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研究；议题、方法与理论
内容提要：国际组织研究整体上 遵循着'新实践—新议题—新方法—新理论'这一逻辑顺序。19 世纪中 后期至 今，国际组 织数量、规模、类别、功能的发展促使国际组 织研 究议题 的拓展和路径 方法的创新，研究议题从关注 内部 机制发展至覆盖国际 组 织 产生、结 构、活动、功能的全理论领域，方法上经历了从 纯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 向实证 主义转变、从多学科研究 向跨学科研究转变 的过程。20世纪中后期，学界依托国际关系学、国际 法学等传统学科创立 了 一体化理 论、国际制度理论、国际 组 织 法理论 等 以国 际 组 织 为主要客 体 的研 究 门类。冷战结束后，国际组织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独 立性 日益 显著，多学科路径后继 乏力，跨学 科研究 和新 理论构建 意识逐渐兴 起。发展国际组织体系理论是当前国际 组 织 研 究的中心任 务，需 从 四 个方面推进，即在体系理论视野下科学定义 国际 组 织，明 确跨学 科研 究 的最终目标和着力点，综合多学科 成果并进行再 概念化和再术语 化，搭建促进理论争鸣的 知识传播平 台。
关键词 国际 组织 多学科 路径 跨学科研究 体系理论
作者简介：刘莲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邮编∶100871）
本文得到 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能力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9ZDA135）的资助。感谢《国际政治研究》杂志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 第 2 期
国际组织是社会组织化程度加深的产物。它的产生意味着国家间交往脱离了自发状态，超越法制化的初级阶段而开启 了组织化篇章。从欧洲建立的第一个国际政府间组织莱茵河航运中央委员会至今已逾两个世纪。200 多年以来，世界政治风云变幻，但国际组织的数量、规模、机构、功能却持续增长。当今世界的国际组织在安全、经济、金融、环保、卫生等攸关人类福祉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对当代国际组织是否仍在发挥积极作用的诘问，恰恰印证了其在国际社会中已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实践发展带动学术研究的繁荣。20 世纪以来，各国逐步建立国际组织研究机构 、创办相关学术期刊、开设课程、出版教材和专著，培养国际组织实务人才和学术共同体。研究者依托国际关系学、国际法学、社会学的概念体系论述国际组织相关变量关系，推进理论研究的发展。截至 21 世纪初期，国际组织研究已经覆盖了包括国际组织的产生、结构、活动、功能在 内的全部领域。经验研究的发展促使理论探索的升级。冷战结束后，国际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显著性已得到学界的肯定，发展以国际组织为中心概念、阐述国际组织发展和运作基本原理的国际组织体系理论的条件日趋成熟。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尽管学界不乏要求将国际组织研究视为政治科学新分支的呼声，但受制于实践和学科范式的藩篱，目前尚未建立一个成熟的国际组织理论体系。
中国学者在国际联盟建立一百周年之际探讨国际组织研究议题、方法、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未来趋向，其意义 源于两方面现实因素∶一是我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日益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在国际组织中的角色趋于中心化和多元化；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上的探索发展迅速，已呈 现规模化趋封。 国际组织实践和 人 才培养需要系统的基础理论知识予以支持，构建完整的国际组织理论体系成为一项必要而紧迫的工.作。本文将立，足既有国际法律文献资料和理论研究成果，综述 19 世纪 至今国际组织实践推动研究议题拓展和方法创新、经验性研究推动理论研究升级的历史进程，系统梳理和总结当前国际组织理论研究体系化方向上取得的成绩和不足，并基于此探讨构建中国视角 的国际组织体系理论所需要解决 的基本问题。
一、国际组织实践与研究议题的拓展
和其他社会科学支脉一样，国际组织研究整体上遵循着'新实践—新 问题—新方法—新理论'这一逻辑。19 世纪至今，国际组织在数量、机构、功能上全方位发展，不断为学界提出新的研究问题。由此，可以依据时 间线索，从初创期、发展期、成熟期三个阶段来观察国际组织实践的发展历程及其对国际组织研究的推动作用。
（一）国际组织初创期的实践与研究主题
国际组织研究的初创期是指 19 世纪中后期至 20 世纪. 40 年代，其间，国际组织在经济社会领域和安全领域相继产生，学界开始关注其作为新兴社会 现象的一般特征和规律。
1815 年莱茵河航运中央委员会成立后，欧洲其他河流 成立 了类 似的河川委员会。19 世纪中后期，国际电信联盟、国际邮政联盟等国际行政组织相继在欧洲各个社会生活领域出现。截至 1910 年，世界范围内已有 40 多个国家间行政组织。和经济社会领域相比，国际安全 领域的组织化步伐更为缓慢。尽管欧洲哲学家关于建立 一个'世界政府'应 对战争的构想已达数世纪之久，但 1920 年国际联盟的建立才真正将这一理想变成现实。
两个维度的实践提出两类研究课题∶一方面，国际电信联盟 等 国际行政组织具有自发性、灵活性、专业性特征，它们数量较多、功能各异、形式多样，实践常常先于学者的理念而存在，这使得研究者可以运用经验数据对其做案例分析和分类研究，总结国际组织机构 、活动、功能的一般特征。为此，20 世纪初期出现了一大批以国际行政组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教材和专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保罗·芮恩施（Paul S.Reinsch）在《国际公共联合会∶它们的工作和组织》一书中以通讯、经济 、刑事、科技等国际合作领域为线索梳理国际组织群像图；英国政治学家莱纳德·沃尔夫（Leonard S.Woolf）在《世界政府∶两份报告》一书中将 33 个国际机构分为四类，并探讨各类机构组织形式和功能的差异；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教授诺曼·希尔（Norman L. Hill）在《国际行政》一书中从国际组织的机构设置切入，探讨国际组织对成员国的规范、协调、行政和信息供给职能。
另一方面，国际联盟及相关机构的产生、形态、功能带有显著的设计性、稳定性、规范性特征，学者常常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及 17—19世纪欧美宪政经验作为分析国际联盟及相关机构的依据，探讨国际组织的目标、结构、功能及其关联性。苏格 兰爱丁堡 大 学法学教 授詹姆斯 ·洛里 默（James Lorimer）1884 年出版的《国际法学会∶独立政治共同体法律关系论纲》，德国政论家冯·康斯坦丁·弗朗茨（Von Constantin Frantz）1879 年出版的《社会、国家 和 国际 组织》，德 国马 尔 堡大 学 教 授沃尔 特 ·舒 金（Walther Schücking）20 世纪初的《世界组织》《海牙会议国际联盟》，英国经济学家、政治思想家约翰·霍布森（John A.Hobson）1915 年的《朝着国际政府前进》，美国政治家、教育家法兰西斯·鲍斯·塞尔（Francis Bowes Sayre）1918 年的《国际行政的试验》，纽约大学教授克莱德·伊格尔顿（Clvde Eagleton）1932 年的《国际政府》等著作，都大量借鉴欧美国家的宪政思想设计或分析国际安全机构。
此外，部分学者运用历史视角在宏观层次分析国际组织产生的动力。美国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杰西·胡干（Jessie Wallace Hughan）在 1923 年的《国际政府研究》一书中采用历史视角研究从原始社会到 20 世纪初国际政府的发展脉络。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艾德蒙·莫尔（Edmund C，Mower）在 1931 年的《世界政府》一书中将 国际政府视 为国际关系的制度 化形式并探讨其演 进过程。
整体上，初创期国际组织研究开始探索国际组织机构、活动的一般特征 和规律，运用宪政主 义思想设计和评估'世界政府'的功能绩效，在 人 类历中的大背景下探讨国际组织产生的环境因素。这一学期的学者深受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先验地规定了国际组织的'世界政府'属性，认为国际组织是国家同意并进行主权让渡的结果，未充分讨论国际组织产生的社会条件和政治基础及其本质属性，只是概括地将 国际组织描述为 人们被动回 应社会经济 发展的产物或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
