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据看宋朝实力不弱，可为何总是打不过辽国、西夏和金国？

宋朝的经济相对其他古代王朝而言是很发达的。其财政收入在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就达到1.5085亿贯。宋朝的人口也是远多于西夏、辽、金的；在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北宋户数为971万户，到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户数达到了2088万户，此时总人口已经过亿。宋朝的军队规模也是远远大于西夏辽金的；宋仁宗时，宋朝军队总数最高达到140万，后来即使是经过裁减，总数也不低于80万。

这么有钱、这么多人口、这么大规模的军队，为什么宋朝却总是打不过辽国、西夏和金国呢？

其实，国家有实力是一方面，但是能不能使用出来、敢不敢用出来才是重点。

宋朝被周边的辽、夏、金欺压，主要是制度问题和宋朝立国思路的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国力不行。

宋朝的军事制度设计：分权、牵制、皇帝总揽大权

赵匡胤赵匡义兄弟从后周孤儿寡母手里篡夺了天下，他们心里很清楚：五代政权更替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这种军阀搞政变。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在宋朝身上重演，他们对军事和政治制度做了很大改革。

首先，宋太祖进行了重大军事制度改革。

总共有四大方面。

一是禁军由'三衙'分掌。宋朝继承了后周制度，主力军队称为禁军。在'杯酒释兵权'之后，禁军大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都被废除，禁军改为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三个机构掌管，称为'三衙'。'三衙'的长官称为'三帅'，分统禁兵，互不统属。'三衙'的主帅和主要禁军将领都由皇帝任免，都只对皇帝负责。

二是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三衙'虽然分别统率着禁军，但无调兵权和发兵权。调兵权和发兵权在枢密院，而枢密院则只有发兵、调兵权，不直接掌握军队。调动军队的权力始终掌握在皇帝手里。

三是使京城驻军与外地驻军保持均衡，称之为'内外相维'。宋太祖确定了募兵制，在灾荒之年招募更多，这样可以一定程度消灭内乱。在军事力量的分配上，宋太祖把一半军力部署在京城，另一半余分散驻扎到各路。这样，京军足可以制服外部叛乱，反过来也成立。这就是'内外相维'。

四是兵将分离。采用了更戍法，将京军与地方军轮番调动，定期更换。借士兵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消除将军专权，解除军人对皇权的威胁。

其次，宋太祖对官僚机构也做了较大改革：

一是中央实行军政、民政和财政三权分立，大大削减宰相的权力。

宋太祖剥夺了宰相的军政、财政权力，实行三权分立。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财政大权归三司使掌握。宰相只有管理民政的权力。枢密使与宰相地位相当，后来又设参知政事，作为副相，以分宰相的权力。

二是实行职官的官、职、差遣三者分离的制度。

宋朝继承了后周的机构和官职，但宋太祖则另外差遣官员行使权力。这些由中央派遣的官员在所担任的实际职务之前加上'判'、'知'、'权'、'提举'、'提点'等等，这样就逐步形成了官与职、名与实，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官'只表明一个官员的品级，依此领取俸禄，并无实权；'职'也只是文官一种荣誉头衔。只有'差遣'，才握有实权。这样就便于中央对各部门、地方进行有效的控制，巩固了宋初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

三是改革科举考试制度。

宋太祖为防止通过科举考试结成政治集团，诏令禁止新科进士到主考官那里谢恩。又命令进士及第的人不得称主考官为'恩师'、'师门'，也不能自称'门生'，以避免新老官僚以门生故吏之名结成宗派。逐渐改由皇帝亲自录取进士，这样进士就成了'天子门生'。

经过这一番改革，北宋确立了皇权空前膨胀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

第三，宋太宗时期进一步确立了“守内虚外”“以文驭武”“将从中御”原则

宋太宗在两次伐辽失败之后，变得心灰意懒。不久又爆发了规模很大的李顺王小波起义，扰动了整个川蜀。

此事对宋朝的统治政策也发生重要影响。宋太宗因此在公元991年八月说：'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为可惧。帝王合当用心于此。'宋太宗所说的'奸邪'，主要是指统治集团内部企图阴谋篡权之人以及农民起义。这样一来，宋代政策的重点就放在对付国内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上，而对外则消极防守，这就形成了整个宋朝'守内虚外'的政策。

为了重点防范内患，宋太宗做了进一步重大的改革，就是令文臣统军，由正职的文臣统辖副职的武将。

宋太宗还采用了将从中御的做法控制前线将官，具体做法是皇帝设计“阵图”，临战的将领根据情况选择阵图排兵布阵。

前线将帅要把皇帝亲授的“阵图”视为圣物，不敢有稍许改变。照阵图列阵打仗，即使打了败仗主帅也责任不大；但如果自由发挥、不按阵图打仗，那么即使胜了也得向皇帝请罪。对前线军队的防范和控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打仗最要求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前线将官需要根据地形地势、敌方力量多少等情形及时变更策略调整兵力部署。但阵图却把将官的能力都扼杀了。

