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诗：抗战胜利那天，想起逃难路上爬着喊妈妈的小女孩
刘兴诗成都理工大学地质学教授，科普作家
74年前（本文作于2019年）的8月15日，抗战胜利那一天，印象很深刻，还记得清清楚楚。
那时候，我在重庆，刚刚14岁，是南开中学初二三组的学生。当时正是暑假，天气热得要命。在磁器口附近的詹家溪家的附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玩。
记不清的不知是上午，还是中午。我们在山坡上，忽然听见下面人声嘈杂，有人噼里啪啦放起了鞭炮。跑过去一看，才知道日本投降了！
我们这里是工厂，工人们全跑了出来不上班，商店也不做生意了！
有人搬出了收音机。不停播放着“中央广播电台，XGOY……”
这个“XGOY”就是这个电台的国际编号，总是随着台名播放的。电台反复播放的就是日本投降的消息，大家不由不相信。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图为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前排右）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
远远近近的工厂汽笛尖声响个不停，人们高兴得又跳又喊，不管认识不认识，互相拥抱祝贺，简直像发疯了一样。
这时候，许多人向车站跑去，爬上各种各样的的公共汽车、卡车……
不要车票了，一车又一车，直往城里开去。车上的人高声欢唱，有的人紧紧抱在一起就在车上蹦蹦跳，只差吧唧吧唧亲吻了。把汽车弄得东偏西倒，同样疯狂的司机也不制止一下。沿途到处都是人，好像所有的人都出来了，把本来就不宽的路挤得满满的。司机使劲揿喇叭，不是叫大家让路，而是表示庆祝和高兴的心情。
经过磁器口附近的时候，远远嘉陵江上的小轮船也拉起了汽笛。一路上的鞭炮声，锣鼓声响个不停。我亲眼看见，有人拿着洗脸盆也使劲敲打，似乎打破了也不心疼。
一路上到处挥舞着中国国旗和同盟国的旗帜，也不知道这些旗子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如果这时候有德意日轴心国的旗帜，必定扔在地上撕得粉碎。
汽车开得很慢很慢，经过沙坪坝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跳下来。我引着他们直往南开中学跑去，想寻找和我一样返校的同学。在那一片乱哄哄里，当然一个也没有找到。
我们没有进学校，卷进了一股人流，在沙坪坝的街上又叫又喊转了一圈，然后又转身赶到另一个方向的小龙坎。所有的人都在笑、在蹦跳、在使劲喊叫，似乎全城的人都出来了。有一股股人流往这边走，另一股股人流又往左边走，把本来就很狭窄的路面塞得满满的。大家一身都是劲，不知道究竟要到哪儿去。
一路上，两边的商店全都大大敞开，没有一个人进去。我瞧见一个小杂货店的店老板，站在路边高举着双手来回挥舞。像是在笑，却瘪着嘴巴，满面泪水，嘴里呢呢喃喃像是对过路的群众，也像是对自己说：“胜利了！胜利了！回家了！回家了！都不要了，都不要了……”
她的太太，一个身材瘦弱的矮小女人，也满脸是眼泪和笑容，从店里拿出一包又一包东西，直往过路人的怀里硬塞，嘴里用细细的江浙口音说：“拿去吧！拿去吧！明天大家都要回老家了……”
我们走到小龙坎的十字路口，那边豫丰纱厂的女工也涌出来了。身上还穿着工装，头上戴着紧紧包住头发的帽子，满身都是乱七八糟的棉花丝，完全不管好看不好看了。从另一个方向挤进来，也统统涌进了欢呼的队伍。
这时候，有报纸派人散发传单。不要钱，高高撒在空中，大家争着抢。我抢到了一张，竖排五个大字：“日本投降了”，其他几行小字，简单的新闻。别的报社都很远，可能是就近李子坝《大公报》发的。这张传单我珍藏了21年，文革抄家被视为“反革命罪证”，才被没收抄走。如果保留下来，也是文物了。
