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静县主

和静县主,巢刺王李元吉的女儿,生母不详。

和静生年不详,但从嫡母巢王妃杨氏只抚养了武德8年才出生的归仁县主而未抚养和静一事来看,和静显然不是李元吉最小的女儿,所以贞观15年和静嫁给薛元超时至少18岁了。

再看其夫薛元超,其父薛收虽为秦王府的十八学士之一,不过仅因武德年间从平刘黑闼之功而被唐高祖李渊封为汾阴县男,薛收逝世后,唐太宗虽曾遗憾没有早点留下他的画像,却也并没有因此追赠其爵位,更没有将他列入凌烟阁功臣。

根据史书记载,唐太宗登基后曾对房玄龄说过:“若是薛收还在,一定会让他当中书令。”有人因此推断唐太宗非常看重薛收,认为只要薛收还活着唐太宗就一定会让他当中书令。然而唐太宗也曾对霍王李元轨说过:“你武艺过人,要是当年平定天下时能有你相助就好了。”可事实则是贞观末年唐太宗征辽,却并没有让李元轨与自己一起领兵,由此可知皇帝的感慨有时也只是感慨而已,并不能当做铁板钉钉的证据。

薛元超9岁时继承了父亲的汾阴县男(县男,唐朝九等爵位中最末等者),唐高宗曾将其提拔为宰相,看似得到了重用,但是高宗朝共起用宰相47位,薛元超既非其中才能最出类拔萃者,又非最受优待者。何况薛氏一族以文采见长,论起执政能力却逊色许多,远不及同样是唐高宗提拔上来的郝处俊、刘仁轨等人。是以薛元超终高宗一朝也只被晋为县侯(比县男高两级),随后又因为涉嫌参与上官仪废后一事被流放,他的姑母已经出家为尼的薛婕妤也因此被削去河东郡夫人的诰命,送回唐高祖的别庙静安宫中幽禁起来。直到上元元年大赦,薛元超这才遇赦得还。

而因为站错队吸取了教训的薛元超,在永淳元年受诏辅佐留京监国的皇太子李显后,便在《谏皇太子笺》中要求太子“一则遵天后诫书,不敢失坠;二则挹古人遗范,有所发挥。”满篇可见的是对武后的尊礼备至。是以虽然《新唐书》称薛元超曾因“帝疾剧,政出武后。因阳喑,乞骸骨”,但薛元超如果真的对武后不满,要辞职的话理应早就提出,又何必如此费尽心机讨好武后,更何必等到多年后自己病重时才提出致仕一事?

那么武后对薛元超的迎合之举投桃报李了吗?从史书和墓志的记载来看,并没有。唐高宗驾崩后,武后也只是因为薛元超抱病赶到洛阳奔丧,且表现得“如丧考妣”,这才将他重新封为汾阴县男,恢复了薛元超最初,也是唐朝最末等的县男爵位,并无晋爵或赐实封之举。待唐中宗神龙年间复辟后,对薛元超的追封也是只字未提。对比褚遂良、韩瑗等人均得以追封回生前所受封的最高爵位,显然黯然失色不少。

不过想想也很正常,当初薛元超之所以被流放,正是因为与上官仪交通。有了参与废后一事做前科,唐高宗没有恢复他的爵位,武后也没有晋封他的爵位,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

而薛元超对这种不受重用的现状并不满足,以“恙久”为由提出致仕,墓志上又称其妻和静县主亦同时上表,武后这才应允。此处乍一看,和静似乎也在其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实则不然。和静之所以能够出声完全是托了武后的福,如果和静真如墓志所吹捧的那样,在朝中有着相当的话语权,那么当初唐高宗将薛元超流放的时候为何不见她上表呢?为什么唯独等到唐高宗死后武后上台执政了,这才能看见和静的身影?所以和静的举动不过是为了迎合武后而故意为之。

又据《隋唐嘉话》记载,薛元超曾感慨过:“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公然将“不得娶五姓女”的遗憾挂在嘴边。

但实际上薛元超未必是真的想娶五姓女,不过是心中有所不平罢了。毕竟同为河东薛氏,同出薛瑚一脉,薛瓘与薛绍父子二人均娶了皇帝的嫡出公主(薛瓘尚城阳公主,其子薛绍尚太平公主),而薛元超最终只娶了一个生父死因极不名誉的庶出县主,相比之下心中自然难以平衡,所以才会有了“不得娶五姓女”这样的牢骚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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