（二）国际组织发展期的实践与研究主题
国际组织研究的发展期是指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其间，国际组织迅速增长扩容，组织化程度不断加深，国际组织产生的本质属性、环境要素及与主权国家的关系等基本问题被广泛讨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殖民化浪潮导致民族国家数量大增。 新独立的国家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后大大改变了这些组织的代表性和力量对比，并重新塑造其行为模式。 与此同时，众多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形成各类利益共同体，要求建立各类新型国际组织。 欧洲共同体、东南亚国家联盟等 区域性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功能性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石油输 出国组织、'77 国集团'、联合国贸发会议等联盟性组织也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国际组织数量、机构 、类型的发展加速了国际组织生态网络的形成，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学者开始用围绕国际组织文 一中心、概念组织研究活动，联合国世界和平基金会创办了专 门期刊《国际组织》，布鲁塞尔国际学会联合会和国际商务局联合出版《国际组织年鉴》为国际组织研究提供全面系统的数据信息。
议题上，国际联盟的破产使学者认识到国际组织和'世界 政府'存在本质差异，同时意识到社会环境和政治基础对国际组织产生的重要影响，人 们开始注意到在探讨'国际组织应该怎 样'之前需要先解决'国际组织是什么、为什么'等问题。为此，这一时期的学者就国际组织的本质展开辩论，并普遍加强了对国际组织产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基础，以及国际组织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联性的论证性研究。国际关系功能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大卫·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新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关系学教授厄恩斯特·哈斯（Ernst B.Haas）、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S. Nye，Jr.）、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等人探讨了国际组织的本质及其产生的政治社会基础。其中，功能 主 义者强调国际组织产生的社会基础，将国际组织视为人类用来实现功能性目标的产物，现实主义者将国际组织视为国家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自由制度主义者则将国际组织视为国际制度的组成部分。1956 年，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英尼斯·克劳德（Inis L.Claude，JR.）在《铸剑为犁∶国际组织的问题与成绩》一书中基于主权国家理性探讨了国际组织的性质和作用。 厅恩斯特 。哈斯 ，罗伯特。基欧汉等人在一体化理论项下讨论了国际组织独立于主权国家而存在的自主性；约克大学教授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Cox）和密歇根大学教授哈罗德 ·雅各布森（Harold K.Jacobson）等人研究了国际组织决策的影响因素。 阿姆斯特丹大学法学教授亨利·谢默思（Henry G.Schermers）和华盛顿与李大学法学教授弗里德里克·柯吉斯（Frederic Kirgis）等人则从法理视角研究了国际组织的机构和功能。
与初创期相比，国际组织研究的发展期在两个方向上取得了进展∶一是在研究范围上，产生了海量的以联合国 、欧共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具.体机构为对象的经验研究；二是在理论深度上，学者开始脱离初创期孤立地关注国际组织机构本身的研究模式，在更广泛视野下探讨国际组织外部环境中的社会性、政治性要素对国际组织产生与发展的影响，以及内部结构中组织与成员 国的互动关系。由于冷战这 一大时代背景凸显了政治因素对国际组织的影响力，这一时期的研究普遍强调成员国的能动性，对国际组织的主体性的关注和论证较少。
（三）国际组织成熟期的实践与研究主题
国际组织研究的成熟期是指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作为全球治理的载体，国际组织从各个学科体系的边缘地位回到学界视野的中心，作为国际行为体的独立性、能动性及其活动的合规性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
冷战结束后，国际组织在数量、机构、功能上都有 了突破性发展，能动性进一步增强。1991 年，《欧洲联盟条约》的签订使欧洲共同体向欧盟转变，其成员数量迅速增加，职能从经济拓展到货币、外交领域，决策机制也从全体一致转向附条件的多数决。1994 年，关贸总协定历时七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落幕，世界贸易组织建立，业务 领域从货物贸易拓展到服务 贸易和贸易相关知识产权保护，组织机构上建立了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能动性也大幅度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干 1989 年推出'华盛顿共识'，指导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同一时期联合国在维和行动、人权保护等议题上也日趋主动。 相应地，以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具体国际组织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活动更加繁荣，相关出版物卷帙浩繁。对国际组织一般特征和规律的理论探索也发展迅速。
鉴于国际组织的本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基础已在此前得到充分论证，这—时期的研究重心转向国际组织的主体性，进而面探讨国际组织的机构和职能与其自主性、规范建构和扩散能力的关联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官僚化、滥用权力、腐败问题。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一书中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例，分析了国际组织传播国际规范、塑造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动态过程。西北大学教授肯尼思·阿博特（Kenneth W.Abbott）和时任芝加哥大学副教授的邓肯。斯尼达尔（Duncan Snidal）等人关注到国际组织因组织化带来的中心性和独立性，使其获得了有别于其他国际制度的独特功能。内梅亨大学研究员鲍勃 ·雷纳尔达（Bob Reinalda）分析了国际官僚机构内部的经验传承。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t）和芬尼莫尔等人从国际政治理论转向组织社会学理论，从国际组织的官僚机构特征中探讨国际组织的 自主性。加利福利亚大学教授戴维·莱克（David A.Lake）和杜克大学教授马修·姆卡布宾斯（Mathew D.Mccubbins）认为国际组织的自主性来源于国家授权，而自主性的价 值在 于 克服集体行动困 境。罗 彻斯特 大学教授 兰 德尔 ·斯 通（Randall W，Stone）等人则反过来分析权力政治对国际组织自主性的限制。
部分国际组织法学者开始研究国际组织权力运作和政治决策缺多 民主制约和问责机制带来的问题，以及制度路径依赖带来的官僚化顽疾。
19 世纪中后期以来，国际组织研究具有显著的实践驱动型特征。国际组织数量、种类、功能的增加及实践经验的积累为国际组织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议题。研究者在探索国际组织特征 和活动规律的过程中，开始对国际组织的本质、社会条件、政治基础、组织结构、决策机制、自主能力等要素进行论证性研究。当前，国际组织研究的范围已覆盖了国际组织产生、结构、活动、功能的全问题领域，在深度上已囊括了国际组织社会性、政治性 、法律性、组织性在内的全理论范畴，并在各个维度都有深入的学理探讨。