第四，武官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都不如同级别的文官，人才不愿从军

武官遇到同级别的文官自动低半级，要行礼。当兵的人，都要在脸上刺字，这简直是一种人格侮辱。

逢年过节皇帝给官员们发赏赐，给文官的要比给武官的多。

这样整个社会的风气就是歧视武官、歧视军人，有才能的人就不愿意往军事方向发展，最终人才凋零。

偶尔出了个别军事人才，还被宋朝的文官们嫉妒，然后就接连以违反祖制、危害社稷等各种理由弹劾。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狄青。狄青起于行伍，一路立战功升职，最后做到了枢密使之高位。此时他的脸上仍然留着当初入伍刺面的印记。但是，文官们容不得他，反复迫害他，参与迫害的就有欧阳修。这导致狄青被贬出了朝廷，最后在地方郁郁而终。

皇权空前膨胀，整个国家的行政和军事运转要求皇帝有很强的能力；一旦遇上能力弱的皇帝，整个王朝就跟着遭殃

从上述制度设计和形成的惯例来看，宋代为巩固加强皇权是煞费苦心。

但是，靠这样一支由皇帝遥控、文官统领的庞大而冗滥的军队能有效地征战和抵御外侮吗？

宋太宗是从实战中锻炼出来的，以他的能力也只能勉强遥控指挥军队。从宋真宗开始，一个个皇帝都是生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哪里还有指挥军队取胜的能力呢？

北宋最腐朽无能无斗志的皇帝，宋徽宗、宋真宗、宋仁宗排在前三位应该无异议。

在败多胜少的情况下，每当强敌入侵之时，朝廷内主战、主和两派就开始激烈斗争，争论不休。当不得不起用抗战派时，也几乎是每战必败。败了则开始求和，最终赔款甚至割地了事。一切以因循守旧为最好，得过且过。

总之，宋朝的对外战争，从北宋到南宋大体上就是'抗战--投降--再抗战--再投降'这样一个不断衰败的过程。

这导致一旦强敌入侵，皇帝为了活命，第一个念头不是发兵抵抗，而是想转头逃跑，比如宋真宗、宋徽宗、宋高宗。战局一旦稳下来，皇帝则立即主张向强敌求和。为了保住皇权，宋朝皇帝不惜向异国纳贡称臣，甚至称侄，满足于苟且或偏安，让整个国民跟着过屈辱的生活。

皇帝无能，除了导致军事失败以外，在和平时期则必然出现权臣。宋朝先后出现了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人专权。

这些人为了私利，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横征暴敛，为所欲为；昏君不掌权，也不掌握真相，最终整个国家政治乌烟瘴气，黑暗腐朽。

这些是宋朝覆亡的最主要原因。

宋朝不抑兼并，以及冗官、冗兵、冗费，导致社会矛盾激烈

宋朝从杯酒释兵权时就鼓励去职的武将多买田地，做个富家翁。

后来，不抑兼并的做法贯穿了整个宋朝。对于有钱人放贷、兼并土地，朝廷并不限制。这导致宋朝大官僚、大地主的土地兼并情况严重，加剧了宋朝的社会矛盾。

另外，宋朝又实行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使得官僚机构庞大、重叠，官员人数成倍骤增，大批冗员出现。

宋朝采取灾年募兵制，把大量灾民招募成军。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流民动乱问题，但是最终兵员规模庞大，宋仁宗时达到了140万。后期经过裁减改革也还保持在80万左右，耗费了国家财政支出的7~8成。

还有冗费，就是皇帝笼络官员的各种赏赐费用。

以上这些做法，使宋朝财政支出庞大，到了宋仁宗末期已经入不敷出，出现了财政赤字。钱都是从百姓身上来，因此社会矛盾空前激烈。整个宋朝的农民起义达400多次，基本是各朝之冠了。

结束语

宋朝孱弱的原因主要在于其制度。这个制度既有成文的行政和军事制度，也有逐渐形成的所谓祖宗之法。在这套复杂、低效、互相掣肘的制度之下，武将无从发挥主观能动性，还处处受到限制，因此宋朝大部分时间在军事上处于劣势。

有实力却因自身原因发挥不出来，这就是宋朝国弱的原因。

宋朝的制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稳固皇权、杜绝内部叛乱。因此，宋朝皇帝的第一要务并不是抵御外辱，而是防止内部变乱；宋朝宁愿对外屈辱求和，也不愿放手让文臣武将发挥自身才能。

这是宋朝的悲哀之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