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耀眼的反秦制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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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耀眼的反秦制亮光
© 言九林／文
编辑：瑞秋的春天
中文知识界流行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论调：明朝亡于东林党。
这论调不新鲜。往前追溯，爱新觉罗.弘历，也就是乾隆，早已将之发扬光大。
乾隆批判东林党的逻辑
在《题＜东林列传＞》中，乾隆明言：
“东林讲学，始以正而终以乱，驯致与明偕亡。”
他这样讲的逻辑是什么？
很简单。他说，“盖有讲学，必有标榜，有标榜，必有门户，尾大不掉，必致国破家亡。汉、唐、明，其殷鉴也。”——有人讲学，必会标榜自己讲得好讲得对；有了标榜，必会形成不同的门派；形成门派，等于形成了有组织的团体，尾大不掉，就成了心腹之患。汉、唐、明三代，都是这么亡国的。
乾隆还说，那些讲学的东林党，也有正人君子，但形成了门派，就有了门派利益，有利益，就会有小人趋炎附势。所以，小人以东林党自居，其过错仍在东林党，“开门揖盗者，本东林之自取，迄明亡而后已”——是东林党自己在开门揖盗，吸引小人。
陈鼎《东林列传》旨在赞颂那些不惧死亡的东林党人。乾隆将这种赞颂直接斥为“邪说”。其逻辑是：国破家亡，黎民涂炭者数不胜数，这些东林党人“不能守祖业，徒以国亡殉节为有光”，不能守护明朝，只知道成就自己的千古盛名，“真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对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乾隆也完全没有好感，在诗里直接嘲讽“足识斯人学不醇”——足见这个人学问不行，没做到家；还在诗后做注，说正因为顾宪成这人学问太糟糕，所以“其东林倡说，流而为门户，掉而为祸患，不亦宜乎？”——在东林书院宣传歪门邪说，流毒成为利益门派，成为国家的祸患。（见《题顾先成解论语四勿》诗及注）
东林党被乾隆定性为明朝亡国的主因后，纪晓岚等人奉旨于《四库全书总目》之中，对这一定性做了许多更详细的阐释。这些阐释的主旨，简而言之就是：
东林党聚众讲学，讲学形成门户朋党，门户朋党不以朝廷利益为先，朝廷于是灭亡了。（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讲学则始于东林。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七》）
有些阐释，可以说是非常露骨，比如下面这段文字：
大意是：讲学和写文章相比，前者的危害更大。因为讲学会把人聚到一起，然后讨论时事、辨别是非，形成有力量的团体；文人写文章互相攻击，不过是点对点争个人声誉，影响不大。
其实，早在东林党形成之前，朱元璋和张居正，也已经注意到了“讲学”这类活动于己不利。
未雨绸缪，朱元璋在“卧碑文”里明确规定，“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天下人都可以直言时事利弊，只有“生员”不可以。朱还规定，遇到与己无关之事，“生员”不许去衙门，不许介入其中，否则革去“生员”资格，严重者发配边疆乃至杀头。
较之作为资源存在的普通耕战之民，“生员”拥有同窗、师长方面的“优质社会关系”，若允许他们介入现实事务，很容易变成不稳定因素。所以，在万历三年，大权独揽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再度重申、强化了朱元璋的“祖制”，严禁“生员”参与一切政治事务。张居正勒令天下，“不许别创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万历七年正月，张居正又下令遵照“皇祖明旨”，也就是朱元璋的祖制，毁天下书院，全部“改为公廨衙门”，书院的田产粮食，全部划归地方里甲。全国著名书院中，有超过六十所被查封。