二、国际组织研究路径的科学化
研究议题的拓展推动了研究方法的创新。早期的国际组织研究者对国际行政组织、'世界政府'及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的关注带动了经验主义、规范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三种路径的产生，相关成果以描述性、规范性分析为主。20 世纪中期后，社会科学领域掀起科学化浪潮，学界普遍开始重视实证主义方法。
国际关系学、国际法学在社会科学方法论变革和对理想主 义的反 思中仰来研究方法的重大转向，为作为其下游的国际组织研究提供了理性主义、功能主义、国际立宪主 义和分析实证 主 义等相互并 立的多学科研究路径。冷战结束后，国际组织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独特性日益凸显，传统的多学科路径在解释新兴的国际组织现象上难以为继。学界开始试图打破学科藩篱 ，互借互鉴 ，国际关系学、国际法学和组织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日益受到推崇。
（一）研究路径的早期探索
早期国际组织研究集中在对国际电信联盟等行政组织的案例研究、对'世界政府'的规划设计，以及对国际组织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的探讨上。与议题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方法也可以分为经验主义路径、规范主义路径和历史主义路径三种类别。
经验主义路径是指学者着眼于现已存在的国际行政组织，主张通过感性观察和数据搜集，归纳总结国际组织的一般特征和规律。 例如，芮恩施在《国际公共联合会；它们的工作和组织》—书中旗帜鲜明地展示了经验研究意识。
指出研究者应立足经验样本，价值中立地分析国际组织原理 及其与主权 国家的关系，避免夸大其社会功能。 希尔也试图摆脱对国际组织管理细节的探讨以寻求普遍性，他不满足于芮恩施从经济、社会等具体合作领域观察国际组织，而希望在国际组织的本质上有更多发现。 经验主义的研究强调减少先验假设的干扰、注重对实在数据的分析判断。为此。相关研究成果的描述性大于论证性。
规范主义路径是指部分学者基于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国际社会的理想蓝图这一套存在于理念之中的规范从事'愿景式研究'。他们的分析带有强烈的规范主义色彩，常常将皮埃尔的欧洲邦联思想和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的联邦主义思想作为分析国际联盟及相关机构的依据，主张依照国家宪政结构来设计世界政府。邦联主义和联邦主义倡导的立宪目标和论述结构存在很大区别，但其根本诉求都在于建立准'世界宪法'，因此，其在政治学视野下对应着国际关系学的理想主义思潮，在法学视野下则可 以合称为国际立宪主义。前述洛里默、舒金、鲍斯、伊格尔顿等人的作品，都是该研究路径的范例。历史主义则是指杰西 ·胡干等学者采用历史的视角分析国际社会的组织化历程，将国际联盟的产生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相关研究成果也常常是描述性大于论证性。
初创期国际组织研究确立的经验主义、规范主义、历史主义路径对国际组织研究具有奠基性意义。然而，三种路径的研究都受到实践经验和基础理论发展不足的双重制约，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尽管芮恩施、希尔等学者都主张运用经验数据来分析国际组织机构、功能的一般特征，但经验主义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大量经验样本的基础之上，而早期的国际行政组织总量不过数十个，运行时间短，制度化程度低，研究者能得出的结论非常有限，希尔曾明确指出探求国际组织的本质需要建立在更丰富经验研究基础上，非一夕之功。 以国际联盟为对象的研究则完全缺乏 比较归纳的条件。 规范主 义的研究则必须依靠成熟的规范体系展开。20 世纪初期，社会科学方法论仍处于探索之中，国际关系理论尚处于萌芽状态，组织社会学也未充分发展，研究者无法定 义国际组织的外部环境和内 在逻辑，对国际组织机构和功能 的解读常 常 依赖古典自由主义关于自然状态、社会契约 等假设性命题，用'愿景'代替现实。历史主义者试图从社会变迁中去解释 国际组织产生的时代原因，但 这一时期的视野过于宏观，只能泛泛地谈国际组织在人类发展史上产生的原因，而不能深入具体的社会领域从政治环境和组织结构探讨国际组织的生命力。为此，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整体上都缺乏科学性，对于人们建 立或改革国际组织缺乏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实证主义视野下的多学科路径
20 世纪中期开始，研究者不再满足纯粹经验主义的描述性研究以及纯粹规范主 义关于国际组织本质的假设性规定，而是试图基于实证经验对国际组织产生 、结构、功能等问题予以论证。这种对旧理论路径的反思和对新理论路径的需求集中体现在英国外交官、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1939 年出版的《二十年危机》、大卫·米特兰尼 1943 年发表的《有效运转的和平体系》、美利坚大学教授皮特曼·波特（Pitman B.Potter）1965 年的《当代国际组织的问题》等作品中。同一时期，国际关系学、社会学、国际法学等上游学科在社会科学方法的科学化浪潮中逐渐形成各自的学科概念体系，进而在早期的理想主义 和国际立宪主义之外为国际组织研究提供了功能主 义、理性主义和法律分析实证主义三大新理论路径，国际组织研究自此进入了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多学科路径时期。
功能主义路径包含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两个类别，其理论目标在于解释国际社会组织化的社会动力以及结构和功能的关联关系。 该理论路径在扬弃早期的经验主 义和历中 主 义视角的基础 上，深刻反 思了当时盛行的国际立宪主义强调国际秩序的人为设计属性、忽视其外部环境条件，采用方法论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视角，强调社会基础和公共目标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并基于此解释国际组织的结构和功能。大卫·米特兰尼 1948 年发表的论文《世界组织的功能主义路径》论述了联邦主义解释国际社会一体化的局限，主张从社会技术和观念变迁与国家间合作需求的因果联系视角 ，解释国际组织产生的动力和组织结构。 厄恩斯特·哈斯 1964 年出版的《功能 主义和国际组织》是新功能 主义的代表作。和功能主义 不同，新功能主义在物质性 和技术性之外还强调政治精英的影响。 斯坦福大学教授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C.Schmitter）、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利昂·林德伯格（Leon N.Lindberg）、约瑟夫·奈等人为该路径的代表人物。尽管功能主义路径主要是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发展形成的，但其思想渊源来 自社会学领域，理论目标和结构上都具有显著的社会学烙印。
国际关系学的理性主义路径包含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类别，其理论目标在于揭示国家间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的相互关系。 该理论路径深刻反思了 20 世纪初盛行的理想主义学派忽视国家能动性和自利性、夸大法律规范功能的问题。该路径采用方法论个体主 义和非历中视角，以个体国家为 主要研究单元，强调个体国家理性选择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并通过定 义国家利益偏好来阐述主权国家的性质、行为和国际关系。芝加哥大学教授汉斯 ·摩 根索（Hans J.Morgenthau）、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基欧汉是理性主义路径发展的代表人物。理性主义理论对国家能动性的推崇使之和国际组织理论具有天然的矛盾性。理性主义的科学化程度越高，国际组织在现实功能上就越被工具化，在理论结构中越 被边缘化，直至被国际法和国际制度这一大概念所吸收。