在这个拥挤的十字路口，有的要经过临江的土湾、化龙桥、李子坝一条路继续进城。有人喊一声：“到伤兵医院去！”
我们几个紧紧挨靠在一起，转了一个方向，朝向高滩岩那边的医院，一路上唱着抗战歌曲，呼喊着口号，直朝那边去了。赶到医院门口的时候，那边早就挤满了人，唱着歌、呼喊着口号向受伤的战士致敬。也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多鲜花和水果，各种各样的礼品，一齐送到了医院门口。
那边有一些白衣服的医生护士，也高兴得直跳。可是却牵着手阻挡无休无尽的人群涌进医院，不停解释说：“重伤的战士需要休息。”
这句话鼓动了一些人，一起站在门外，临时组成一道人墙，希望大家不要都挤进去，影响一些伤兵的治疗和休息。
话虽然这样说，还是有一些涌进去了，抬出一些包裹着雪白纱布和缺胳膊少腿的伤兵。大家把他们高高抬起来，有的就骑在脖子上，接受大家的致敬。
我亲眼瞧见一个年纪不大的伤兵，露出孩子似的面孔，跟着大家喊口号。另一个年纪大一些的伤兵，满脸都是眼泪，已经低头哭不成声。嘴里只反复不停念叨着几个字：“弟兄们、弟兄们……”，
他是在怀念牺牲的战友，想把胜利的消息告诉他们吧？
这一天，我和几个伙伴不知是怎么过去的。在拥挤的人群里，手挽得紧紧的，深怕被挤散了不好回家。
我们就这么发疯一样又喊又叫，又蹦又跳走了大半天，这才想起还没有吃饭喝水，应该回家了。
重庆庆祝抗战胜利的游行队伍。（资料图片）
我们又累又饿，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家的，天色已经晚了。回到家里，不消说受到爸爸妈妈一阵责怪，不过倒也没有过多数说。爸爸只是催促我赶快吃饭，赶到城里去。
两个弟弟太小，被妈妈关在家里。我就这样跟着爸爸跳上汽车，又一次直朝城里赶去。一路上到处都是人。我们的汽车上也爬上来一些不认识的人，不知费了多大的劲，好不容易才进了城。
街上的人太太多，汽车已经不能再往前开。爸爸紧紧抓住我，用尽了气力才挤进了市中心的精神堡垒广场（就是今天的解放碑广场），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人头，只听见如雷震耳的欢呼声。
这时候，天完全黑了，只能依靠周围的灯光，才能看清楚情景。
人头，到处都是人头。
这好像是一片人的海洋。大家挤来挤去，就像是摇来摆去的汹涌波浪。多亏爸爸紧紧拽住我，才没有被挤得倒下去或者失散。
这时候有一股股探照灯似的巨大雪亮光束，在人的海洋上扫来扫去。有人说，这是“中电”在拍记录电影。
在亮光中，我忽然看见了一面太极八卦的韩国国旗。韩国流亡政府就在附近，我经常往大梁子（当时的一条街名）经过的时候，在今天的邹容路右边的一个小巷口，瞧见过这个旗子。
雪亮的光束扫来扫去，我还看见几个飞虎队员被人群抬起来，又抛上天……
这一夜，我们在这里停留了很久。人实在太多了，想退出来也不可能。就这么直到下半夜，几乎完全撑不住的时候，爸爸才把我硬拖出来，找到汽车回了家。
胜利了！八年苦战终于胜利了！
甭管是不是惨胜，我们终于胜利了！
我们怎么不雀跃欢呼？怎么不高声呼喊？
这一天，永世难忘！！！
扳着手指算，我跟随家里在南京陷落前，随着难民潮逃亡出来，也有许多年了。一路上，丧失人性的敌机，对着我们手无寸铁的难民船追赶，机枪子弹打得甲板当当响。
不分日夜、无休无止，惨无人道的大轰炸。一颗颗炸弹在头顶爆炸的时候，临时挖掘的防空洞里，沙石颗粒不住往下撒落。轰炸过后，出了防空洞，一片废墟是火光。那个仇恨，说也说不完。
欺负我们的空军打光了。敌机那么猖狂。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的路上，经过磁器口的山坡上。亲眼看见一队敌机，大摇大摆排成纵队，一架跟着一架低飞俯冲下来瞄准投弹轰炸。飞得那么低，机翼上的红膏药标记那么可憎。连鬼子飞行员头上，不知是白色裹头布，还是白色飞行帽都看得清清楚楚。我气得扔掉书包，捡一块石头就打。尽管打不着，也出了一口恶气。