与张居正禁毁书院大略同期，欧洲的中世纪大学已开始向近现代大学转型。这是题外话。
在约束“生员”方面，张居正的规定，较之朱元璋更为具体：
“生员”不许议论国家政策的利弊。自己的切身利益受损，只能由家人出门去找衙门；与自己的利益无关，却前往衙门为民请命、议论官员的好坏，要被革除“生员”资格，丧失进入仕途的机会；如果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聚集10个人以上，介入政治事务，为首者问罪发配，其他人一律革去功名贬为平民。
权臣张居正
清军入关后，全盘继承了前任政权的统治技术，且有所发展。
顺治九年向全国颁布的“生员条例”，除重申朱元璋与张居正所定规章之外，另有补充：
“生员”不但不能议论时事、不能亲自为自己的利益上诉、不可以帮助他人上衙门，不可以聚众介入公共事务，也没了结社、出版的权利。
顺治十七年，又下诏规定，如果各级学臣不能将之前的种种禁令落到实处，不能切实根除“生员”结社订盟的现象，一旦事发，相应官员学臣要与犯罪的生员“一体治罪”。
东林党批判皇权暴政的逻辑
中文知识界对“东林党”的责备，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1）东林党专注党争，只批评不建设，批评多集中在在道德层面。相比之下，阉党是实干家，阉党延缓了明帝国的崩溃。
（2）东林党人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实质上是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饥荒灾民的悲惨现实视而不见，一味阻挠朝廷征收商税矿税，。
（3）东林党不考虑国家前途，以道德为出发点，为了反对而反对，决不妥协。国本之争，考察任用官员之争，抑制矿监税使……，一言不合就杯葛。好比一个班级，一小撮学生总是反对大多数学生同意的活动，抵制加捣乱，导致班级活动不能展开。
这些批评，全部与史实不符。
比如，东林党人反对考成法（彼时，赵南星、顾宪成等人还没有被戴“东林党”的帽子），其实是在反对暴政祸民。
所谓“考成法”，指的是张居正执政时期搞的一套“考察任用官员”的改革。
按照张的设计，巡抚、巡按的工作有问题，由六部进行考察揭发；六部、都察院的工作有问题，由六科进行考察揭发；六科的工作有问题，由内阁进行考察揭发。月有月考，年有年考。
这种“考成法”，披着“绩效考核”的外衣，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言路打压机制”。
六科言官原本拥有超然地位，负责监督朝政，甚至可以封驳诏书，对皇帝的不合理决定行使拒否权（尽管事实上很难办到）。御史是皇帝耳目，代皇帝对国家的行政、司法、人事进行全面监察。
通过所谓的“绩效考核”，“考成法”取消了六科言官和御史的独立性，将他们的命运牢牢控制在内阁手里（也就是内阁首辅张居正自己手里），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体制内的批评之声被全面压制，张居正实现了以自己为核心的一言堂。
张居正搞“考成法”压制体制内言论自由之时，东林党尚未成型（其成型时间，大致在万历十年~万历二十年之间），东林党日后的领袖人物，如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高攀龙、李三才等，也尚未成为朝堂上有影响力的人物（要到万历三十年左右，他们开始以东林书院为据点，聚集同道批评朝政，才算形成了一股重要的舆论力量），但他们不惧后果，针对“考成法”，已有相当严厉而精准的批评。
比如，万历四年，巡按御史刘台不堪言论压制，上疏点名批评张居正。刘台说，按照旧制，内阁是皇帝的顾问，言官拥有批评朝政的自由；考成法推行后，言官的命运被内阁控制，“凡在外巡按御史，垂头丧气”，张居正用“升迁之速”（快速升官）来诱惑六科言官，用“考成之迟”（考核不达标）来恐吓六科言官，如此体制之下，“谁肯冒锋刃舌爵禄，而尽死言事哉！”谁还敢直言无忌监督、批评朝政？