国际组织研究的法律路径起步最早，并经历了从早期的国际立宪主义到后期的分析实证主义路径的转向。如前所述，早期国际组织研究重心之一是在主权国家之上建立世界政府。为此，基于自然法传统的、和国际关系学理想主义理论同源的 、主张通过设立'世界宪法'来建立世界政府的国际立宪主义居于主导地位。 这种思潮在两次世界大战后 人们憎恶国家间战争的背景下在欧洲广受推崇。然面，国际立宪主 义过于强调法律设计和结果导向，忽视社会政治环境和过程的缺陷使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遭到政治现实主义，功能主义和法学家本身的批判。在实践中，国际立宪主义者关于建立欧洲防务 共同体、欧洲政治共同体的主张也因英、法等大国否决而遇挫。
国际立宪主义在这一时期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更多学者对政治现实主义的挑战做出回应。法学路径进而走向两个方向∶一是接纳现实主义的核心观点，重视国际组织和国际法运作的外部环境，耶鲁大学法学教授迈尔斯 。
麦克杜格尔（Myres S.McDougal）和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20 世纪 40 年代创立的'政策定向学派'、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艾布拉姆 。蔡斯（Abram Chayes）等人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创立的'国际法律过程学派'、普林斯顿大学法学教授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 A.Falk）等人创立的'世界秩序理论'即是这一理论思潮的代表；二是积极抵御现实主义的'侵略'，将国际组织和国际法运作的外部环境从研究范围中剥离，采用传统的分析实证主义方法，专注于国际法律规范的文本和概念，以此捍卫国际法的法律精义。
从整体上讲，20 世纪中期后，在社会科学的科学化浪潮下，国际组织研究从初创期的描述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向依托于实践经验和逻辑论证的实证 主义研究转向。具体而言，研究者依托于国际关系学、社会学、国际法学的学科理论范式，在早期国际立宪主义路径基础上，先后确立了理性主义、功能主 义和法律分析实证主义三大新理论路径，开启 了国际组织研究的多学科研究时代。各理论路径依据其学科特征，分别从政治基础、社会条件、法律程序等视角论证国际组织产生的动力来源，并基于此探讨国际组织的本质、结构、决策机制、功能绩效等一般性问题。
（三）跨学科研究的兴起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治理议题的兴起，国际组织的角色日益积极，组织结构趋于复杂化，其作为国际行为体的身份也更加显著。在此背景下，国际组织从 国际制度、国际法的一个子类别变 成学界的 直接研究对象，学界的关注重点也从国际组织产生和活动的外部环境回到国际组织机构本身，开始探讨其作为国际行为体所具有的主体性问题，其'国际'属性之外的'组织'属性日益受到重视。传统的理性主义路径、功能主义路径和法律路径都逐渐意识到 自 身在解释国际组织主体性 上的短板，学 界开始试图打破学科概念体系的藩篱、互借互鉴，以为国际组织领域 的新 现象和新 问题提供解释。
国际关系学领域内对理性主义路径的反思 和改造集中体 现在建构主义的兴起和社会学方法的应用。理性主义路径采用非历史视角及方法论个体主 义，国家被视为物质利益主导下的理性行为体，在国际组织构建和活动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国际组织被视为 国家博弈 的工具，国际组织的利益偏好和行动逻辑都被还原到国家的特征 之 中，未 给 国际组织的主体性研究 留下空间。要论证国际组织的主体性，必须打破理性主义的非历史结构，肯定国际关系中的历史性要素，承认国家理性和外部环境的相互建构关系。20 世纪 90 年代的研究者开始致力于这—点。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 义学派倡导采用社会学方法，运用国家观念和国际社会 文化的相互建构来解释国际格局的变化。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教授约瑟夫·拉彼德（Yosef Lapid）、欧盟大学研究院教授弗里德里希·克拉托克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等学者也呼吁将文化和认同等主体间要素带回国际关系理论之中。尽管建构主 义缺乏理论系统性，但其试图将观念要素带回国际问题研究的 目标很好地回 应了当时理性主义国际制度理论的困境。具体到国际组织研究，密歇根大学教授盖尔·纳斯（Gayl D.Ness）和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教授史蒂芬·布里金（Ste-ven R.Brechin）于1988 年发表《架起学科之桥∶探寻'国际组织'与'组织'的关系》一文，倡导在国际组织的政治学路径外引入社会学方法，挖掘组织社会学理论成果来促进国际组织理论的发展。前述芬尼莫尔、阿博特、雷纳尔达等人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这种思路，将分析重点从国际组织的成员转移到组织结构上。
对功能主义路径的反思体现在新功能主义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沉寂、复兴、与新自由主义的整合以及后功能主义的发展上，其改造重心在于肯定国家的主体性并将国家理性视为可以分析论证的变量。如前所述，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过度强调功能性需求对国际组织构建和发展的决定性影响，而忽 视了国家的主导作用，这使得其现实解释力和理论结构在 20 世纪 70 年代都遭到批评质疑。部分学者放弃功能 主义路径而转向理性主义路径，部分学者则试图修正其理论结构。除了哈斯在 20 世纪70 年代末的种种努 力，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唐纳德·普查拉（Donald Puchala）、谢菲尔德大学教授西蒙。巴尔默（Simon Bulmer）等学者也开始引入被新功能主义忽视的国内政治，从国内 、国际两个层次分析欧洲一体化进程。1985—1986 年，《完成内部市场的白皮书》和《单一欧洲法令》的颁布再次使新功能 主义获得影响力，学者重申新功能 主义的部分主张，并试图加入国内政治、外部环境、国家理性等变量弥补其不足。南加州大学教授维尼·桑德霍尔兹（Wayne Sandholtz）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约翰·齐斯曼（John Zysman）在《1992；改写欧洲谈判》一文中重申 了新功能主义的观点，同时强调国内政治和欧洲外部环境对一体化的影响。 基欧汉和斯坦利·霍夫曼、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等学者将国家理性选择及国内政治对 成员偏好的塑造视为《欧洲单一法令》通过的关键，将欧共体委员会的作用置于次要地位。1998 年，莫劳夫奇克基于欧盟的发展状况进—步在《欧洲的选择》—书中副合了功能 主 义和理性主义。 21 世纪初，施密特、霍克和马科斯等学者则提出'新—新功能主义''后功能主义'等理论，突出强调国家主体性及国内政治因素，以修正新功能主义，回应新的社会现实。 从该历史进程可 以看到，新功能主义沉寂、复兴和改造的过程，本质上也是欧洲一体化研究者对功能主义的整体主义逻辑和理性主 义的个体主义逻辑进行扬弃和整合的过程，其主要理论贡献在于引入国内政治、外部环境等变量来增强国家理性的'可论证性'，从而补足功能主义忽视国家理性的缺陷和理性主义片面强调国家理性的缺陷。
法学领域的方法论反思体现在学者对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学跨学科研究的倡导，理论重心在于在国际社会的整体环境中理解国际组织及相关法律规范。如前所述，冷战期间政治现实主 义对国际法功能的贬抑使国际法学者不得不与之切割，放弃对国际法背景的观察和叙述，转而从法理出发研究国际法文本和概念。相应的国际组织法研究也甚少讨论组织本体和外部环境，主要关注国际组织产生、活动的法律程序和规则，并进而区分国际组织机构法和国际组织实体法。 国际法学的分析实证主义路径在强化国际法研究的专业性的同时削弱了其学理价值。而国际关系学的国际制度理论虽然将制度要素带回国际问题研究之中，但其国家中心主义及物质理性主义具有明显的片面性。为此，20 世纪 80 年代后，国际关系学者和国际法学者逐步认识到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基欧汉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即曾试图引入国际法原理解释遵约问题；阿博特在 1989 年的论文中提倡运用新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分析国际法。2000 年和 2002 年，《国际组织》杂志和美国国际法学会分别组织了'法制化与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的法制化'专题，意味着两个学科领域就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形成共识，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法学进入方法 互鉴的时期。然而，当国际法学者开始将国际法的社会政治环境带回其研究之中，法学本 身的强技术性特征使得其很难被用来解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宏大问题，学科间交流长期呈现出'理论逆差'的状态。在跨学科研究遭遇瓶颈之际，国际组织研究为其向前推进提供了契机。国际组织对成员国利益的固化和分配功能，国际组织的权威和对成员国的约束力，成员国遵约和'退群'等理论问题，都需要两个学科方法的联合与交融，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法学跨学科研究逐渐找到了其可以发挥潜力的方向与路径。
