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程乃珊
简平
我有一个特别的“班主任”，她就是程乃珊。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一边在房管所做木工，一边学习文学创作。有一天，比我高两届的杨房技校学长伍俊敏跟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吧。我问是谁。他说了一个名字——程乃珊。我当即瞪大了眼睛，问他怎么认识程乃珊的，因为那时程乃珊连续发表了多部小说，声名鹊起。伍俊敏说，她是他中学时的班主任。
原来，程乃珊是杨浦区惠民中学的英语老师，曾担任过73届5班的班主任，而伍俊敏正是“班上同学”。伍俊敏对我说，中学毕业后，他和班里的同学一直与程乃珊保持着联系，“她是一位很热心的老师，你可以向她讨教讨教”。伍俊敏随即将我的一篇小说习作给到程乃珊，但我觉得她在教课之余埋头写作，应该没有时间理会我的。没想到，程乃珊很快就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让伍俊敏带给我。她非常细致地看了我的习作，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她在信上说：“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可来我家一趟，我直接跟你说。”于是，我跟着伍俊敏去了她位于愚园路上一条弄堂底的居所。那天，我们一点都没有隔阂地聊着，她完全把我当成是“班上同学”，而我也就认了这位“班主任”。
程乃珊把对我的帮助，全然看作是尽一位班主任的责任。有一次，我在她家里时，正好遇到一家文学杂志的编辑来向她约稿，她毫不避嫌地跟编辑说：“他是我的学生，也在写稿子，你们也要跟他约约稿呀！”后来，她直接写了推荐信并连同我的稿子寄给了《文学少年》的编辑，使我得以发表了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我的习作发表后，她高兴地在电话里和我说了大半天的话。当她说到“这真的比我自己发表文章还要开心”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对先前的“班上同学”，程乃珊同样倾注着她的关爱。一位学生患重病后，心情抑郁，其他同学计划带他去昆山散散心，程乃珊得知后，立刻要求一同前往，还专门联系了昆山一座名寺的方丈，带着大家去祈求平安。
程乃珊的文学创作如日中天，可她很长时间里仍在惠民中学做着老师。有一天，我去那里看望这位“班主任”。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学校门前的小路逼仄而潮湿，校门口放了一排开了盖的木制马桶，那是对面弄堂里的住家洗刷完后拎出来晒干的。程乃珊1965年从上海教育学院毕业后即分配来此教书，出身名门望族的她每天从静安寺坐公交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两次换乘，来到这里的学校，仿佛穿越两个全然不同的“部落”。虽然这里的学生以及家长一眼就看出了程乃珊的“与众不同”，但程乃珊却自觉地与他们打成一片。学校组织学生去南汇农村学农时，作为班主任的她身先士卒，挑粪，割稻，什么农活都干。她还特意与当炊事员的女学生王英睡在一张草垫子上，因为只有她戴着手表，她生怕耽误学生吃早餐，所以每天早上6点准时叫醒王英，然后与王英一起烧柴起灶。
我和程乃珊在惠民中学四楼的图书室里海阔天空地聊，她向我讲述了她做班主任时的种种“轶事”。由于她比班里学生大不了几岁，有些调皮的学生便会生出一些尴尬事来，可她显示了一个班主任的大度和宽容——毕业后，有位女同学专程去找她，对自己以前给她乱起绰号的行为而道歉。程乃珊很看重她的教职经历，这使她不仅深刻认知了上海百姓的生活状态，也重新定义了市井生活的宽广界域。程乃珊之所以受到各个阶层读者的喜爱，是因为她把“老克勒”和“小市民”这两个上海典型的层面都刻画得鞭辟入里，她的名作《穷街》发表后引起极大反响，小说如此真切、细腻、传神地描写了身处“穷街”的人们的喜怒哀乐，我想，这正是那段长达近20年的教师生涯对她的馈赠。
后来，我习惯了有什么事都先跟“班主任”汇报，因此，2011年12月底，当我罹患胃癌要去华山医院动手术前，也照例告知了“班主任”。不料，在电话里，程乃珊声音嘶哑地说，她也住在华山医院，天天发高烧，正在检查中。第二天，我刚进病房住下，就立刻联系她，是她先生严尔纯接的电话。他说，为免交叉感染，你就暂先不要来看她了。可我一直牵挂着程乃珊，动完手术后的第三天，终于得到了她被确诊为白血病的消息，我没为自己，却为她泪水直流。伍俊敏跟我说，“班上同学”已齐聚起来，分工明确，男同学负责外勤保障，女同学负责轮流陪夜。从此，程乃珊每次住院，她的夜间陪护都是由女同学们承担的，她们的精心护理让病房里其他病人甚是羡慕，都说做老师的真有福气。但是，程乃珊自己却觉得过意不去。当她得知学生张海芳有高血压后，让她以后千万不要再来陪夜了，她说她为此不安。有一次，她对学生龚惠敏说，我现在连大小便都要麻烦你们，老师的尊严都顾不上了，这如何是好？龚惠敏说，我们不仅是师生，也是姐妹，你不要多虑。程乃珊听后，点了点头。
我出院后，前去富民路上程乃珊家中探视，可她却急切地询问我的情况。我说：“我正在吃中药调理，为我治疗的那位中医还是你的读者呢。”她一听，立刻说，那我要送他一本新书，让他好好给你治病。说着，她拿来她的一部新作《上海素描》，认真地题签、钤印。那天，我们一如既往地聊文学创作，程乃珊告诉我说，她正着手一部新的长篇，连小说名都想好了，叫《好人家》。她的声音依旧那么响亮和畅快。离开后，我一个人走在相邻的那条寂静的巨鹿路上，想到程乃珊在用自己的生命坚守文学，用矢志不渝的真诚和热情，用一份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描述百年上海，禁不住再一次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程乃珊去世后，每逢清明，她的“班上同学”都会去福寿园拜祭她，每年的教师节，也会与她的先生严尔纯聚会，将一份师生情延续至今。在程乃珊逝世一周年之际，我策划出版了她的三卷本典藏纪念版文集《上海故事》，以此表达我对这位特别的“班主任”的敬意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