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制度的均衡器：创新
只要能够帮助人们在所处的经济中取得进步，文化和制度的改变就会随之而来。
来源 | 华夏基石管理评论（ID：guanlizhisheng2015）
“法治”（Rule of Law）和“制度”（Institutions）的缺失是毒害贫困国家的一大祸患。传统智慧告诉我们，如果不能修正制度，这些国家就无从指望进步，而这里提到的制度修正，通常意味着采用西方的制度体系。
“只要我们建好了这样或那样的制度，人们就会建立企业并且持续不断地发展下去。”为了这个目标，很多组织立志帮助贫困国家改善制度，并每年为此投入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我们不得不说，这些加诸贫困国家的制度，其本意是好的。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加诸”贫困国家的制度，最终会变成无用，甚至更糟糕的，变成腐败的制度？因为我们无法通过在原有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上强行覆盖一层新的法律、体系和制度来解决问题。
高效的政府组织远不止规章制度那么简单。说到底，制度关乎的是文化。也就是一个地区之内的人们是如何解决问题，取得进步的。就其核心而论，制度反映的是人们最珍视什么。事实证明，这个核心只能是土生土长的，而在它生长的过程中，创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1
文化与制度
“文化”一词与“创新”或者“制度”有一点非常相似，它们都是人们每天会听到的词，但是每个人说起它们时所指的对象往往大相径庭。
一个企业通常会把文化描述为工作环境中的可视化要素，这是很常见的现象，例如“便装星期五”、食堂的免费饮料，或者员工是否可以带着宠物上班，等等。
埃德加·沙因（Edgar Schein）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也是全球最顶尖的组织文化学者之一。根据沙因教授的解释，这些可视要素只是文化的人为现象，无法成为文化的定义。
沙因为文化给出的定义是我见过的最有用的文化定义之一：文化是人们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采用的合作方式，由于人们遵循这一方式的频率极高，效果也极佳，所以，他们甚至不会考虑别的方式。
一种文化一旦形成，为了把事做成，人们会自主地按照文化的要求行事。但这种自主的本能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也不是新的法律或制度能够带来的。它们是分享式学习的结果，分享式学习指的是人们通过合作解决问题、找到办法的过程。
一个社会中的文化形成过程也是一样。当一个问题或者任务出现时，与之相关的人们通常会聚在一起，研究该做什么、如何做才能成功地应对，他们最终会形成一种共同的决策。
如果这一决策和与之相关的行动最终带来了成功的结果，人们就得到了一种可以解决争议的“足够好”的决策。那么，当这群人下一次需要应对类似的挑战时，他们往往会使用上次的决策和方法解决问题。
相反，如果上次的尝试失败了，争议未能得到解决，当再次面对类似问题时，这些人将会非常犹豫，不一定会重复上次的决定和做法，也就是说，对于人们来说，每解决一个问题并不仅意味着解决了一个问题，实际上，解决问题的过程还告诉人们什么是最管用的。人们就是这样创造或者摒弃一种文化的。
一项制度实际上是文化的反映，或者是一种规范化的行为模式。如果一个人明明观察到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却仍然试图推行一种与该文化不相匹配的制度，那么这种制度很难长久维持下去。文化和规范能够指明甚至预先决定制度的力量，它们在这方面的作用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最成功的制度都是发源于文化的，而不是反过来。关于这一点，历史上充满了先例。欧洲的制度被视为全世界最精妙的制度，也最为人珍视：英国脱欧的复杂谈判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本书写作时，为了摆脱欧盟束手束脚的义务，英国正在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无论谈判的过程如何艰难，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谈判双方都很尊重这一过程，都会按照最终达成的协议行事。欧洲并不是一夜之间做到这一点的；欧洲用了上千年的时间不断试错，历经无数成败之后，才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
02
强行植入制度是本末倒置
从全球范围来看，更多的制度改革项目可以用“用意良好、结果糟糕”来形容，这与威尼斯的例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哈佛大学的马特·安德鲁斯（Matt Andrews）在他的一部论述制度改革与经济发展的著作中列举了几个值得注意的失败案例。如：为了“刺激私营部门的发展，创造就业”，把这个小国变为“高加索的新加坡”，格鲁吉亚政府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其精简税收，裁汰冗政。
这些改革措施似乎颇有成效，格鲁吉亚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开始上升。不幸的是，这些改革并未激发人们期望的国内创新景象。
安德鲁斯的结论是：“政府监管也许不再是企业家的重负了，然而，改革带来的政府未能有效推动生产，自然无法有效促进就业。”
这些以及许多其他用意良好的制度改革项目与威尼斯案例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一种洞察力，这也是本书的核心所在。