三、国际组织理论的体系化
20 世纪中后期，随着国际组织研究议题的拓展和经验研究的积累，国际组织作为社会现象的一般特征 和规律逐步被揭示。然而，归纳获得的知识在准确性上具有天然局限，必须置于关系之中被检验和调整，以形成关于对象精确、系统的认知。为此，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国际组织研究从整体上将经历从经验性知识向普遍性知识探索、最终向体系性知识发展的过程。20 世纪中后期至今，国际组织知识体系化和经验性研究、中观理论研究相比步伐较为缓慢，但也取得一些积极进展。
（一）传统学科范式下的研究门类
20 世纪中后期的研究者试图通过功能主义路径、理性主义路径和法律分析实证主义路径的概念体系对国际组织产生、结构、活动、功能相关问题予以系统的阐述，并由此在国际关系学、国际法学领域形成一体化理论、国际制度理论和国际组织法理论等研究 门类。
新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声 名大噪。厄恩斯特 ·哈斯1958年的著作《欧洲的统一》、1961 年发表的论文《国际一体化》和 1964 年的著作《超越民族国家；功能主义与国际组织》确立了新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的基本结构。一体化理论主要论 证了国际社会一体化的内在动力和发展逻辑。它强调技术进步、观念共识对国家国际组织政策的影响，同时围绕'外溢'概念阐述国家间功能性合作对政治性合作的带动效果，认为国际社会将朝着一个具有综合性中央权威的方向发展。该理论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迅速发酵并引发众多学者的讨论。奥斯陆大学教授、奥斯陆和平研究所创始人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指出一体化理论的重要性被低估等问题；欧洲大学学院教授、时任芝加哥大学助理教授的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C.Schmit-ter）、约瑟夫·奈等学者则修改和发展了一体化理论的核心概念。
然而，一体化理论片面强调国际组织的社会功能，而低估了国家主权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力。其对一体化进程过于乐观的态度使它无法解释 20 世纪 70 年代欧洲—体化受挫的现实。在 1966 年的《顽固的还是过时的 民族国家的命运与西欧的个案》一文中，斯坦利·霍夫曼批判功能主义关于渐进式一体化的主张，强调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并区分了国际关系的'低政治'与'高政治'领域，认为功能主 义 只适合解释前者。20 世纪 70 年代，部分—体化理论的支持者开始强调国家在国际秩序构建中的主导作用并转向理性主义路径研究。厄恩斯特·哈斯等人则试图通过增加对国家能动性和国内政治的探讨来修改一体化理论，使之适应新的社会现实。2009 年初，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莉斯伯特·霍克（Liesbet Hooghe）和加里·马克斯（Gary Marks）的在新功能主义基础上强调国内政治对一体化趋势的影响，进而发展了后功能 主义理论。理性主义路径的国际制度理论由约瑟夫 ·奈、罗伯特·基欧汉、哈佛大学教授约翰·鲁杰（John G.Ruggie）等学者基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对功能主义的方法论和对现实主义的理论视野的反思，在 20 世纪 80 年代综合发展而成。20 世纪 70 年代一体化理论危机的表现之一是部分学者从功能主义以国际社会为单元的方法论整体主义转向理性主义以国家为单元的方法论个体主义，理论建构从'一体化'转向独立主体间的'相互依赖'。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Cooper）于 1968年在《相互依存经济学∶大西洋社会的经济政策》中提出相互依存理论后，曾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莫尔斯（Edward L.Morse）于1969 年将该理论引入国际政治领域，随即引发了时任康奈尔大学助理教授和副教授的罗伯特·托利森（Robert D.Tollison）和托马斯·威利特（Thomas D.Willett）等学者对'一体化'概念和'相互依赖'概念的对照研究。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 ·奈在1973 年至 1975 年的论文中比较并反思了当时具有影响力的摩根索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和新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对国际秩序的解释力，并在 1977 年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对国家间相互依赖理论做了系统阐述。
在偏离一体化理论的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同时，该部分学者也反对政治现实主义过于强调权力政治而忽视制度要素的做法，并基于对二者的反思创立了国际机制理论（Regime Theory），国际组织成为国际机制的子概念。1975 年，约翰·鲁杰首次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引入'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概念后，厄恩斯特·哈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奥兰·扬（O-ran Young）以及约翰·鲁杰等自由主义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都对国际机制理论做了回 应和发展。同—时期。斯坩福大学教授中 蒂芬 。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等现实主义学者也承认国际机制作为干预变量的价值，和自由主义学者一起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机制理论。鉴于肯尼思·沃尔兹 1978 年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阐述的结构现实主义迅速以其简明性、科学性获得影响力，基欧汉采纳了其理性主义概念框架，并基于'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这—中心概念发展了新自由制度 主 义学派。由于国际制度包含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国际惯例三种形式，其理论视域比国际机 制理论更为广泛国际制度理论探讨了作为国际组织上位概念的国际制度产生的社会条件和政治基础，制度结构和功能的关联性。以及 国际制度 与国家理性的 互动关系。然而，国际制度理论的直接对象是国际制度而非作为其下 位概念的国际组织，为此，其关注重点在 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国际惯例等制度类别的共性上，而无法对国际组织的'组织'属性做深入讨论，这使得它无法对国际组织基于'组织'特性而产生的历史演进性、自在性、主体性特征做出解释。