等待刘台的，是削籍、流放和突然暴毙。
再如，万历五年，张居正之父去世。按规定，张必须卸任内阁首辅职务，回家服丧。已被整得服服帖帖的言官们，迎合张居正的意志，群起鼓噪对张实施“夺情”（张不用卸职，也不用回家服丧）。只有翰林院的吴中行、赵用贤，和刑部的艾穆、沈思孝、邹元标，敢于站出来表达反对意见，强调制度必须遵守。
这种反对，并非针对张居正做道德层面的苛求。邹元标们所期望的，是借此机会，迫使张居正离开内阁，进而终止残暴的“考成法”——除了迫害言路，张居正的“考成法”也对民生造成了巨大伤害。邹元标在奏折里，以刑部事务举例：
大意是：以前判决罪犯死刑，没有数量上的要求。张居正搞“考成法”，给各省下达具体的死刑判决指标，完不成就要受罚。各省为了凑足死刑犯数量，只好滥杀无辜。
此种祸害，在所谓的“张居正变法”期间，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其中最严重者，莫过于地方官员在执行“丈量田亩”的工作时，为了应付“考成”，普遍采用短弓，以求增加丈量所得的田亩数；田亩虚增后，民众需要缴纳的赋税变多，但实际产出并未提升，地方官员需要根据丈量结果完成征收钱粮的“考成”，只好加大横征暴敛的力度；……于是民不聊生。
与残暴的皇权代理人张居正作对，结局可想而知。等待吴中行、赵用贤的，是廷杖六十，赶出京城；等待艾穆、沈思孝的，是廷杖八十，囚狱三日，流放边疆；等待邹元标的，是廷杖八十，流放贵州，落下终身残疾。
张居正死后，“考成法”被废除，但明朝政府内部的批评通道并未重新开放。明神宗下达诏书，勒令百官在提意见时必须遵守两条规矩：
（1）“止及所司执掌”，只许就自己所负责的工作发表意见；
（2）“听其长择而进之，不得专达”，所有意见必须经过有关机构的筛选，不许直接拿到朝堂上、拿到皇帝面前讨论。
这是换了一种形式，继续全面封杀内部的批评通道。
小部分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如顾宪成、赵南星），冒着被廷杖、被流放的高风险，抗议明神宗的这两条规矩。自然，和当年反对“考成法”相似，除了招来皇权的报复，这种抗议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再如，东林党人反对矿税，也并非是为了个人利益，同样是在反对皇权暴虐祸民。
矿税一事，是中文知识界责备东林党最核心的理由。大意是说：他们不顾国家战事（万历三大征）的开支需求，站在东南地主、富商的立场，代表他们的利益，反对朝廷征收商税，反对朝廷的矿监政策，不惜把沉重的负担压在贫苦的农民身上。亦即，东林党是一群把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伪君子。
这是对史实缺乏基本了解而产生想当然。
所谓朝廷派遣矿监、征收商税，指的是始于万历二十四年、荼毒天下百姓至深的“矿税之祸”。这一年，明神宗派遣大批太监，分赴各省，督办开采金银矿、设置征税新关卡。
这是皇权在官僚系统之外，另造了一套新的敛财系统。
明神宗对外公开宣称，这套新的敛财系统，是为了应付“三大征”（宁夏用兵、朝鲜用兵、播州用兵）与皇宫三殿失火重修。实际上，这套新敛财系统，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明神宗个人的穷奢极欲。
试举几例：
饮食方面。嘉靖时代，光禄寺（主管皇帝饮食）的开支曾减至每年白银17万两，张居正执政时，一手着力搜刮民财，一手抑制皇权的铺张浪费，曾将光禄寺的年费压缩至“十三四万”。明神宗亲政后，其私欲如脱缰的野马，难以遏制。光禄寺的年费迅速翻倍，增至“二十六七万”。
金银珠宝方面。嘉靖时代，云南每年需要向皇帝缴纳贡金2000两，万历二十年，将标准一口气提升至5000两，云南产金有限，地方政府没有办法，只好向川陕等地采购，每两黄金的采购成本高达10两白银（不包括黄金本身的价格）。万历十四年，明神宗曾一次性花费超过19万两白银，用来购买金珠宝石；万历二十六年，明神宗买珠宝耗费了40万两白银；万历二十七年，因皇室的珠宝采购量太大，京城的珠宝供应出现断裂，户部无法购足规定量，只好去黑市按“增五六倍”乃至“二十倍”的价格采购。
