，意味着以相同方式作为汉字的“部首”。
以《文海宝韵》而著称的本土词源字典给出了所有字符的分析，但目前还未知是否代表这些字符创制者的本意或者是后来词源学系统的入门书籍。解读西夏文的工作尚未完成，俄国伟大学者N.A.涅夫斯基教授（1892-1938）是唯一能流利阅读西夏文献之人。关于该部字典的笔记已经以照片形式刊载，虽然博物馆的收藏品是一些残片，但保存了许多典型文本和原始资料。
斯坦因爵士的《亚洲腹地》（第440页以下）对西夏收藏品作了部分描述与说明，其中也包括那些在德里的说明性材料。佛教典籍被转抄，而抄写在藏文写本行间是译自藏地佛教文献佛经的显著特征。这里被转抄西夏文献有三种类型：汉译本、汉夏历法和西夏法典。由于一个佛教国家90%以上出版的佛教经典著作用于输出，因而来自汉地译本异常珍贵。此外，为了破译更多字符，他们还引入了各种词汇。专有名称和地名会给字符发音含义的其他来源提供线索。这里，博物馆收藏的著作复本中有两页来自汉地军事著作——《孙子》。
它不可能是私人刻本，因此我们可以把它定为西夏学研究院成立后，并假设由于官方印刷机构删减这些活字而造成的。这个版本有三种注，第一种是曹魏魏王，即曹操注解。通常汉地版本有十一种注，典型风格是雕版，虽然较粗糙些，但似乎适合世俗书籍，因此比印刷精美的佛经更为流行。虽然活字印刷被从手稿模具中剔除，但书籍往往被认为是雕版印刷风格。因此，即使关系到整部著作的小残片也可通过西夏谐音字典《同音》以及东方与非洲研究院的杰拉德·克劳森先生手稿的提示帮助下立即被识别出来。遗憾的是，列宁格勒收藏的1132年版本之副本还未发表，因此必须依赖于中原雕版印刷的文书副本。虽然博物馆藏字典残片很少，但是仍可以核查这个副本的准确性。[⑤]
1149-1171年间《西夏法典》（修订版）包括20本书。博物馆藏的一本书封底残角显然就是这类书的编号。复制页面包含有属于西夏省份的地名，如沙州和应州。
那些游牧的西夏人起源于黑水城的一个汉人聚落，可能属于商人阶层。亨利·马伯乐通过研究黑水城汉文文献，在其遗作中说明：A.斯坦因爵士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献目录中第474号文书属于汉人债权人记账的一部分，该年份是13世纪的第1年。编号为K.K.II.0279.nnn的稀见“汉夏历法”进一步证明了汉文化的影响力，它是用汉文表示数字与周期性循环标记，用西夏文表示各列月份。另一份残片同样载有6到12的月份，各列数字由西夏文草书书写。其中一个有趣的特征是用“1”表示“11”，而字符“12”则类似汉人的“腊月”，更为明显的特点是汉字书写方式的规则性，西夏文笔顺明显异于汉字规则，很不利于拙笨的汉字和细腻的西夏文草书作比较。
中亚地区的活字印刷至少有3个世纪了，但在书籍出版史上远不及西夏印刷术重要。[⑥]首先，它代表一个独立的传统，不局限于中原和辽朝对私人印刷的禁令。其次，文本真实性毋庸置疑，可追溯至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如果仅凭大量的封面类型、页面大小和印刷方式判断，我们的佛教典籍一定是当地版本，因此必须分开考察于阗地区出现的杭州西夏文版本。最近日本关于印刷页面的研究表明，每一个字都是由单个方块组成一些模块构成，而不是双页被雕刻在单个木板上。所谓活字印刷和约300年后欧洲使用活字印刷的历程很相似，或许，一些活字印刷的版本将被一些博物馆的残片证明是现存最早的活字印刷书籍。[⑦]
页面尺寸、字符的平均大小和书的版式是多样的，小至一本9×6厘米的册子，大到封面为22×16厘米的宋代流行“蝴蝶装”式样的折页书籍。[⑧]
也许这些离开书籍本身而幸存的封面比书籍本身更重要，尽管它们残缺不全，但是依然保存着蓝色的绸缎和坚硬的函，以及这些残片自身的珍贵价值和时常出现的题款。
西夏文虽然是一种死文字，但几个世纪前可能生活在蒙古、汉人和藏东聚落的西夏人，许多领域的差距只有通过借助这种短暂的文明去学习。这个地区的考古学几乎未有开展，极端干燥的气候将会为发现更多的图书馆带来希望，甚至国家历史档案馆早已逃脱了蒙古人的战火而幸存下来。
汉人经典军事著作《孙子兵法》（第25页）的西夏译本
(a) 残片包含有可能来自法典的西夏地名
(b)载有6到12月的汉夏历法
注：本文原刊于《大英博物馆季刊》第24卷第3期，1961年，第82-87页，译文刊于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 编《朔方论丛》（第三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3年。
[新西兰]格林斯坦德著，王东 译，杨富学 校
[①]翟林奈（LionelGiles）：《敦煌的六个世纪（Six centuries at Tunhuang）》，伦敦，1944年。
[②]科兹洛夫（P.K. Kozlov）：《蒙古、安多和黑城（Mongoliya i Amdo i mertvuy gorodKhara-khoto）》，圣彼得堡，1923年，第103页。
