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还是我亲爱的李大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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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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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李大钊,除了他的血性和温度之外,还因为他不是一个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学者。作为学界泰斗,他温文尔雅,却又战斗在一线。真的做到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他在日本上学期间就给《甲寅》投稿,对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的反驳也发表在这里。从这里可以看到李大钊对国家、对国民的信心和不放弃。虽然都说“南陈北李”,但显然李大钊比陈独秀多了一份果敢、一份勇气、一份救世的豪气。
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国民,不过是得天下者的牺牲品,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而欧美人是和国家共谋安宁幸福的集合体,国家的存在,主要是保障国民的权利幸福。
李大钊显然不同意,所以才有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主要批判陈独秀对于“国家”和“政府”2个概念的混淆。他说:“国家之成,由人创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
从他的《青春》中,也能在那个绝望的年代,看到生命和新思想的萌动。他的乐观,他的永葆希望,他对当时年轻人的信心。
1916年回国后,担任《晨钟报》主编,写下《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的发刊词。而后组建《宪法公言》,又因为经济问题被迫在1917年初停刊。这里的经济问题,不是我们常规遇到的拉不到赞助的情况,而是李大钊先生毁家办刊之后的穷尽。由此可见,赵纫兰同志是多么的支持憨坨的一切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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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的马克思主义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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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作为《新青年》的同人编辑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庶民的胜利》与《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两篇文章也都发表在《新青年》上。
很喜欢《庶民的胜利》里面的两句话: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还有《每周评论》,以及学生创办的《新潮》和《国民》杂志,都离不开他的指导。写文章写稿件写时事评论自不必说,他同时还在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不同于别人的墨守成规,他积极引入西方管理理论,被《美国百科全书》评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当然,他也借助图书馆这个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毛泽东也是在北大图书馆里受到李大钊的熏陶,他曾说:“在他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呢!”
不同于当时的很多文人,多少受点儿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或多或少的接受“弱肉强食”的无奈。但李大钊是彻底的反对批判,直接点明进化论的强盗逻辑。正因为如此,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当所有人都大谈“民主主义战胜君主主义”时,只有他指出:这是劳苦大众阶层对资本主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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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靠吾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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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巴黎和会是我们的耻辱,也是李大钊先生的高光时刻。这一年他的文章都充满力量,对帝国主义国家口诛笔伐。
他在《太上政府》里写道:我如今才晓得东交民巷里有我们的太上政府。你居然拿出命令的、自尊的、傲慢的口吻来,说什么“怿”、“不怿”。你居然干涉我们的言论自由,说什么“警告”、“取缔”、“限期答复”。呵!你是用惯了那年五月七日的哀的美敦书。呵!我如今才晓得你是要作我们的太上政府。
还有《不要再说吉祥话》里的:明明是相杀的世界,偏要说什么“互助”。明明是黑暗的世界,偏要说什么“光明”。明明是压缚的世界,偏要说什么“解放”。明明是兽行世界,偏要说什么“人道”。明明是强权的世界,偏要说什么“正义”。
只有他,敢于捅破那层窗户纸,把黑暗撕裂,把兽行曝光。唤醒中国人心中的血性,让吾辈中人披坚执锐奋力一搏。让所有人团结一心,在国家存亡绝续之际真的做到 “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趋避之。”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形成了传说中的“北李南陈 共同建党”。1926年3月,李大钊开始真的参与到反日、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斗争中。始终如一,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在电视剧中,每次看到守常先生转身离去的身影,都有一种伟大和悲凉交织的不舍。仿佛他的每一次转身,都将会永远的离我而去。如果能穿越时空,好想能作为守常先生的学生,听他振臂一呼的那声“同学们!”
很幸运,百年之前有那么多个如大钊先生一般的仁人志士
也很幸运,有这么多的真实的历史让我们热泪盈眶
更幸运,在这安逸功利的当代,还能有深思难眠的漫漫长夜
1927年4月28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时年38岁。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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