排场方面。明神宗同母弟潞王大婚，耗金3869两，青红宝石8700块，各样珍珠85000余颗，珊瑚珍珠24800余颗。户部不堪重负，请求稍减，遭明神宗痛斥驳回，最后共耗银88000余两。明神宗同母妹瑞安公主出嫁，向朝廷索要“各色金2300余两”（后因户部实在拿不出来，减去三分之一），珠宝无数。明神宗长公主婚礼，朝廷耗银12万两；七公主婚礼，神宗向朝廷索银数十万两，户部拿不出钱，一再力争，最后按长公主的旧例，也耗银12万两。明神宗之子瑞王婚礼，耗银18万两；福王婚礼，耗银超过30万两；惠王、桂王婚礼，正值辽东战事紧张，国库空虚，朝臣请求将耗费降至“七万金”，明神宗强硬拍板，要求朝廷必须拿出“十四万金”。
布匹瓷器方面。丝织品：万历九年，明神宗向苏杭地区索要15万套匹；万历二十七年，索要41900余匹；万历三十二年，索要26000余匹；万历三十八年，索要4万套匹。羊绒袍服：万历二十三年，明神宗向陕西索要74700匹（折合银价160余万两），每年按4000匹的数量进呈。瓷器：万历十年，明神宗向江西索要瓷器96600多件；万历十九年，又索要15.9万余件，稍后有增派8万余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种种需索，其运输之费，往往远大于制造之费，自山西潞安，将价值110两银子的砂器运到京城，需耗资2833两白银，是砂器本身成本的25倍有余。
土木建筑方面，明神宗同样丧心病狂，毫无节制。下面这张表格，只是一份不完全统计：
需要注意的是，上面这张表格中的土木工程，许多绵延数年乃至十数年，但统计时一般只以其启动时间为标准（个别以竣工为标准）统计一次。简言之，明神宗亲政之后，每一年都在大兴土木。
另外，因史料所限，表中大多数工程的具体耗银缺少数据，但参照其他类似工程，不难揣知其大体情况。比如，万历十二年修慈宁宫耗银15万两，则其后相似的宫殿建造，可参考这个数据；万历十三年修潞王府第耗银30万两，则其后修福王府、惠王府、桂王府等，多半要远高于这个标准（明神宗更宠爱福王）。
另外，木料、石料方面的采伐费用，并未体现在上述表格之中（因这方面的费用，多摊派给了地方政府，而户部、工部的奏折向明神宗诉苦时，往往只关注本部门的耗费）。明神宗对木料、石料的规格要求极高（木料非深山之中的楠杉大木不可），地方政府因之苦不堪言。比如，万历三十一年筹划修筑三大殿，明神宗摊派给贵州的任务之一是“采办楠杉大木”12298根块，合银107万余两。摊派给湖广的楠杉任务，合银约420万两，湖广、贵州、四川被摊派的楠木任务，合计约930余万两白银。
另另外，上述针对地方政府的摊派，其统计数据官方是按照官价来做的。地方官府摊派到民间，实际耗费往往是官价的数倍乃至十倍以上。万历二十五年，刑部侍郎吕坤上奏披露，采伐巨木一根，“官价虽云千两”，但运到京城，民众的实际消耗，“费不止万金”。
明朝本有制度，宫廷每年有一百万两金花银的进项（明神宗亲政后又强迫户部另增20万两）。但明神宗如此挥霍无度，一百二十万两金花银，往往仅够其开支两三个月，剩下的私欲黑洞，就只能靠挪用国库来填补。但国库也经不起明神宗折腾，张居正致力搜刮近十年，其死之日国库存银有近千万两，仅仅过了五、六年，这近千万两白银就已消耗一空。
于是，万历二十四年，丧心病狂的明神宗，决定以三大征（万历二十年宁夏用兵、朝鲜用兵、万历二十七年播州用兵）为借口，派出宦官为矿监、税使，绕过官僚系统，由皇权直接向民间进行搜刮。仅仅三年时间，明神宗就利用太监，就建立起了一张覆盖全国的敛财网络，史称“矿税之祸”。
明神宗之所以起用宦官前往地方搜刮，而不再依赖明帝国的传统统治基础官僚集团，乃是因为他不满官僚集团内部存在着针对皇权的批评之声，他宁愿让大量的中央、地方官员长期空缺，宁愿这种空缺严重影响政务的日常运作，也不愿对空缺进行填补。相比之下，他更喜欢宦官。在明神宗眼里，宦官是比官僚集团更忠实的皇权代理人。
矿监的职责，是代表皇权监督民众开采金、银矿。具体敛财办法有二：
（1）皇权一分钱不出，民众负责所有成本及开采工作，地方官府负责调兵防护（亦即武力控制）。开矿所得，由皇帝和百姓五五分配。
（2）宦官只对明神宗负责，只在乎每年能拿到多少金银，对探查矿洞毫无兴趣，为了完成皇帝交下的任务，他们更热衷于把敛财额度直接摊派给地方，不管地方是否有金银矿，是否开采顺利，都要如数向宦官们缴足敛财额度，来一个旱涝保收。