[③]斯坦因（A. Stein）：《亚洲腹地（InnermostAsia）》，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1928年。
[④]聂历山（N. A. Nevsky）：《西夏语文学（Tangutskayafilologiya）》第2卷，莫斯科，1960年。
[⑤]聂历山：《关于西夏文字典（Concerning Tangut dictionaries）》，《狩野教授还历纪念·支那学论丛》，京都，1927年。
[⑥]卡特（T. F. Carter）著，古德里奇（L. C.Goodrich）修订：《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Chinaan d itsSpread Westward）》，纽约，1955年。
[⑦]《石滨纯太郎纪念文集》包含有西田龙雄关于西夏数字的研究，现在有英文版。
[⑧]巴黎集美博物馆藏有一份用金字书写的蓝色华丽手稿。
附
聂鸿音：西夏文献解读的理想和理想的解读
1920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在《支那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率先使用了“西夏学” 这个术语，从而宣告了一个新学科的诞生。作为国际东方学的分支，西夏学的目的不仅在于重现 近千年前西夏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而且还在于为古代丝绸之路沿线诸民族文化的互动发展收集 实证，而后者明显可以为我们解析当今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模式提供范例。西夏学的开展首 先必须立足于西夏文献的研读。如果不能正确地诠释西夏文文献，一切相关的研究都将无从谈起。
其实在“西夏学”正式问世之前兰个世纪，英国人就做出了解读西夏文字的首次尝试。当时可以见到的几乎全部西夏文字资料都被英法两国学者不止一次地研究过，不过，西夏文毕竟早在明代中叶就已消亡，而且没有足够的解读线索保存下来，所以那时的人们只是试图通过文献本身的比勘来考证个别的字音和字义，其理想也仅仅是“多认出些字”而已，至于全文解读一部西夏文献，学者还不敢奢望。
1909年，俄国的科兹洛夫考察队在我国黑水城遗址的一座古塔内挖掘出了大量的西夏书籍，这批总数不亚于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宝藏构成了后来西夏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在全部文献运抵圣彼得堡的次年，俄国学者在其中意外地发现了一部由西夏人编写的西夏文、汉文对照辞典，这部题为《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小书成了人们揭开西夏文字之谜的第一把钥匙，在它的帮助下，人们很快就能够明白每一种西夏文古书的大致内容。西夏字共有6000个左右，从《番汉合时掌中珠》里可以找到1000多个字的读音和意义，再加上后来释读其他文献的收获，学界确切知道其意义和用法的西夏字约有2000个。这虽然还不足总数的一半，但大都是在文献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常用字，有了这些知识已经足以开展西夏文献的解读。
20世纪出土的西夏文献绝大多数都是从汉文或藏文转译的佛经，此外就是一些译自汉文的中原典籍，真正由西夏人撰写的原创作品为数极少。这样，人们解读西夏文献的注意力很自然就集中在了佛经或中原典籍的西夏译本上面，事实上，有了《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帮助，人们就可以初步译出一部分西夏作品的题目，并在浩如烟海的汉文典籍中把西夏人据以翻译的原著找出来。对照汉文原著来透视西夏人当年的翻译思路，这并不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情，1932年出刊的《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堪称这方面的代表性成就。
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沉寂之后，西夏学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复兴。新时期的西夏学很快就把研究领域扩展到了西夏历史的各个层面，可是却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西夏文献解读原则的理性思考，而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在作为西夏文起源地的中国越来越凸显出来。
