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问：“这马是不是很有钱？”
我所知道的名人中，有两个人说到了马，一个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768～824）所写的《马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他这是自比为千里马，感慨世上缺少伯乐那样的人，所以自己的才能不能被人赏识。
另一个便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了。列奥·施特劳斯在《自由教育与责任》一文中写道：
贤人的美德与哲人的美德并不全然相同。差别的标志之一是，为了能够完成自己特有的职责，贤人必须富有，哲人却可以是贫穷的。苏格拉底就生活在赤贫之中。
有一次，他看见一群人尾随一匹骏马，争先恐后地观看并啧啧称赞。他感到很惊讶，就靠近马夫问道：“这马是不是很有钱？”
马夫盯着他，觉得他不仅无知，简直就是有点不正常：“马怎么可能有任何财产？”
听了这句话，苏格拉底明白了一无所有的马成为良驹是正当的，只要它拥有天性美好的灵魂。那么，苏格拉底尽管贫穷，成为好人也是正当的。
由于哲人没必要变得富裕，他就不需要捍卫自己财产的一整套合法技艺——例如辩论术；他也不需要养成在这方面或其他方面自我申称的习性，而贤人的美德中则必然包括这一习性。尽管有上述种种差异，贤人美德仍然是哲人美德的反映；或者可以说：贤人美德是哲人美德在政治上的反映（收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的《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一书）。
韩愈有才自比千里马，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像伯乐那样的执政者之赏识，从而升官发挥自己的才干。
苏格拉底有美好的灵魂自比骏马，得出的结论却是“只要它拥有天性美好的灵魂”，“成为良驹就是正当的”。因此，苏格拉底就依然安于自己的贫穷，去全力以赴追求真理。
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后虽先因论事被贬阳山，再因谏迎佛骨被贬潮州，但晚年就还是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病逝后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他这匹千里马就还是得到了当 局的认可。
而苏格拉底每日在雅典的广场上追着那些自认为有知识的人刨根问底，惹人生厌。据说因为他不务正业，连妻子也嫌弃他，在他进家门时向其泼洗脚水。但苏格拉底不顾也，年届70高龄时，更是被法庭以不敬神和腐蚀青年罪 名被判处死刑，最后从容仰药而死。
元封元年，韩愈被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而他的文章更是一直流传下来，今天就仍然入选中学语文课本。
苏格拉底并未有任何文字留下，他死后，其弟子柏拉图继承了他未竟之事业，而他追求真 理的精神，更是影响着西方哲学界，并进而成为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
就其对后世的影响来说，《马说》一文代有知音，中国的读书人在不能飞黄腾达之时，或多或少都有点未遇伯乐之千里马的感觉，其最大心望，“达则兼济天下”，否则便是“穷则独善其身”。而很少像苏格拉底那样，以追求真理为己任，而视权 力财富为身外之物，即使被判处死 刑，也在所不辞。
而后世最能体现苏格拉底精神的，便是大哲斯宾诺莎（1632～1677），先是因坚守自己的信 仰而被开除出犹太教会；后又为坚持独 立思考，而弃报酬优厚之大学教职于不顾，以打磨镜片为生。
明代的大思 想家李贽（1527～1602）就也具有这种精神，弃姚安知府于不顾，别妻离子，躲进寺庙，著书立说，后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被逮入狱，以76岁高龄用剃刀自杀于狱中。但这毕竟是中国读书人中的异数，不能代表绝大多数读书人的。虽然知堂非常欣赏他，把他和汉代的王充、清代的俞正燮，比喻为漫漫历史黑夜中的三盏思 想明灯。
韩愈的问题是“这马是不是很有权”，苏格拉底的问题是“这马是不是很有钱”；最后韩愈还是有了权，苏格拉底就仍然没有钱。韩愈病逝而备极哀荣，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而流芳后世。这两匹马的差异还是蛮大的呀。
二O一八年十二月廿八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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