税使的职责，是代表皇权直接向民间征收法外之税。具体办法有三：
（1）在原官僚系统控制的税卡之外，另增由宦官控制的税卡，南直隶巡抚刘曰梧曾上奏痛陈，宦官们来了之后，自己的辖区内，商人携带货物，一天之内要经过五、六处税卡。北直隶的通州，税卡更增至数十处。
（2）巧立名目，增加税种。养鸡有鸡税、养猪有猪税，过路有过路税，落地有落地税，不产鱼的地方，也要交鱼税。
（3）直接把敛财额度摊派给地方大商户，不管商业是否繁荣，不管具体营业额，大商户必须按期如数向宦官们缴足敛财额度。
至于宦官及其爪牙敲诈勒索让人家破人亡，自然更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据不完全统计，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这些宦官们每年向明神宗进奉白银约171万两，黄金约3600两。宦官及其爪牙所得，约为进奉给明神宗的3~10倍。如派往广东的税使宦官李凤，将所征敛的白银51.7万余两据为己有，另搜刮了不计其数的珠宝。派往山东的矿监陈增麾下的一个参随程守训，被查抄时搜出“违禁珠宝及赇银四十余万（两）”，派往山东的税监马堂，七年时间里，隐匿税银130余万两。
矿监税使横行天下，皇帝肥了，宦官及其爪牙也肥了，惟独民不聊生。
按大学士沈鲤的说法，是“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皆倾，商农交困”。按直隶巡抚刘曰梧的说法，是“民间之皮毛穿、膏脂竭矣”。按辽东巡按萧淳的说法，是“辽东……十室九空”。按陕西巡按龙遇奇的说法，是“坐括（陕西）民脂一百四十余万，民间皮肉俱尽”。按户部尚书赵世卿的说法，是商业萧条，家家户户关门大吉。比如，税使到任不足两年，河西务的160余家布店，只剩下30余家，临清关伙商38人，只剩下两人；段（缎）店32座，关门21家；布店73座，关门45家；杂货店65座，关门41家。
民不聊生，自然就会有民变。
万历二十七年，临清民众纵火焚烧了税监马堂的衙门。同年，湖广民众扔砖放火，欲与坐地敛财的宦官陈奉同死。万历二十九年，民众又包围陈奉的衙门，将其爪牙十余人投入江中。同年，苏州织工两千余人暴动，攻击了坐地敛财的太监孙隆，其爪牙黄建节被击毙，并焚烧了多名孙隆爪牙之家，孙隆本人连夜逃往杭州。万历三十年，江西民众反抗宦官潘相，将他的爪牙陆泰打了个半死。万历三十四年，云南军官贺世勋等人不堪宦官杨荣的暴虐，聚众数千人，将杨荣杀死，将其住宅付之一炬。万历三十六年，辽东屯垦的军队不堪宦官高淮剥削，歃血为盟，欲杀死高淮为民除害。万历四十二年，福建民众万余人，攻击了宦官高寀的住宅。……
以上种种暴动，丝毫未曾动摇明神宗的“矿监税使”政策；所有参与暴动的领头人物，均被明神宗严旨捕获杀害。
皇权残暴如斯，才有了东林党人针对“矿税之祸”的冒死批判。
比如，田大益骂明神宗误入歧途，嘴上说着爱国爱民的漂亮话，实际上“内库日进不已，未尝少佐军国之需”，钱全进了个人私库，从不用在国事之上，并警告他，一味“以金钱珠玉为命脉”，长此以往，“家之盈者，国必丧”，如此疯狂地把天下之财往自己家里搬，国迟早要亡。魏允贞直接骂万历“爱贤士不如爱珠玉锦绮”。……
这些批评当中，又以李三才的奏疏最为大胆。他在奏折中对君主重新做了定性：
皇帝须实行仁政，为百姓服务，这样才能做“百姓之主”，百姓则是“人主之主”，是高于皇帝的存在。
把这样的见解写入奏折，送到皇帝跟前，无疑需要过人的胆识与相当的觉悟。
在矿税问题上，与一般的批评只将矛头指向宦官不同，李三才的言辞非常尖锐，直斥皇帝：
大意是：皇上你喜欢珠宝，百姓们想要温饱；皇上你追求千秋万代，百姓们想要养活妻子儿女。皇上你把黄金堆得天高，却不让百姓们家中存有升斗糠粃；皇上你想要子子孙孙都做皇帝，却不让百姓们有足以活过明天的储粮。翻看历史，朝廷如此作事，天下如此景象，有不出乱子的吗？
这种政见，与陈述政见的勇气，是东林党人有意在万历后期支持李三才进入内阁的主因（尽管李在私德上有不少缺陷，比如被政敌指责挥霍无度）。当然，这种支持，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东林党是个松散的同道组织，除了言路，并没有切实的政治实力。