国际组织法学的发展则是法律分析实证主义路径自然发展的结果。20 世纪中期的国际政治变局景影响了人们对国际组织外部环境的认 知。对法律路径的概念和方法并未形成根本性的冲击。面这一时期国际组织实践的发展则 为国际组织法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 材。国际法学者强调国际组织的法律相关性，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开展国际组织法研究。微观层次的国际组织法研究将每个国际组织视为自给自足的法律系统，研究者重点关注联合国、世贸组织、欧盟等具体国际组织的法律活动，并基于此细分为国际人权法、世贸组织法、欧盟法等具体研究课题；宏观层次的国际组织法研究则在整个国际法律秩序的大背景下观察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的互动关系，以及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等理论问题。 1962 年，海牙国际法学院教授、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律师兼总干事克拉伦斯·威尔弗雷德·詹克斯（C.WilfredJenks）出版《国际组织法》一书，从公法和私法法理讨论国际组织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1963 年，剑桥大学教授德里克·威廉·鲍维特（Derek W.Bowett）出版《国际制度法》一书第一版；1972 年，谢默思出版了《国际机构法》初版；1977 年，柯吉斯出版《国际组织的法律设定》一书。这些著作在国际组织法领域大都被反复再版，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在此过程中，国际组织法教科书逐渐形成为以介绍国际组织的组织架构、议事规则、法律执行、外部关系、法律地位等基本要素的基础结构。
综上，20 世纪中后期的国际组织研究开始依托国际关系学、社会学、国际法学的理性主义、功能主义和法律分析实证主义分析框架，试图对国际组织现象与活动予以系统的解释，相应形成了以国际组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体化理论、国际制度理论、国际组织法理论等研究 门类。然而，受制于传统学科的学术任务和概念体系，各个研究门类在解释国际组织现象与活动相关问题时都暴露出不同程度的局限性∶
其一，国际关系学、国际法学作为独立学科，其理论范式首先要服务于学科任务，在解释国际组织现象与活动时存在视野盲区。例如，一体化理论主张社会发展和政治精英的务实主义是一体化的根本动力，并用'外溢'效应来 阐述一体化进程扩散和深化的过程。其方法论的整体主义使其在证明一体化进程的必然性时，无法解释不同时代和领域内一体化进程的差异。与之相对，国际制度理论基于国家个体的物质理性来阐述国家行为与国际制度的相互塑造关系，然而，其对国家个体 自 由 意志的过度推崇使其能够解释 国家 为何 合作，却无法解释国家为何选择这种或那种制度形式及组织结构 国际组织法学重点关注国际组织的法律维度而放弃了对国际组织本体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解释，理论目标相对单一。例如，国际组织的主体资格在国际组织法学项下是一个关键概念，但国际组织法学常常先验地规定了国际组织的法律主体资格，或仅关注其法律程序要素，而未对其行为能力的力量源泉进行论证。
其二，国际组织概念被各个学科的中心概念吸纳，成为基础理论体系中的边缘概念。相关学科常常片面强调国际组织的国际性或法律性，而忽视其组织性。在国际制度理论中，国际组织被国际制度这 一总概念所吸收和定义。例如，基欧汉将国际组织界定为'多层次的联系、规范和制度'，而未讨论其组织属性对其独立性、主体性的影响。一体化理论将 国际组织视为超国家政体，强调整体性概念关系而无法充分探讨国家间政 治对国际组织的塑造作用。国际组织法学则直接将国际组织视为国际法的附属概念，认为其是国际法的产物和创造者，但未考虑到国际组织的社会功能和政治要素对国际组织的属性和造法能力的影响。国际组织概念的边缘化使得它在各个学科中都得不到精确的界定，相应的其特征和规律也得不到完整诠释。
其三，多学科路径在为国际组织研究提供多种选择的同时，也使得 国际组织的特征被各个学科体系'肢解'。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制度理论中的'国际制度'内涵上已和国际法非常接近，但两个学科体系概念和方法的封闭性客观上阳得了学科间成果的互通与共享。再比如，—体化理论因为不注重分析民族国家的主体性，无法解释—体化过程的各种变数，为此不得不基干'外溢'概念衍伸出'环溢''强化''紧缩''溢回'等一系列附属概念来描述一体化进程的各种可能性，并将'外溢'细分为'功能性外溢''技术性外溢''政治性外溢'等不同类别。与之相对，国际制度理论缺乏对国家间利益关联关系的论述，而只是采用'相对收益''绝对收益'的模糊二分法来解释国家在不同场景中的选择。换言之，虽然各学科路径的相互独立推动了国际组织研究的发展，其相互间的孤立也使得国际组织研究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
（二）跨学科研究与新理论意识
20 世纪 80 年代，很多国际组织学者在国际制度理论获得压倒性影响力的背景下放弃原来的理论轨道，国际组织研究逐渐步入瓶颈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冷战使学界对国际战争 与和平的关注超过了对国际合作的关注，国际组织也自然受到冷遇；一是这 —时期对国际组织本体特征和活动规律的经验研究仍在发展阶段，发展国际组织理论的根基还不扎实；三是国际组织理论的发展与国际关系学、国际法学、组织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成熟存在时间差。在上游学科范式尚未发展成熟之际。国际组织理论的体 系化进程也难以推进。此外，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也使理性主义路径遮盖 了功能主义路径和法学路径的光芒，《国际组织》杂志一度成为国际关系理 论争鸣的前沿阵地。
冷战后，在跨学科研究兴起的背景下，学者试图通过改造既有学科范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多边主义、全球治理等新理论方向应运而生。然而，它们并不以国际组织为直接研究对象，本质上属于国际组织的关联理论而非 体系理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治理议题的兴起，国际组织再次 回到学界的视野重心。国际组织研究者纷纷认识到多学科路径的局限性，跨学科研究的呼 声高涨，除了一体化理论、国际制度理论、国际组织法学的自我反思和修 正之外，以国际组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多边主义理论、全球治理理论也发展迅速。
以约翰·鲁杰为代表的学者在一体化理论、国际制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做出过贡献。基于对理性 主 义 国际制度理论在方法论 上的局限性的认知。自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鲁杰致力于创建多边主义理论来解释冷战后的国际现实。他明确设定了其研究领域的边界，强调国际组织的多边性和实体性，将共产国际等不具有多边性的国家间组织机构排除在理论视野之外，认为'国际组织的学者们从来就没有把这组织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同时区别了多边对话合作机制和多边组织，认为后者是由投票和一致同意的普遍 化决策规则所定 义的一种独特制度。基欧汉也参与了多边主义理论的发展并做出贡献。
另一部分国际制度学者则将视野从国际关系转向全球治理，将国家间 相互依赖发展为全球相互依赖，进而讨论全球问题、全球正义 等整体性概念。巴黎政治大学教授科林·海伊（Colin Hay）在《政治科学的新方向∶回应一个相互依存世界的挑战》一书中指出，全球相互依赖要求国际社会寻找新的治理模式、构建新的治理体系以塑造和传播全球正 义观念。奥兰 ·扬等人在《机制理论和全球治理探索》等一系列著述中探讨全球治理时代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概念问题。基欧汉则论述了全球化的不充分性所带来的理论问题。在该理论潮流之下，些中外学者开始倡导建立以全球性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全球学，并对其概念、范畴和理论路径做了论述。
