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文研】走近关学(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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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刘学智先生讲,张载身后关学的传衍相当复杂。既有直接师承,也有间接承传;既有学脉上的一贯性,又有不同时期的特殊性;既有张载学说的的正传发展,也有关学在其与异地学派的互动交融中发生的顺应时代的某些变化。

在张载可考见的弟子中,蓝田“三吕”(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和武功苏昞、游师雄,三水范育,长安李复等人,对关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尤以蓝田“三吕”的吕大钧为著。

蓝田“三吕”,是作为张载弟子的说法;若再加上“三吕”的另一个兄弟吕大防,则称蓝田吕氏四贤。吕大钧,字和叔,从小就胆识过人,为人朴实厚道。他和张载为同科进士,得知张载学识渊博,便第一个拜张载为师,随之带动关中学者趋向张载求学,一时横渠闻名于世,形成“关学之盛,不下洛学”的局面。吕大钧不畏人言,躬行儒家”仁爱“礼教,以张载传授的法度为准绳,将所学知识用到日常生活中。吕大钧还在同胞兄弟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编写了《吕氏乡约》、《乡义》等。《乡约》主要提出“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章。经过推行,对改化关中风俗起到了实际功效,扭转了汉魏以来佛学盛行,造成儒家礼教衰败的混乱局面。张载高兴地说:“秦俗之好化,和叔有力”。程颐也称:“任道担当,其风力甚劲。”朱熹称《吕氏乡约》“今为令申”。吕大钧主要著作有《四书注》、《诚德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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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逝世后,不少人先后投奔二程门下,遂有黄宗羲“关学再传何其寥寥”的感叹。但明万历年间冯从吾所著《关学编》大体上还是还源了一个清晰可见的关学传承脉络。总的来看,关学是在融入理学的大潮中得以弘扬的,即在与当时无法回避的濂、洛、闽、金溪之学以及后起的阳明心学的互动交融中得以传承和流衍的。

金元时期的关学处于低谷,也正是此时关学发生了由传承张载之关学向笼统传扬濂、洛、关、闽之理学的重大转向。到明代,出现了关学的中兴之势。

明代中期,由王恕、王承裕父子与马理、杨爵、韩邦奇等共同形成的旨在阐扬而又修正程朱的三原学派引领风骚。

韩邦奇,字汝节,号苑洛,今陕西大荔县人。韩邦奇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父亲韩绍宗,“学识才品,当世推重”,官至福建按察副使。韩邦奇从小聪明异常,受其父亲影响很深,青年时期“有志圣学”,且对诗歌音律有独特的见解,凡与他交往的人无不惊叹而已。正德三年,韩邦奇考中进士,先后任吏部考功主事、又升员外郎、浙江按察司、山西巡抚、南京兵部尚书等职。韩邦奇告老还乡后,仍孜孜不倦,著书讲学,当时理学在全国达到鼎盛时期,而且理学中的王阳明倡导的“心学”已风靡全国。在这期间,他写下了《性理三解》、《易占经纬》、《易说》等著作。他对理学中的“义理”(哲学)和“数理”(占卜)以及地理学都有精深的研究。特别是在声律与乐学方面成就最高,应该说他是明朝著名的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所著《律吕新书直解》一直被后人推崇。《关学编》称他“文理兼备,象数可与邵康节,论道体乃独取张横渠”。

马理,字伯循,号溪田,三原人。正德年间考取进士。先后任吏部稽勋司主事、员外郎、考功郎中、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南京光禄卿等职。马理年幼聪明好学,举止文雅,十四岁时就成为当地很有名的诸生。后因康僖公保举,以进士身份回到家乡,在弘道书院开始讲学。其间博览群书和儒家经典。他在讲学中注重言行如一,时时处处仿效古代圣贤,常常以曾子的“三省”、颜回的“四勿“严格规范自身,进退举止,极力追随古时的道仪,很有关学宗师张载的风范,深受名士康僖公的器重。督学唐渔石还为他建造了十分精美的嵯峨园林,并亲自题记,十分推崇马理的学说,认为他真正继承了关学、洛学的思想精髓,是一位受人敬慕的大儒。由于马理的名声斐然,仰慕者很多,就连朝鲜的使者来京,也要拜访马理和关学另一名大家吕楠,并称赞说:“伯循,仲木属中国第一人才”。马理非常喜欢古代的礼仪,经常私下揣摩、体会。至于婚、丧、嫁、娶的礼仪,他融张载、司马光、朱熹和大明礼思想为一炉,折中用之。马理在礼仪方面拜师张载,但在学术上更接近程、朱,见解独到。他的著作有《四书注疏》、《周易赞义》、《尚书疏义》、《诗经删义》、《周礼注解》、《春秋修义》、《陕西通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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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三原学派引领风骚同时,有薛瑄河东之学经由段坚、周蕙而传薛敬之、吕柟,其学振于渭南、高陵,掀起不小波涛。此时,阳明学崛起东南,渭南南大吉“传其学以归,是为关中有王学之始”。

吕柟,字仲木,号泾野,今陕西高陵县人。正德三年以殿试第一而中状元。中状元后,先后任翰林院修撰,充任以经筵讲官、考官、史官等职。明世宗即位后,又参与撰修《武宗实录》,后遭诬陷被贬解州(今山西解县)和南都(南京)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等职。在任解州判官并代行州事期间,他减劳役、劝农桑、抚恤独孤寡,兴修水利,建“解梁书院”,聚乡贤耆老修订“教民榜”、行“关学”大家“吕氏乡约”和“文公家礼”(指北宋文彦博宰相),并在解梁书院聚众讲学,四方学人闻其盛名,接踵而来。任职解梁的三年中,后人称“习小学之节”“歌幽南之诗”。民俗“翕然改之”。因政绩显著,御史卢焕等以“王佐之才”累荐,被提升为南京吏部考功郎中,临行时,“士民数千哭送至黄河岸边”。吕楠度过黄河,“犹闻对岸哭声琅琅”,他情不自禁口出一绝:“试听黄河东岸哭,为官何必要封侯”。吕柟调走后,解州人士感德不忘,立碑以记其政绩,塑像以寄其恩情。

