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玉秀、范立君
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1月11日 第14版）
韦辛夷作品《闯关东》（图源：网络）
清初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三百年间，关内（主要是华北地区）人口向东北地区的迁移，俗称“闯关东”。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堪称世界移民史上的奇迹，美国学者谓之“全部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东方杂志》1928年第25卷第24号，第49页）。作为一种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现象，闯关东移民的大批进入，促进了东北地区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也促使东北区域文化发生了方方面面的变化。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互相学习，互相吸收，最终形成了具有东北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态。一个“闯”字，形象地表明这种迁徙在当时多数情况下是私下进行的，是越轨犯禁的行为。清初，关内人口到东北是自由的，并不需要“闯”。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迁都北京，约有90万人“从龙入关”，辽沈地区一时野无农夫，路无商贾，土旷人稀，生计凋敝。为恢复和巩固东北后方，顺治十年（1653年），清廷向全国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以奖励的方式，吸引关内人口到东北屯垦。这项政策的出台，拉开了清代关内人口移民东北的序幕。在招垦政策鼓励下，大量移民迁入辽沈地区。遗憾的是，这一政策仅实行了15年，康熙七年（1668年），清朝出台《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令》，对招募移民的官员不再嘉奖，同时开始限制移民迁往东北，但此时并未完全禁止移民进入。至乾隆五年（1740年），清朝才正式封禁东北。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继续实行封禁政策，直到咸丰末年，清朝在内忧外患逼迫下，才陆续在东北地区解禁，至20世纪初完全开禁，大量移民如潮水般涌入。然而，即便是在封禁时期，完全的封禁也从来没有实现过。迫于生计的关内农民，铤而走险，冲破封禁，进入东北地区。每遇大灾大荒之年，统治者更是采取默许态度，主动对灾民放行。康熙末年，东北地区已有十几万山东人，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移民人数超过了百万。这些移民基本上都是在封禁时期，通过各种途径非法进入东北的，故称“闯关东”，以后一直为世人所沿用。那么，终清一代，究竟有多少关内人口进入东北地区？当时没有调查统计，只能通过对东北地区人口的增长来推算移民数量。宣统三年（1911年），东北地区总人口为1841万，其中，关内移民至少有1000万。清朝灭亡后，民国政府继续实施移民实边政策，移民数量持续增加，整个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的移民总数为1983万人，其中在东北定居的910万。由此可见，清代至民国，闯关东移民约有3000万人，其中约2000万在东北定居。闯关东移民主要来源于华北地区的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其中以山东人最多，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次之为河北及河南人。来东北的关内移民大都是在家乡无法生存，“死逼梁山下关东”的灾民、难民及赤贫者，因此，早期移民大多从事农业生产，后来逐渐扩大到劳务、工商业等领域，越来越多的移民被工厂、矿山、码头、铁路沿线吸收成为劳工，为东北工矿业的兴起、铁路建设等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此外，还有一小部分移民在东北经营商业。近代东北地区的商人主要来自关内，逐渐形成了山东帮、河北帮、山西帮等行帮势力，在东北一带实力很强，“汉民至江省贸易，以山西为最早，市肆有逾百年者，本巨而利亦厚”（徐宗亮：光绪《黑龙江述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3页）。民国年间，关内商人经营范围遍及钱庄、粮栈、货栈、当铺等行业，促进了近代东北商业贸易的兴起与发展。