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历史学家誉为“瓷器海岸”的东非海岸，见证着中非深厚的友谊

东非海岸被有的历史学家称为“瓷器海岸”。这是因为，从索马里北部的柏贝拉港，到坦桑尼亚东南部的基尔瓦岛，整个东非沿海地区，中国的古瓷器和瓷器碎片，到处都是，多得惊人。

东非沿海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已发现的有大量中国古钱，主要是宋代的，少数属于唐代。但发现更多的是中国古瓷器或瓷器碎片。它们主要集中在沿海港口和近海岛屿。我们在东非各国的博物馆中可以看到发掘出来的部分瓷器。在达累斯萨拉姆，有美观的瓷盘和瓷碗。在内罗毕，有直径长达六十多公分的明代青瓷盘，还有精致的笔插。在蒙巴萨的耶稣城堡博物馆，展出着数十件完整的明、清两代的花瓶、碗碟和茶具，有的带有“喜”、“福”和“富贵长命”等汉字。几年前，在津巴布韦和南非的德兰士瓦也发掘出中国古瓷碗和残片。可见中国古瓷器还曾传播到非洲腹地。

东非地区，正像非洲其他一些地区一样，十六世纪以前的历史，由于缺乏可靠的文字记载，出现不少空白。大批中国古瓷器的发现，对研究东非沿海地区、乃至包括腹地在内的整个东非的这段历史，则提供了不少极有价值的材料。这些瓷器，宋、元、明、清各代的都有，这对确定十二世纪至十五世纪的东非编年史，是不可多得的可靠线索。这些瓷器，部分是直接进口，大多是经阿拉伯和印度商人转手来的。这就证实，中世纪的东非，同阿拉伯和印度的贸易活动相当频繁。东非除进口瓷器外，还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进口钱钞、布匹、丝绸、茶叶。同时，它向这些国家出口香料、黄金、象牙、犀角、豹皮和龟甲。这些出口品大多来自东非内陆，黄金则主要来自南部非洲的津巴布韦。由此可见，东南非洲的狩猎、采集和矿业开发活动，当时已相当发达。那时的交易中心，正是目前发现中国古瓷器最多的基尔瓦岛、奔巴岛、桑给巴尔岛、蒙巴萨等地。它们还一度发展成为城邦。在这里，瓷器不但是广泛利用的餐具和茶具，而且还被一些王公和巨贾用来装饰住房，甚至镶嵌圆柱形的墓碑。

我国唐代的文献，诸如《酉阳杂俎》,对东非已有较详细的记载。但看来多属口传耳闻，而非目睹。东非发现的中国古瓷器，最早是宋代的。这表明，宋以后，中国同东非的直接和间接交往开始扩大。一七一年和一O八三年，层檀国(即今桑给巴尔)的使节曾两次访问中国。到元代，世祖忽必烈曾派使臣访问过马达加斯加岛。同时，中国大旅行家汪大渊访问过层摇罗国(即今桑给巴尔),写下了《岛夷志略》。

到明代，中国的航海事业空前发达。从一四O五年到一四三三年，大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他的船队曾访问过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木骨都束和卜刺哇(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和布腊瓦)。随行的马欢和费信分别写下了《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一四一五年，麻林遣使将麒麟(长颈鹿)送给明成祖朱棣。此后，木骨都束和ト刺哇也遣使来华送来斑马、狮子，正因为明代同东非交往、特别是直接交往最多，东非沿海发现的明代瓷器数量也最大。十六世纪以后，西方殖民者侵入东非海岸，许多鼎盛一时的贸易中心变成了罪恶的贩卖黑奴的市场。从而，中国同东非的交通受到阻隔，贸易活动减少。因此，明末和清代的瓷器，在东非发现得也很少。1984年初，考古学家在蒙巴萨近海打捞沉船，捞获一些中国清朝康熙年间的瓷片。据考证，这些清瓷是因为运载船只被西方殖民者的炮艇击毁而沉没海底的。

东非人民珍视同中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也珍视作为这种友谊的见证的古瓷器和瓷片。这些瓷器和瓷片，不只陈列在国家博物馆中供人参观，也为许多学者、甚至一些普通人收藏，视为瑰宝。在坦桑尼亚海滨城镇巴加莫约，一个看守古清真寺废墟的老人，就收集有中国明、清瓷片数百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