他在南京的九年中,因闲得以读书和讲学。当时王阳明“心学”兴起,一时风靡全国。吕柟反对王阳明把“良知”看作抽象的人“心”观点,认为用良知教人,于学者无益,便在南京柳湾精舍、太常南所等地讲学,与王阳明唱对台戏,一时“相得甚欢”,风动江南,可与王阳明“中分天下”。东南学者尽出其门,连朝鲜使者来华,也称赞他文才全国第一。

吕柟立教严谨,躬行实践,既重言教,又重身教。他常说:“师严而道尊,道尊而民敬。”他官至三品,历仕三十余年,“家无长物,室无妾”,不以私事干人,亦不受人私干,门徒相守数十年者,未赏见有偷语情容。因有这些美德,所以在他死后,“高陵人为之罢市者三日”,“解州及四方学者闻之,皆设尊位持心丧讣”,连世宗皇帝亦为停止朝事一天,以示哀悼。吕柟的学术思想属程朱学派,但也称张载思想是“出于精思力行之后,至论仁孝、神化、政教、礼乐,盖自孔孟后未有能如是切者也。”初受业于渭南薛敬之,后又求学于河东薛瑄之传,明人称他为“真醇道学”,认为在“关中继张横渠者,泾野一人,在我朝可继薛文清者亦泾野一人,”冯存吾《关学编》称他是自张载以后“关学”的集大成者。他辞职回乡后,亲自到横渠张子祠拜谒张子,并题“三秦之光”以示继承。吕柟的著述甚多,主要有《四书因问》、《尚书说要》、《周易说翼》、《春秋说志》、《宋四子抄释》、《诗集》、《迳野文集》、《高陵志》、《解州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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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关中涌现出被称为“关西夫子”的冯从吾,他能“统程、朱、陆、王而一之”,遂成为明代“集关学之大成者”。至此关学心学化的趋向愈加明显。

冯从吾,字仲好,号少墟,长安人。著名教育家,以鲠直著称。生而纯懿。及长,有志濂、洛之学,受业于许孚远。登万历进士,授御史,巡视中城,阉人修刺谒,拒不见。旋抗章言帝失德,帝大怒,欲廷杖之,阁臣力解得免。寻告归,杜门谢客,造诣益深。家居二十五年,又起为尚宝卿。累迁工部尚书致仕。卒,谥恭定。学者称少墟先生。从吾著有《冯少墟集》二十二卷,又有《元儒考略》、《冯子节要》及《古文辑选》,均《四库总目》并行于世。冯从吾居家从事学术著述的同时,也十分热衷于讲学。为了宣传他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借用西安城南门里的宝庆寺(今西安书院门小学)作为讲学场所。冯从吾的追随者很多,不久,听众竟达几千人,连明王朝的陕西地方官也来听讲。时人评其曰:出则真御史,直声震天下;退则名大儒,书怀一瓣香。宝庆寺地窄房小,难以做讲学施教长久之地。万历三十七年,陕西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等遵从冯从吾的意愿,在宝庆寺东侧小悉(西)园拨地,筹建关中书院。关中书院初期占地数十亩,核心建筑为“允执堂”,进出六间,空间宏阔;青瓦红柱,肃穆庄严,是讲学集会之所,其名取自《中庸》“允执厥中”之句。绕堂左右各筑大屋(教室)四楹,东西号房(宿舍)各六楹。堂前辟有半亩方塘,竖亭其中,砌石为桥;堂后置一假山,名曰“小华岳”。又栽槐、松、柏、梅各种名木,一时松风朗月,槐香荷语,“焕然成一大观”。三年后,新任布政使汪道亨于书院后部又建“斯道中天阁”,以祀孔子,收藏儒家经典。后世经不断修葺扩建,到晚清已具相当规模,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一座高等级学府。冯从吾大半生是在关中书院讲学度过的。明熹宗朱由校继位后(1621),冯从吾一度出任大理寺少卿、左副都御史,官拜工部尚书。但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权倾朝野,冯不屑与其交往。天启五年(1625)八月,魏忠贤的在陕党羽为迎合魏禁灭东林书院的旨意,派人捣毁关中书院,并将中天阁内供奉的先圣塑像拖出“掷之城隅”。冯从吾见自己呕心沥血经营多年的书院毁于一旦,悲愤成疾,第二年便去世了,终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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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朝关学,刘学智先生说:在清初,起自孤寒的周至李颙(二曲),以坚苦卓绝之身,肩程、朱、陆、王之统,遂“特振宗风”,其“与丰川超卓特立,说近陆王”,其思想以“悔过自新”“明体适用”为宗旨,使关学的心学化倾向尤为加强。

与李二曲大约同时的王建常,在清初关学心学化笼罩的氛围中独树一帜,重开恪守程朱一路。此后李元春、贺瑞麟沿着“确守程朱”的路向,径直走到清末。其间虽有柏景伟、刘古愚的既坚守传统理学,又适时接受新学,但清末民初的牛兆濂则在理学趋于崩溃的背景下,仍坚持儒家道统信念,遂成为社会转型期依然固守儒学传统的最后一位有影响的关学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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