我写了一本《抗战难童流浪记》，从南京大屠杀，一直写到抗战胜利这一天，完全是真实的材料。因为我自己和七高八矮，站起来高矮不齐的同学们，就是从四面八方逃亡的真正“抗战难童”。
为什么高矮不齐？我们不是留级的差生。而是许多孩子一路逃亡，敌人在屁股后面紧紧追赶，没有地方可以读书呀！
唉，拜托大家看一下这本书，就知道当时的许多真实情况了。
抗日时期逃亡的难民（资料图）
有一个同学吴昌宁，南京城破的时候只有4岁，跟着妈妈逃出来。汽车打坏了，只有走路。沿途全是难民，敌机呼啸着一群群追赶扫射，多亏我们一支小部队在后面死死顶住，才没有追杀过来。不知道这个部队的番号，也是好样的。
他告诉我，一路上都是死伤的难民和抛弃的孩子。不仅在狭窄的路上，两边的水田和山坡，漫山遍野都是难民。
南京大屠杀绝对不止30万。丧失人性的敌人过了镇江就开始一路杀过去了。南京陷落后，还在一路追杀，怎么才只有30万？我们就是真实的证人。
他亲眼看见一个小妹妹，满脸是泥土和泪水，好像一只流浪猫一样在地上爬。边爬边哭喊妈妈。妈妈就在前面，想回转身子去抱这个孩子，被两边的人死死拉住，对她说：“这个孩子不能要了。你还有几个孩子，多一个包袱，大家都得死。”
这个小妹妹估计刚刚会走路，就这么没有了。如果还健在话，今天也是80多岁的老奶奶，儿孙满堂，有幸福的晚年。
唉，这个可怜的小妹妹，就这样没有了。
吴昌宁吓坏了，紧紧拉住妈妈，恳求说：“我能走路，不要扔掉我。”就这么咬着牙，一直走到安徽芜湖才搭上一只船。
是呀，那时候能够走路就是活路，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对那么小的孩子，多么残酷！
这张照片就是通常被称为“中国娃娃”（Chinese Baby）的照片。拍摄于1937年8月28日被日军狂轰滥炸摧毁的上海南站
想一想，吴昌宁当时4岁，不过是幼儿园中班的孩子。叫今天同龄的孩子试一试，在那么恐怖的情况下，能够这样走这么远吗？
今天的孩子们太幸福了，应该珍惜这样的幸福，好好学习，报效自己的祖国，长大成为建设者。这也是当时我们那一代，最大的愿望就是长大了当兵上战场。小学五年级，我拉着三个同学结拜兄弟，誓词是“以身报国，永不后悔！”
新中国建立后，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我坚决选择最危险、最艰苦的地质专业的原因。我们是衣衫褴褛的“爬山匠”，我们是光荣的地质队员。我们从不羡慕荣华富贵，不是纨绔子弟，我们只有自己的理想。就像那支歌一样，“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报国岂止在沙场，是不是？
还有一个同学，从南京经过长沙、桂林，步行逃难，八千里路云和月呀！湘桂大撤退的时候，跟着妈妈一路逃跑到大后方。一双脚走得肿起来，好像是透亮的皮球。不能穿鞋了，妈妈把鞋帮剪掉，只留下鞋底，用一根草绳子绑起来。碎石路上走一步，扎心疼。就这么一步步走到重庆。请问，我们一个班可能一样的年纪吗？
抗战胜利后，吴昌宁回到南京。后来分别74年，最后在波士顿做教授。好不容易才托人辗转找到我，他已经癌症晚期。原本相约今年暑假在波士顿见最后一面。想不到双方一切准备好了，突然接到他的女儿电话，已经一下子去世了。我听见消息，一下子怔得发呆了。
天呀！天呀！怎么这样残酷无情。让我在他的病榻前，最后一次握手的机会也不给。
吴昌宁亲口告诉我，写有他逃难故事的《抗战难童流浪记》，他一心一意想看一下，只能焚化在他的墓前，永远不能阅读了。
这就是我们一代抗战难童的遭遇。
我们的前一代，真正战斗的一代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我们这一代再不说出来，那一段历史就会完全消失。
这句句都是真实的，面对血染的民族历史，不敢有半句戏说，好像今天的抗日神剧。
否则，怎么对得住牺牲的先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