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一洲评《马克斯·韦伯》|德意志精神的士大夫
年轻时的马克斯·韦伯曾在和母亲的信件中谈到弟弟阿尔弗雷德的教育,说过一个人在形成自己的观点之前,哪怕阅读他本人所推崇的自由主义作品也并非益事,因为读者只会误将这些作者视作权威和偶像。韦伯的阶级认同和自由主义并不源于理论,而是家庭环境的熏陶。韦伯成长于柏林城西的高尚小区,居民大都是韦伯家族这样家有余财的政商精英。这些卫星城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城市化而逐步纳入柏林城区,吸引越来越多的新市民住户,被俾斯麦称为柏林的“进步外环”。成长于这种环境下的韦伯在政治开明主义上始终不曾动摇,却也因远离城市中心而没有沾染工薪贫民的激进和都市文化的糜烂,立场在进入二十世纪后显得颇为古朴。
1899年至1903年这几年间,学术生涯戛然而止的韦伯开始四处问诊度假,让他的生平成为空白。不过这段时间备受研究者瞩目,因为韦伯正是在这段时间内着手构思让他名扬天下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韦伯生涯乃至社会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并不写于他作为学者的高产期,就像他后来在离开教职近二十年后发表《以学术为业》一样。鉴于这两个文本已经在他逝世一百周年之际被全世界的学者进行了第一千零一次文献综述,这里只需要补充这一研究始于他在罗马休养期间对教会组织历史的考察。
韦伯晚年的两场演说《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恐怕是学术界在自我赋权时最频繁提及的文献,频繁到以至于引用者常常忽略两个身份相互冲突。韦伯在取得教职后和父亲彼此失和,因为老韦伯注重实务,看不上儿子的书斋气。其实韦伯未尝没有从政的野心,也暗中崇拜父亲的职业生涯。他在教学生涯初期就无数次谈到自己“不是做学问的料”,显然有学而优则仕的规划,和父亲一样把学术界视为从政的跳板。直到1897年8月10日,韦伯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不久便逐步精神崩溃,最后远离讲坛,他为政治出谋划策的心思方才作罢,从相对传统的国民经济学研究中转向更广阔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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