李三才
对这些批评，明神宗一律斥之为“卖直”——你们动机不纯，攻击皇帝的目的，是为了树立你们自己的道德高度——然后对批评者或无视、或廷杖、或流放、或残杀。这种不问是非、只问动机、乱扣帽子的诛心手段，可谓无耻至极。遗憾的是，今人评价东林党，却又有意无意把明神宗的无耻手段重新捡了起来，胡说什么东林党是“道德控”、“不干实事”……
东林党的兴衰与明朝的灭亡
批评谏言毫无成效。万历三十年前后，顾宪成等知识分子，开始以东林书院为据点，集结在野人士，对朝政做在野品评，成为了一股不容忽视的舆论力量。
东林书院的影响力，实际上也是时代变迁的产物。这个时代变迁，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1）先有祸国殃民的暴政，后有知识分子出来为民请命。张居正时代的暴政以“考成法”为核心，知识分子的批判也就集中在“考成法”；万历亲政后的暴政以“矿税”为核心，知识分子的批判也就集中在“矿税”。
（2）两套敛财系统——宦官体系与官僚体系——发生利益冲突，给了知识分子提升影响力的机会。在任何时代，有理想、愿意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始终都是少数。这少数人在张居正时代，势单力孤，很难形成影响力；到了万历亲政时代，官僚集团的利益受到了宦官集团的侵害，他们转而愿意支持、利用东林党知识分子，将他们拱到前线，去对抗宦官集团。这是东林党在万历时代成型的关键背景。
东林党人的历史，用一句来概括就是：他们为了天下生民，要求约束皇权，结果却被皇权以残酷的手段肉体消灭。
明神宗时代，东林党人还曾深度介入到“国本之争”（要求明神宗立长子为太子）；明光宗时代，曾介入“红丸案”（涉及光宗之死）；明熹宗即位，又深度介入了“移宫案”（涉及李选侍的后宫地位）。
很多人痛骂东林党，说他们不该干预皇帝家事。其实，在这三场风波当中，东林党人的核心诉求是要求皇帝及后宫须按既定制度章程办事，亦即希望将皇权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也是自批判“考成法”以来，东林党人对明帝国改革的核心诉求。
这种政治诉求，注定了东林党人无法在明熹宗时代获得皇权的青睐。天启初年的“东林方盛、众正盈朝”局面，到了天启四年就已是过眼云烟（“众正盈朝”缘自东林党人按既定规章制度办事，支持光宗、熹宗父子继承帝位）。
皇权肆意已久，绝不甘心受制度的约束。明熹宗登基初年启用东林党，只是权宜之计，到了天启二年，皇权展开了针对东林党的批判。兵科言官朱童蒙首先开炮，给东林党扣了一顶“招朋引类”“摧残善人”的大帽子。也是在这一年，皇权开始培植魏忠贤及其宦官集团，允许魏在宫中操练一支万余人的军队；次年，魏受命控制东厂和锦衣卫，开启了特务治国（在此之前，东厂和锦衣卫长期处于近似瘫痪的状态），宦官们还被派往边境监视、控制军队。
天启四年，魏忠贤开始逮捕东林党人。同年，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天启五年，魏忠贤秉皇权之意，开始大肆屠杀东林党人，先后制造了“东林六君子之狱、“东林七君子之狱”……
肉体消灭的同时，对东林党的精神消灭也提上了日程。
天启五年，在魏忠贤的授意下，阉党开始在朝堂上制造“假道学不如真忠义”的舆论，并获得皇权支持，全面禁毁天下书院、讲坛，并用上谕的形式，张榜公示《东林党人榜》，共收录309人。
天启六年，明熹宗决定就东林党问题形成决议，下令编纂《三朝要典》。这部决议的核心主旨，是痛骂东林党，说他们为了达成自己留名青史的险恶目的，不惜拿各种琐事喋喋不休地攻击皇帝。今天所有不合史实的针对东林党的批判，都可以在这份由阉党一手炮制的历史决议中找到。（附带一提：东林党“众正盈朝”的短暂两三年里，最受今人诟病之事，是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被削职。事实上，熊虽然在明神宗时代攻击过东林党，但他去职并不能归咎于东林党人。比如，邹元标虽然主张严厉处分熊廷弼，但维护熊廷弼的七名科道言官当中，也有五人属于东林党人。把熊廷弼之死说成是东林党人搞党争、不问是非只看立场的结果，是阉党篡改舆论所造成的错误印象。）