截至上世纪末，存世最著名的西夏文献大都已有汉译本问世，相关学科的学者也开始大量利用这些汉译本，来从事西夏历史诸领域的研究。然而，单纯从汉译本而非西夏原著出发的拓展型研究可以说至今鲜有成功之作，这里面的原因也许主要不在于历史学家一方，而在于西夏语文学家没能为历史学界提供适用于科学研究的、精审而明晰的基础素材。我们需要重新明确解读者的解读理想，同时需要明确怎样才能做出对西夏文献的理想解读。毫无疑问，西夏字和汉字的简单置换是首先应该排除在理想之外的，在一个世纪前人们出于迫不得已而采用的这种办法如今已经不能称作真正的解读。当代对西夏文献的解读理想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对于翻译作品，我们必须揭示这个译本的来源并准确地描述其翻译过程，包括那些没有保留下标题的残片;第二，对于西夏原创作品，我们必须给出通顺流畅的汉译文，并参照相关文献对其中涉及的历史文化因素予以正确的反映。具体说来，构成理想解读的因素可以借用“五个W”来概括，即解读者应该准确地指出文献的产生时间(when)、产生地点(where)、编著者和译者(who)、著作内容(What)和著译缘起(why)。当然，古籍研究不同于现代的田野调查，我们需要的信息有些是在文献中永远也了解不到的，例如西夏译者大多不习惯在自己的翻译作品上署名，这在相关的考证中自然可以付诸阙如，但是最大限度地、科学地展示有关这五个 W 的情况，毕竟应该成为西夏文献研究者不懈追求的目标。
在这“五个W”中间，著作内容是文献鉴定的核心——不管出土的文本如何残缺，人们在解读时都不能缺少对著作内容的考证。应该看到，在西夏文献的鉴定方面，中国目前的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这主要是因为文献的理想解读标准在中国当代研究者的头脑中还不够清晰。长期以来，人们误以为只要作了文字置换，全部解读工作就算完成，而当不得不对著作内容做出鉴定时，就总是轻易地以“西夏佛经”、“西夏医书”之类空泛的字眼来取代深入的探索。上世纪末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有九成以上都是采用了俄国学者已有的整理，我们自己的鉴定寥寥无几，而两年前出版的《英藏黑水城文献》则纯粹是不列颠图书馆所藏文献的原始照片，相关的鉴定整理工作可以说基本没做。由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即在西夏文献的解读方面，中国仍然停留在初级的“识字”阶段，大多数人没有能力，甚至还没有愿望从事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
毫无疑问，机械的文字置换不但不等同于解读，而且不等同于理想的翻译。理想的翻译首先要以尽量搞清上述“五个 W”为前提。然后要特别注意西夏语和汉语表达法之间的对应关系。表达法的对应不同于词语的对应，在这方面，现有的字典有时帮不了我们太大的忙——对表达法的理解程度取决于翻译人员对西夏语的感知能力和古汉语的表达能力，而这只能通过大量的阅读和写作实践才能获得。毋庸讳言，当今全世界的西夏学家还没有人能用“仿古文体”进行写作，这对于外国人来说问题还不算突出，因为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把西夏语译成俄语或英语，而对于中国的西夏学家来说就成了一个难以掩饰的缺陷——语言风格的古今杂糅和遣词造句的捉襟见肘难免会使读者对汉译文整体的可靠性失去信心。
应该强调的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要写出符合古汉语表达习惯的译文也并非高不可攀。其实只要通过初步的解读预先知道面前的西夏文样本是从哪部汉文经书译来的，从而参照那部汉文经书来调整自己的译文，就没有问题了，这正是国际东方学界普遍采用的方法。最近两年，国内已经有几位博士研究生在有意识地朝着这个理想的解读规范努力。一篇正式发表的论文解读了德国收藏的一张西夏文佛经残片，作者正确地指出这张半个多世纪未得到鉴定的残纸是曹魏康僧铠所译《郁伽长者问经》的西夏转译本，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最合乎汉语佛经行文习惯的译文。另外还有几项解读法国藏品、英国藏品、敦煌研究院藏品、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品的成果即将发表，后者更是利用藏文佛经解读西夏文的首次实践。这些论文尽管大多篇幅短小，但毕竟表明了我国年轻一代西夏学家迈向国际水平的见识和勇气，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欣慰地看到我国西夏学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