与此同时，国际组织法研究的方向发生 了重要转变，并开始致力于确立国际组织法学的次级学科地位。 传统国际组织法研究对国际组织持 乐观态度。强调国际组织的功能 和国家向国际组织的赋权，相应产生了具有积极 价值导向、推崇国际组织功能的立宪主 义和注重价值中立的分析实证 主 义路径。21世纪以来，法学界越来越关注国际组织的官僚化、责任缺失 等问题，研究重心转向国际组织行权的合规性和权力控制，进而发展出宪政主 义、全球行政法学说和公权力学说等新的理论视角。另外，学者不再将国际组织法界定为国际公法的部门，而将其视为可以和传统国际法竞争的新学科。在国际法领域，将国际组织法视为一个新兴领域或学科的观点早已有之，如 1968 年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路易斯·索恩（Louis B.Sohn）即在作品中将国际组织视为一门国际宪法色彩很强且处于增长之中的学科。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余敏友也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即对国际组织法的地位做过探讨和规划。但该议题在学界形成真正的影响力则是 21世纪的事。2004 年，《国际组织法评论》杂志创立，为国际组织法学理论探讨提供了专门平台。2010 年，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教授阿明·冯·波格丹迪（Armin von Bogdandy）在论文中强调全球行政法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乃至新学科。2011 年，谢默思在第五版的《国际机构法》中反复将国际组织法的体系性位置界定为国际法的次级学科。当前，国际法学界已普遍认同这一观点，但对于国际组织法这一中心概念的内涵以及国际组织法的研究对象等问题尚未形成共识。饶戈平教授对国际组织法学的研究对象、范围等问题的共识和分歧做了全面的梳理，并系统阐述了自己的主张。
四、当前国际组织的研究与展望
综上，国际组织研究整体上遵循着'新实践—新议题—新方法—新理论'这一发展逻辑。首先，实践的发展为研究者提出新的理论课题。19 世纪中后期至今，国际组织实践的繁荣促进了经验研究的发展，学界的国际组织研究已经覆盖了包括国际组织的产生、结构、活动、功能在内的全部领域。其次，知识需求的增加促进了研究方法的科学化。20 世纪中期以后，国际组织研究在批判地继承早期纯经验主义和纯规范主义路径的基础之上，结合实证经验对国际组织产生、结构、功能等问题予以论证，这一时期发展而来的功能主义、理性主义和法律分析实证主义路径都体现了这种实证主义理念。再次，经验研究的发展也促使理论研究的升级。随着国际组织的一般特征 和规律被不断发现和阐述，其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显著性日益凸显。学界开始致力于将国际组织研究相关理论成果系统化，在同一理论框架下对国际组织产生 、结构、活动和功能予以统一解释。20世纪中后期多学科路径下的一体化理论、国际制度理论、国际组织法学理论的发展都体现了这种体系化的新理论动向。然而，这些新理论方向并不以国际组织为直接研究对象，国际组织概念在其理论结构中处于边缘而非中心地位，属于国际机制、国际制度的下位概念及国际法、多力主 义、全球治理的关联观念，相关理论本质 上属于国际组织的关联 理论而非国际组织理论本身，对国际组织产生、结构、活动、功能等问题的阐述仍不完整。
发展体系化的国际组织理论是现阶段国际组织研究的中心任务。冷战结束以来，学界在该方向上取得以下重要进展；其一，国际组织研究自 20世纪 90 年代开始再次迎来新的繁荣，成为众多理论著述的直接研究对象；其二，学界对国际组织特征和规律的探索已覆盖国际组织本体和活动的全领域，积累了关于国际组织产生的社会基础、政治博弈、机构设计、身份地位、功能绩效等核心理论问题的大量著述；其三。理性主 义路径、功能主 义路径和法学路径在变化的现实中不断 自我革新和相互交融，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被广泛认可，学界在国际组织研究领域有了显著的理论创新意识。然而国际组织理论体系 化这—学术目标还远未实现。既有国际组织研究存在 三方面的短板，客观 上制 约了其理论知识的体系化∶
一是发展国际组织体系理论的学术意识尚不充分。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各理论路径都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之处，例如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张丽华 、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小波、图宾根大学教授沃尔克 ·里特贝格（Volker Rittberger）等人都讨论 了该问题并提出应对方法，瑞士洛桑大学教授皮埃尔。德 。塞纳尔克朗（Pierre de Senarclens）分析了机制理论解释国际组织的局限性，主张建立新的研究计划，韩国学者田镒旭分析 了国际组织研究范式的转变及未来趋势，但整体上学界仍趋向 于通过对概念重新定义或增补新概念的方法修正既有理论，而未能突破传统学科的藩篱，既有国际组织研究的主体仍是以传统学科为单位的多学科研究。
二是跨学科研究目标不清晰、深度不足。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学界关于开展国际关系学 、社会学、法学跨学科研究的呼声日益强烈，但跨学科研究本身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同学者对其目标和路径有不同的解读。整体上学界对于跨学科研究的学术目标究竟是在知识交流层次、方法论借鉴层次还是创建新理论层次，尚未充分讨论。目标不清导致路径不清。现实中各种跨学科研究尝试通常止于前两个层次，未能站在创建国际组织理论的视角，系统梳理需要跨学科方法加以解决的理论关节点。
三是尚未形成理论目标趋同、方法互惠互通的学术认知共同体。综合美国科学哲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托马斯 ·库恩（Thomas Kuhn）、匹兹堡大学教授伯卡特·豪兹纳（Burkart Holzner）、厄恩斯特·哈斯、马萨诸塞大学教授皮特·哈斯（Peter Haas）、鲁杰等人的论述，认知共同体具有共享的因果信念、学科范式、科学观、行为准则和理论愿景。学术认知共同体既是知识创造和传播的中坚力量，也是新研究门类或学科的合法性源泉。学术共同体的形成离不开一个兼具现实价值和理论价值的研究领域，也离不开研究中心、会议机制和学术期刊等知识传播平台的助力。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国际组织的全球影响 力 已大幅度提升，但 全球—体化程 度不足 日 不均衡，地缘政治、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仍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国际格局的走向。国际组织理论知识在整个社会科学谱系中的分量仍显不足。此外，国际组织问题的理论纵深、国际关系学和组织社会学、国际法学等学科泾渭分明的概念体系，使得开展理论创新为目标的跨学科研究并非易事。这从主客观两方面限制了国际组织研究共同体的发展和形成。
综合国内外理论研究现状，学界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解决相关问题∶第一，需要给予国际组织概念一个精确而逻辑完备的定 义，建立国际组织的本体论，进而确立国际组织体系理论的研究范围和理论范畴。一方面，国际组织概念的外延决定了国际组织理论的研究范围。和国际政治、国际法等 概念不同的是，国际组织是客观实在物，其客体是经验性的而非纯理念性的。为此，需要确立 —套稳定、首观的 界分标准来帮助知识受众识别国际组织客体、区.分非国际组织客体，从面将知识创造者和受众统一在相同的视野中；另一方面，国际组织概念的内涵决定了国际组织理论的深度。 系统的理论与精确的概念相辅相成。国际组织概念的每一个特征要素都需要具有理论辐射功能，回应、对接和支撑国际组织研究的理论范畴，以 确保整个知识体系的系统化。
学界对待抽象概念的态度与其对待理论前景的看法直接挂钩。国际组织概念在 20 世纪中期的术语化与国际组织研究领域的形成过程 密切联系在一起。20 世纪中后期的国际组织研究者在推动国际组织研究科学化的过程中，开始试图从理性主义、功能主义、法律分析实证主义 等不同学科路径归纳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并尝试着给它一个精确的定义。在此过程中，国际组织的多边性、机制性、常设性等一般性特征 被不断发现和讨论。然而，由于不同学科路径对于国际组织本体论假设存在差别，其对国际组织本质特征的认识也很难统—。目前，相关成果至少存在两方面技术性问题.— 是为区分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和由此派生的演绎特征，常常在定义中混用二者；二是未在体系理论的视野下论证国际组织基本特征的完备性。 从横向视角来看，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决定了相关科学知识的覆盖范围，演绎特征决定 了相关科学知识的 内容；从纵向视角来看，国际组织基本特征对应着国际组织理论的基础范畴和方法路径。在国际组织概念未得到清晰完备的定义的情况下，人们无法据以识别和知解国际组织客体，国际组织理论的基本范畴也处于模糊的状态。