所谓的天启朝“众正盈朝”，实际上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不到的时间。从“众正盈朝”，到肉体与精神被全方位消灭，东林党人在天启时代之所以如此脆弱，与明熹宗任用宦官的方式与明神宗大不相同，有直接关系。
万历时代，围绕着“矿税之祸”，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不但宦官集团横征暴敛造成的地方动乱需要官僚集团善后担责，宦官集团还直接侵吞了原本属于官僚集团的利益蛋糕。官僚集团为自身利益计，多少愿意有限度地支持身为“一小撮”的东林党人。
天启时代，魏忠贤将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整合到一起，大量官僚进入阉党，官僚集团同时也是宦官集团。身为“一小撮”的东林党人，对上欲将皇权纳入制度约束，同时多次要求明熹宗从私人账户拿钱贴补国事（索要出至少500万两白银）、对中试图弹劾魏忠贤使之远离国事、对下试图通过京察等方式肃清吏治整顿官僚集团，其勇气与理想可嘉，但命运也可想而知。
到了崇祯时代，东林党已然残破不成气候，南明时代更甚，活跃的主要是在野的复社众人。这些人的命运，也与天启时代大致相似。崇祯虽然铲除了魏忠贤，但东林党只是他拿来点缀朝堂的工具，他仍然更愿意选择宦官作为自己的代理人——用宦官控制官僚系统，用有限的几个东林党人点缀官僚系统，是崇祯自认为“更务实”的做法。直到明朝（包括南明）灭亡，“东林党”（包括其余绪复社）致力于扩张言路，但再未形成真正有力量的政治势力。面对皇权及建制化的皇权代理人阉党（也包括南明时代的军阀），东林党始终处于不堪一击的状态。
将明帝国灭亡的责任，归之于一个未曾获得施政机会松散同道组织，无疑不是检讨历史的客观态度——坊间有一种误解，认为天启朝和崇祯朝乃至南明时代，东林党人获得了实际执政的机会，这其实是对史实缺乏基本的了解。天启朝“众正盈朝”极为短暂，崇祯朝东林党人只是点缀，南明时代真正左右时局的乃是军阀。（当然，东林党若有施政机会，也未必有办法应对民变与外敌）。所以，日本学者小野和子在《明季党社考》一书中如此写道：
皇权起用阉党治国，固然较之利用官僚集团治国，要更加如臂使指，但也造成了统治集团——阉党与官僚——之间的内部分裂。北宋自建立至元祐130余年，用宰相不过51人；崇祯在位17年，用宰相达50人，同时诛杀总督7人，诛杀巡抚11人。当皇权如此蹂躏官僚系统，官僚自不会再视皇权为利益共同体，其消极怠政是必然，明帝国的统治力因之削弱也是必然。换句话说：如果真的存在“党争亡国”，那么，挑起这党争、将政见分歧变成政治杀戮的，也是那皇权自己。
但崇祯皇帝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的名言是“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后世的乾隆皇帝也不喜欢从这个角度切入来反思明朝的灭亡，他更惋惜明朝没能消灭书院，更惋惜明朝没能把东林党批倒批臭。
作为一个从未真正获得执政机会的松散同道组织，东林党人真正的力量，在于不惧斧钺加身，也要以民本为出发点，去批判皇权之恶——杨涟被铜锤断肋、铁钉贯耳，留有血书云：“大笑，大笑，还大笑！”顾大章被投入诏狱，右手剁至只剩拇指与食指，仍作遗诗云：当留日月照人心。高攀龙自沉于后园池中，遗表直言，要“从屈平（即屈原）之遗则”……
这种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是中国饱受皇权摧残的数千年里，极为鲜见的的思想亮光。传递至明末的黄宗羲、顾炎武，始有“君主乃天下之大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之兴亡，肉食者谋之”这般痛彻心扉的认知；及至晚清，始被重新发掘，成为“兴民权、抑君权”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