无论一项制度改革的用意如何良好，如果它不能同创新结合起来，如果与之结合的创新不能开辟或者维系市场，为尽可能多的本地人服务，那么，这一改革将难以为继。
这就像把马车套在马的前面，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的结果必然是——寸步难行。
更高效的替代方案在哪里？在关于制度和创新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得到了三个要点。
第一点，创新，尤其是开辟新市场的创新，通常会带来良好制度的发展和延续； 第二点，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必须时刻注意本地现实，这是因为，如果制度不能解决本地问题，它们几乎一定会被这项制度为之服务的对象视为无用而遭到废弃； 第三点，创新是制度的黏合剂，它能让各项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
03
蓬勃的市场带来良好的制度
在我们与欠发达制度地区的人们讨论这些想法时，最常听到的反对意见是，对于贫困国家而言，创新并不是不容易做到的，而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变成了老生常谈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想要培育创新，进而创造经济繁荣，应该先从哪里入手？
很多人坚定地认为，必须制度先行。他们一再强调：“在一个连起码的良好政治经济制度都不具备的环境里，一个人怎么可能做到创新？”我们当然理解这一观点。
但是，这个说法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良好制度的建立和维持是极为昂贵的，不仅如此，如果把某些良好的制度放入一个社会，而这个社会不具备相关的市场来吸收这些制度带来的力量，那么，再好的制度也无法发挥效用。
以马里为例，这个贫穷国家的人口约为1 500万，人均GDP约为900美元。它怎么可能承担得起法国式的司法体系？要知道，法国的人口是6 600万，人均GDP高达4.4万美元。
不仅如此，法国的制度是经过几百年的沉淀演化形成的，因此能够在日益增长的繁荣中发挥效力。马里怎么可能轻松地适应一套如此昂贵，又无法解决自身问题的外国制度呢？沙因的文化理论可以预言，这样的做法将是举步维艰的。
沙因的理论同样可以预言：还有更好的选择。它也许是与直觉背道而驰的，甚至有可能是令人不舒服的，但是，我们相信，只要能够帮助人们在所处的经济中取得进步，文化和制度的改变就会随之而来。历史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被创造出来的。
04
作为黏合剂的创新
养个孩子是一回事，把孩子培养成社会栋梁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同样的道理，建立制度是一回事，维系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如前所述，繁荣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制度也是一样。制度的标志不是建立或者实施，而主要在于过程。
威尼斯（资本市场的兴起——编者注）的例子告诉我们，创新的枢纽作用不仅在于制度的创立，更在于制度的维系。一些有利于经济繁荣的制度在威尼斯甫一建立，立即遭到了商人集团的摧毁，他们极为富有、影响力极大，他们想要的是只手遮天、消弭竞争。
一些富有的商人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修改了当时的法律。例如，他们寻求“议会席位的世袭制，为远途贸易中利润最高的部分设置了重重进入壁垒”。久而久之，有机会参与远途贸易的商人越来越少。威尼斯的市场就这样被扼杀了。这座城市最终变得日渐萧条。17世纪和18世纪，当其他欧洲国家迅猛发展的时候，威尼斯的人口和财富却在衰落。
威尼斯的制度曾经极为发达，遗憾的是，这些制度没能延续下来，部分原因是一些富有的商人在法律方面开了倒车。既然这些法律是对威尼斯有利的，他们为什么要背道而驰呢？这是因为，这些法律对威尼斯也许是好的，但是，对这些一心追求中饱私囊、置他人利益于不顾的商人来说，这些法律糟糕透了。因此，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和社会地位，这些人不惜修法自肥。
制度是文化的镜子，而不是文化的起因。所以，如果威尼斯的文化是允许改变的，就像容忍那些富商解决问题的方式一样，那么，威尼斯的制度就是允许改变的。
从长远来看，这种容忍让威尼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使得它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同辈。顺便提一句，这种做法算不上反常。在许多社会中，它甚至算得上常态。
历史告诉我们，只要人们有机会操纵法律为自己牟利，他们一定会这么做。但是，当法律为一小撮人滥用，成为欺凌他人的工具时，比赛就没有公平可言了。以美国为例，2017年，全美用于游说活动的总开支达到了34亿美元。这些行为一定会带来长期性后果。
假如那些威尼斯富商可以通过别的、更加令人激动的办法（新的创新）提高财富和社会地位，他们还会开倒车吗？我们认为，他们应该不会那么急切地为了一己之私而修改法律。
因此可以说，创新能够发挥巨大的均衡器作用。创新者为民众带来的解决方案的民主化程度越高（创造经济增长的潜力越高），制度就会变得越坚强有力。
注：书名：繁荣的悖论；作者：[美]克莱顿·克里斯坦森 [美]艾佛萨·奥热莫 [美]凯伦·迪伦译者：陈劲 姜智勇；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07-01ISBN：9787521714234；本文节选自《繁荣的悖论》一书，为照顾文章的阅读和理解顺畅性，节选时个别地方有编改，已获出版社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