人是文化的载体，人口在空间的位移实际上是人口所负载的文化的流动，因此，移民运动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迁移。人口迁移不仅造成了各种文化要素在空间上的位移，也必然导致移民地区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其结果是新文化的出现。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之一，闯关东在文化上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汉族移民的进入导致东北区域文化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满族为主体的区域文化逐渐被汉族文化同化；二是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文化也产生重要影响，汉族传统文化得到丰富和发展。清代至民国，随着关内移民大批进入东北地区，汉族逐渐成为东北人口的主体，已占百分之八十以上，以满族为主体的土著民族“起居、饮食、衣服、言语，均与汉人同化”（伯勤：《黑龙江沿岸一瞥》，《中东经济月刊》1931年第7卷第4、5合号，第199页），山东人“移风易俗，使东北完全汉化，厥功尤伟”（黄泽苍编：《山东》，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12页）。清入关前，作为官方通用语言的满语处于兴盛期，从统治阶层到平民百姓，几乎人人都能讲满语。汉人官吏不通满语，则无法参与政事。入关后，随着关内移民的大量进入，汉族人口超过了满族人口，满语的主体地位逐渐被汉语取代。尽管从乾隆时期开始，清朝统治者相继采取多种措施来维护“国语骑射”，并对东北地区实施了近二百年的封禁，但这些并没有阻挡住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汉族移民长期在东北生产生活，与当地满族交往频繁，逐步改变了满语的语言环境，使用满语的人逐渐减少。东北地区满语的衰落与移民的脚步是一致的，奉天最早，吉林次之，黑龙江最晚。同治年间还是满汉文并用，到20世纪初东北完全解禁之时，东北地区的通用语言已由满语转变成汉语。东北地区冬季气候寒冷，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靠采集渔猎为生，为了适应高寒地带的气候需要，多以动物皮毛作为衣服的主要原料。如索伦、达呼尔“以狍头为帽，双耳挺然，如人生角，又反披狍服，黄毳蒙茸，少见多怪者，鲜不望望然去之，然亦穷苦者装饰如此”。在汉族移民影响下，满族等少数民族学会了用布帛制衣，“土人以褡裢布制袍，或用茧绸，色尚蓝灰，酱次之，皆缺襟。亦有服绸缎者，十仅二三，则其得之不易可知”（西清撰：嘉庆《黑龙江外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63页）。这表明东北满族服饰在清代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接受了汉族服饰。如坎肩，本是汉人衣着，清入关后，满族也将坎肩作为本民族的服式。至民国年间，满汉在服饰上已基本趋同。随着移民的到来，关内饮食也传入东北。满族以肉食为主的饮食结构得到改变，也开始食用黍、玉米、大麦、小麦等粮食作物，并掌握了烧、烤、炖、煮、炒等各种烹调方法，一些特色美食逐渐成为具有东北地方风味的饮食。光绪二十年（1894年），河北滦县李连贵来到今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在这里开了一家肉铺，加入中药等原料制作熏肉。后人保留了这种制作工艺，做出风味独特的熏肉大饼，即风靡全国的李连贵熏肉大饼。汉族过节的传统食品，如上元汤圆、端阳角黍、中秋月饼等也为满族人所接受喜爱。满族等东北少数民族传统的居住方式，是马架、窝棚之类的简易住所，一般用桦皮、草来建造。清代以来受汉族影响，渐有所改变。随着满汉交流的不断深入，其房屋建筑风格也有所改变，汉族一些传统特色的建筑形式，影响了东北房屋的设计和建造。如四合院，是人们熟知的古代建筑形式。清中期以后，东北地区的四合院成为主要房屋建筑。与此同时，各地移民亦将建房习俗带到东北。汉族人对建房十分重视，一般要请阴阳先生来看风水，按阴阳八卦等确定方位，选择良辰吉日上梁，上梁时还要放鞭炮，亲朋好友过来欢聚、道贺。在此影响下，满族在房屋上梁时，也喜欢放鞭炮庆祝，还要唱祭天祭神的歌谣。由上，东北文化从语言文字到衣食住行，都被深深刻上了移民的烙印，各个方面均表现出汉化的倾向。在汉族移民文化同化土著文化的同时，不可能不受到当地原有文化的影响，当时就有人感叹，来东北之汉人，“再世以后，与满洲人同化矣”（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纂：民国《奉天通志》，沈阳古旧书店1983年影印版，第2280页）。在汉语逐渐成为东北地区主导语言的同时，满语文化并没有消亡，至今在东北方言、地名、山脉、河流名称中仍然保留了大量满语文化遗存。