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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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隽明 摄
虽孟老夫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大喝“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可国人就还是在肯定对的、否定错误方面越走越偏、越走越远是也。假如严格按照孟子的标准,则“非人”的数目一定非常之惊人。
不需要做什么精深研究、详细考察,只就身边每日所发生的事例,就可看出我们在是是非非的道路上偏离得有多么远了。
我们往往不是就是非而论是非,而是——
以亲疏论是非。发生争执时,亲人错的也是对的;外人对的也是错的,所谓“胳膊肘不能往外拐”是也。
以权威论是非。皇帝说的话那叫圣旨,圣旨一下,没有任何讨论之余地,只能不折不扣地予以执行。此传统延续至今,就还有许多人胸怀圣旨情节矣。推而广之,则凡上司与下属发生争执时,上司永远是对的,下属不可能不错。至于曹刿所言“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现在尽是肉食者聪明,常能远谋;蔬食者卑贱,未能远谋也。还有美国警匪影片中,一名普通探员常能破获大案要案,而警察局长却低能又刚愎自用,那是美国,与我们人种、国情不同的,不可同日而语。
另外就还有以圣人之是非论是非。明代的卓吾老子敢于“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结果呢?还不是落了个在狱中自杀的结果。
而权威又不仅仅限于皇帝与圣人。举凡上司、导师、专家、学者等均是也。在以权威论是非者眼中,则上述诸人便是“是”的代名词,而与之对应的下属、学生、普通民众,则只能与“非”为伍了。
以尊卑论是非。不见《春秋·谷梁传》中有“为尊者讳(耻),为亲者讳(疾),为贤者讳(过)”吗。如此忌讳下来,哪里还有是非的立足之地呢?
以武力论是非。康熙、雍正、乾隆说什么就是什么,哪容你分辨!《清代文字狱档》中所记录的血淋淋事实,就是武力定是非的最好证明!
以利害论是非。曾听好友讲,小时候他听到广播中早晨播放“东方红,太阳升……他是人民大救星”,晚上则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他感到大惑不解,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跑去问父亲,父亲赶紧捂住他的嘴,训斥道:“你不想活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活命要紧,谁还敢去分辨劳什子是非呢。
以等级论是非。自从汉代形成三纲五常之儒家道德规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来,则君、父、夫永远是正确的,臣、子、妻永远是错误的也。有一则知堂多次引用的笑话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有个叫赵世杰的人,梦见自己与别的妇女交媾,醒来讲与妻子听,还问妻子“妇人也做这样的梦吗”,听到妻子肯定的回答,他勃然大怒,将妻子痛打一顿,于是就是了《赵世杰半夜起来打差别》的笑话(出自《笑赞》)。虽是笑话一则,却形象地说明了秉持着夫为妻纲之原则,在夫妻之间,丈夫永远是对的,错的也对;妻子永远是错的,对的也错!
以好恶论是非。凡自己喜欢之人,错的也是对的;凡自己讨厌之人,对的也是错的。正因如此,古人才发出“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鲜矣”(《礼记·大学》)的感慨。
以圈子论是非。凡我圈子里的人,都是对的;凡不属于我圈子里者,那怎么可能是对的呢?
以种族论是非。这一点,希特勒的雅利安人优越论最为典型。但我们身边,这样的信徒又是何其多哉也。凡我们与外人发生争端,连想都不用想,我们肯定是对的,外族肯定是错的。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也。这样的例子身边多有,不劳详举了。
以人多论是非。我们崇尚人多力量人,由此延伸,便是人多必定是正确的。殊不知“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
当然,我们也有“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李贽;“觉今是而昨非”的五柳先生,“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的蘧伯玉。只不过这样的人少之又少罢了。在前者,那是对外的是非标准;在后者,则是能够自我反省。而凡是能够自我反省者,其对外的是非标准应该也差不到哪里去。
无论如何,当初孟子就只是下一断语“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就远不如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把不是什么说成是什么,或把是什么说成不是什么,这是假的;把不是什么说成不是什么,把是什么说成是什么,这是真的”来得清楚与具体。殷海光先生服膺此一准则,终身坚持“是什么,就说什么”,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而要做到“是是非非”,首先得有独立思考之能力,其次便是追求真理之勇气,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是也。无独立思考能力,便不能明辨是非。即使分辨出了是非,然摄于权力、权威、亲情、友情、人情、利益之威力而不惜歪曲是非,等于是非不明!
诚如孟子所言,人而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对于非人,吾何言哉!
二O一八年四月十二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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