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乡土中国》的意义
《乡土中国》的意义
作者：蒋阳波
我常常感觉到不同的书，是有不同的功能的。有些书是扩充见闻，有些书却是观察分析现实的工具。我时常感叹自己第二类的书读得太少，以至于在黑暗中摸索得太久，而无法如同从内部打破的鸡蛋般自主地迎来一个新生命。我时常需要借助这些思维工具类的书，才能以崭新的视角去发现这世界新的意义。这种发现的过程，用“醍醐灌顶”这个词来形容是很不错的。
学理性的书籍，常常会分为两类。一类是教科书式的，正襟危坐，从一个个概念出发，写了一大通这界定那界定的文字，最后才抛出自己的核心观点。这是由层层概念包裹的学理性书籍。就如同一个生椰子，你要吃到知识的椰汁，就先得想办法把这坚硬如铁的椰子外壳给敲开，否则你就只有干望者。椰汁虽好喝，但却并非每个人都有敲开一个生椰子的耐心。知识的价值可以堪比珠宝，但寻求知识的道路却并非一定要探宝般地艰辛。如果人类获取知识永远如同探宝般地艰辛的话，说不定人类还没有探寻到足够的知识，就已经被急剧变化的现实给消灭了。但事实上人类对知识的初探是如同探宝，后面就只是积累和传承了，速度和准确度都大幅提升。没有必要让每一个人都去冒这样的险，所以大家对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永远地充满了敬意，因为他不仅是为自己，也为人类迈出了极具意义的第一步。
第二类，是学术随笔式的。不再是学究般的面孔，也是在知识和实践的汪洋大海中不断探索的跋涉者形象。他的感情、思考的动态、考究的依据、命名的习惯等个人的与学理的特征相互融合，看这类书籍，比一般的随笔要耗脑汁，但也比一般的随笔收获得更多。比教科书式的专著而言却要容易接近，它提供了观察思考的新工具，却又让它亲民随和。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无疑是属于随笔式的学理性书籍，是属于能够提供新的认知框架的书籍。他从“乡土”二字入手，巧妙地剖析了中国社会附着于土地，根源于血脉，扩张于人情的这种熟人社会性质。他采用中西文化对比的视角，以“差序格局”和“团队格局”两个新颖的名词概括了中西两种文化形成的根脉。用“水纹涟漪”和“成捆堆柴”两种形象有效地诠释了这两种格局延伸的影响。
当我躺在教学楼的阳光下，边晒着太阳边眯缝着眼看这本书的时候，有学生路过，很好奇：“老师，这本书好看吗？”我确信，这本书真可列为经典。如果费孝通没有用《论语》里孔子的经典对话来阐释其学理，没有用谚语、俗语来帮助明白这些道理，那这“乡土”还扎得不深。可他能够从乡俗入手，中西文化对比，深入学理层面，且能层层剥茧，由表及里，再由本质到现象，层层给你梳理出来，还能提炼形成自己新的观点，这就是大家风范。
中国人的这种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道德，费老先生是体会得很透彻。这种道德在富有伸缩性的“差序格局”的社会圈子里，最终表现为：“一切普遍的道德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而西方人在“团队格局”中却是连成年子女住在父母家都要掏房费的，这在中国人看起来，是多么的没有人情味。
中国人由家延伸出来的家族、氏族，是由单系亲属原则（父系）所组成的社群。费孝通说：“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就是只包括父系这一方面；除了少数例外，家并不能同时包括媳妇和女婿。在父系原则下女婿和结了婚的女儿都是外家人。在父系方面却可以扩大得很远，五世同堂的家，可以包括五代之内所有父系方面的亲属。”这在我们的生活中还遗留着浓密的痕迹，修族谱时，有时儿媳的名字是不写入族谱的。乡村祭祀中，有些场合，女性是不允许参加的。
费孝通用《西方陆沉论》里阿波罗式和浮士德式这两种文化模式来解释中国人的感情，很有借鉴意义。阿波罗式的文化认定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人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浮士德式的文化是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费孝通认为，阿波罗式的文化是西方古典的精神，而浮士德式的文化却是现代的文化。这两种文化观可以用来了解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感情定向上的差别。乡土社会是阿波罗式的，而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由于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不需要创造新的社会关系，更害怕社会关系的破坏，求的是稳定，所以是阿波罗式的。在对待男女间的关系是“男女有别”，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中加以隔离，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洽。他们的感情向同性发展，所以结义性的同性组合与生育功能为主的异性组合并存。而且是以同性组合为主，异性组合为辅。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也就大多是以克己来迁就外界，改变自己去适合于外在的秩序。
费孝通先生在分析“人治”（更准确地来说是“礼治”）与“法治”社会的根源和区别时，谈到了四种权力：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时势权力、教化权力。这四种权力几乎可以直接作为高中思想政治和历史分析的工具。
费孝通先生的这本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社会研究范本，它鲜明地呈现出学理研究在教科书式之外的另一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