因此，需要从构建国际组织体系理论的视野下来 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从外部关系来看，国际组织科学在社会科学谱系中存在的意义和位置决定 了国际组织客体的范围，进而为确定 国际组织的一般特征提供了标准。一方面，系统的理论与精确的概念相辅相成。发展国际组织科学的意义在于为国际组织实践中的理论难点提供解释。 现阶段国际组织研究具有 三个层次的理论难点；国家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对立统一问题，国际社会权力属性和规范属性的对立统一问题，国际组织工具性和主体性的对 立统—问题。国际组织理论所确定的对象范围需要能够涵盖和凸显上述理论难点，以确保整个国际组织知识体系可以为上述核心理论难点提供解释；另一方面，国际组织理论需要妥善处理与关联学科的关系，尽可能覆盖知识空白，同时避免越俎代庖，造成智力 工作的浪费。发展国际组织理论的首要任务是需要基于国际组织理论作为社会科学分支的'社会性'来确立其研究对象的范围和所需知识的类别，并基于其作为社会科学分支的'科学性'来确定概念内部特征的内容和表达方式，给予国际组织一个精确的 、逻辑完备的定义。
第二，需要确立跨学科研究的具体目标和着力点。当前，跨学科研究对于发展国际组织理论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然而，其目标和着 力点却有待明确。鉴于跨学科研究本 身是—个存在歧 义并被普遍误读的概念，瑞士学者皮 亚 木关于'多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超学科研究'的递进式界定，有利于人们认识这一问题。皮亚杰将多学科研究界定为学科间的信息互通，不会改变或丰富学科知识本身；跨学科研究是学科间一定程度的整 合，其结果将使学科知识结构得到丰富和发展；而超学科研究则是学科 互动的最高形态，因为它'不仅涵盖了专门研究项目之间的互动与互惠，而且将这些关系置于一个没有学科边界的完整系统之中'。在发展国际组织理论的语境下讨论跨学科研究，其根本 目标应当是后者，即通过对传统理论范式的改造与创新。发 展新 的理论范式。
此外，跨学科研究需以既有多学科研究成果的'交汇点'和'盲点'为着力点，且和前述概念改造的任务联系在一起。例如，学界一向很重视对国际组织治理权限的研究，各种理论路径分别从实证 、理念和规范的角度论证了国际组织的权力来源。制度 主 义强调制度路径依赖对成 员选择的锁定，建构 主 义 强调国际组织对成员观念和偏好的塑造，分析实证主义则强调成员通过签订 条约对国际组织赋权以及国际组织通过条约解释自我赋权。同一现象在不同领域分别被表达为制度性权力 、规范性权力、合法性等概念。跨学科研究应着力于不同路径的理论交汇点和盲区 ，综述并重新表达。
第三，需要对既有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和再术语化（reterminologization），使国际组织理论获得自 身的系统性和独 立于既有多学科路径的显著性。20 世纪至今的研究历史表明，国际组织的社会动力、政治博弈、制度理性、规范功能等中层次问题兼具现实意义和学理价值，是各学科路径的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历史上国际法学者、国际关系学者从不同视角解释过国际组织产生的动态过程，立宪主 义将国际组织的产生 视为各成员国建立出世界宪法的过程，功能主 义则将国际组织的产生 视为对社会公共需求的表达和回应，理性主义则强调国家利益偏好对其制度选择的影响。而法学的分析实证 主 义将国际组织的制度理性置干条 文和法 理基础的—致性中，功能主义将其置于制度结构和组织目标的适配性中，理性主义则将其置于权利分配和权力结构的协和之中。
各个理论路径都贡献了一些有价值的变量关系，但都存在一些'盲点'。例如，国际组织的主体资格是国际组织法学的逻辑起点，但国际组织法仅关注国际组织获得法律人格的程序而较少讨论其社会和政治基础。理性主义对国家理性的推崇使其无法论证国际组织的主体资格 问题——尽管它常常认可 这一点。功能主义的'外溢'概念解释了国际组织自主性形成的动态过程，但该概念宽泛而模糊，且不能囊括所有现状。学者不得不将其细分为'功能性外溢''技术性外溢''政治性外溢'等亚类型，并衍生出'环溢''强化''紧缩''溢回'等多种情况。然而，这种细分概念和派生概念具有解释功能而缺乏预测功能，理论价值便打了折扣。这些'盲点'植根于 20 世纪中后期多学科路径这一研究模式之中。国际关系学、社会学、国际法学等传统学科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学科术语和措辞。这在塑造学科文化的同时也强化了范式壁垒，对跨学科研究造成障碍。
要突破学科范式的藩篱、消除'盲点'，需要对既有研究成果的重要关节进行再概念化、再术语化处理。所谓再概念化是指在学科亲缘关系较诉、范式通约性较强的学科间，常常可以通过概念移植和再界定来促进跨学科研究、实现理论创新。例如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公共品、相互依赖等术语被移植到政治学领域后，只需被重新定 义即可发展为新的理论概念。然 而，有些学科概念差异显著，很难直接对接。学者必须梳理这些分属不同学科、但内河有重叠的概念，将普通词语术语化或创造新的术语加以表达，进行'再术语化'。而要发展系统理论，还需要运用一种全景式的眼光协调这些分散的概念和术语，使其相互衔接并置于一个统一的结构之中。唯有如此，国际组织理论才能够获得社会科学理论的'科学性'所要求的内部系统性和外部显著性。
第四，需要搭建理论争鸣平台、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发展国际组织体系理论离不开可供学术争鸣和知识传播的研究机制，以及理论目标趋同、方法互惠互通的学术共同体。中国的国际组织研究自 20 世纪70 年代发展至今，在理论化、建制化上已取得了重要成就。但由于起步较晚日受制干学科壁垒 ，目前不同学科关注的议题还较为分散，对话缺乏深度。弥补该短板既有待时 日的积累，又需要主动地创造条件。
纵观西方国际组织研究的发展历程，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常常依托于各类组织机构，也离不开定期学术会议、专门学术期刊提供观点汇聚 和理论争鸣的平台。20 世纪至今，国际协会联合会定期发布的《国际组织年鉴》一直是国际组织研究的信息集散地，《国际组织》国际组织研究》等学术期刊，对确立国际组织研究的时代主题、激发学术争鸣、培养学术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饶戈平教授早在 1993 年便指出了建立会议机制、搭建信息平台对于国际组织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国际组织理论要得到实质性 发展，也有待类似信息平台、知识汇聚与传播平台的助力。
结语
综上，世界范围内国际组织研究整体上遵循着实践驱动和科学法则驱 动这两条线索。从实践层次看，19 世纪中后期至今国际组织在数量、规模、类别、功能上的持续发展促进了国际组织研究的逐步繁荣。该过程中，研究议题不断丰富，方法日趋多样化，人们对国际组织的认知日益丰富。从科学发展视角看，随着经验研究的积累，学者渐渐观察到国际组织作为一个知识领域的独特性，并运用多学科路径不断探索其在产生、结构、功能、性质上的一般特征和规律。20 世纪中后期，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发展国际组织体系理论的必要性，进而开始探讨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向和路径。和经验性研究 和中观理论研究相比，国际组织知识体系化的步伐较为缓慢。这种状态和 20 世纪中后期国际组织研究的发展阶段是相适应的。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跨学科研究和新理论构建意识逐渐兴起，国际组织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独立性不断彰显，突破多学科路径对国际组织研究的桎梏、推动国际组织研究成果的系统化的条件已经成熟。
实践中一种常见的质疑之声认为∶国际组织研究具有强烈的实践应用导向，过度理论化会导致'务虚'倾向，湮没了国际组织研究的社会目的。值得说明的是，国际组织知识体系的高度理论性和国际组织实体的强实践性并不矛盾，就像法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高度理论性和研究对象本 身的强实践性并不矛盾一样。追求国际组织理论的体系化、致力于建立国际组织科学的努力并非要背离其实践特性坐而论道，而在于为实践提供全方位的、精细化的指导。
从中国视角来看，推动国际组织理论的体系化是中国的多边外交需求融汇世界理论知识前沿的结果。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中国国际组织研究经历了历代学者的奠基、反思和探索，不断成熟和科学化，为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打下坚实基础。站在当前的历史节点上，中国的国际组织研究应逐渐从实践驱动阶段转向科学法则驱动阶段，在体系理论的视野下科学定义国际组织这一中心概念，明确跨学科研究的目标和着力点，系统梳理诸多学科路径的理论成果，并基于此进行概念的移植、术语的创新，建立一个充分回应现实需求又逻辑完备的理论知识体系。该过程离不开学者长期的探索和协力，也离不开各个学术机构、期刊以会议、专题、研究中心等形式搭建可供理论争鸣和知识传播的学术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