在长期生产生活中，满族创造了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满语词汇，名词类如“黏饽饽”“靰鞡”“嘎拉哈”，动词类如“稀罕”“扎孤”，形容词类如“邋遢”“特勒”“喇忽”等；“长白山”“兴安岭”“完达山”“黑龙江”“松花江”“图们江”等都是满语山脉、河流名字。伴随满汉语言文化的交流融合，汉语大量吸收并保留了一部分满语词语，成为现今东北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词语。旗袍是满族人的发明，满族入关后，汉族人也喜欢上了旗袍。清初，满族男女老少四季都穿旗袍，圆领、箭袖、捻襟、宽腰，结构简单，但不同层次的人所穿旗袍各不一致。旗袍以四开襟袍服为尊，普通民服左右侧开襟，也有不开衩的袍，俗称“一裹圆”。腰间系有束带，上面悬挂腰刀、火镰、匙箸、荷包等小杂物。清朝中后期，满汉长期混居，相互影响，满族旗袍审美开始发生变化。袍子开襟，由长变短，窄袖口变肥，原来在腰带上佩戴的腰刀等物品，因不再适应日常的生产生活，逐渐被烟荷包和香料袋所取代。清末民初，西风东渐，民众不再受清政府服饰制度的束缚，无论满汉，女子皆爱穿旗袍，旗袍样式也逐渐发生变化。女性旗袍下摆开始绣有花卉图案，出现直领，袖子也由宽变窄，有长短袖之分。并由直筒式变为紧身贴腰式，成了中国女性的代表服饰。满族长期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其饮食习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东北地区的饮食文化。满族入关前，饮食以肉类为主。后来，坛焖肉、白肉血肠、猪肉炖酸菜，玻璃叶饼、苏叶饽饽、驴打滚等特色饮食，逐渐被汉族所喜爱，成为东北城乡乃至全国各地普遍流行的美食佳肴。东北地区冬季漫长，气候寒冷，当地少数民族普遍使用火炕。这一习俗由来已久，金代女真人就有用火炕的习惯。火炕既住人，又能取暖。作为“东北三大怪”之一的“窗户纸糊在外”，是满族房屋的又一特色。满族人过去用的烟囱也十分特别，是单独立在墙外的。史载宁古塔“屋皆东南向，立破木为墙，覆以苫草，厚二尺许，草根当檐际若斩，绹大索牵其上。更压以木，蔽风雨，出瓦上。开户多东南，土炕高尺五寸，周南西北三面，空其东，就南北炕头作灶。上下男女，各据炕一面，夜卧南为尊，西次之，北为卑。晓起则叠被褥置一隅，覆以毡或青布。客至共坐其中，不相避。西南窗皆如炕大，糊高丽纸，寒闭暑开。两厢为碾房，为仓房，为楼房。四面立木若城，以栅为门，或编桦枝，或以横木”（杨宾撰：《柳边纪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这里所记载的是三百多年前满族的居住习俗，在今天东北农村依然随处可见，这说明满族的居住特色早已被汉族所接受，满汉共同创造出适合东北气候特点的居住文化。可见，在各民族长期文化交流中，既有同化，又有融合。随着时间的流逝，东北地区在保留原有地域特色文化的基础上，又融入汉族文化，使得一种新型的带有移民特色的文化形态在东北逐渐形成。经过长期的发展，这种新型移民文化具有开拓性、开放性、兼容性等特征，是东北各民族之间长期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在闯关东历程中，无数移民携妻带子举家迁往东北各地，他们冲破重重阻力，越长城、渡渤海，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东北后，要在天寒地冻、杳无人烟的新土地上建立崭新的家园，没有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和品质是无法战胜恶劣环境的。随着移民的到来，关内不同地区的文化在东北传播开来，在同当地少数民族文化接触和融合之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移民文化，呈现出多种文化并存的状态，反映了东北移民文化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的特质表现为豁达、豪放、质朴、宽厚、极少排他等地域特征。东北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农耕、渔猎、游牧等多种生产方式并存，游牧文化、渔猎文化、农耕文化，彼此相互影响，使得东北移民文化具有了很强的兼容性。在三百年波澜壮阔的闯关东浪潮中也孕育了“闯关东”精神，主要表现为自强不息的抗争精神、艰苦奋斗的开拓精神、勇往直前的创新精神、携手并进的合作精神，它是东北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见证了无数移民务农务工、伐木筑路、开发边疆的历程，也见证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谭玉秀、范立君，均系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