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还是读史？
一、读经不如读史
古人云“经不如史”读经不如读史，读史不如读子，读子不如读集
《明史》：读史，先证据而后发明。读子，则谓唐、宋而后无子，当取说家之有裨经史者补之。读集，则定秦、汉以后古文为五编，考核唐、宋碑志，援史传，捃杂说，以参核其事之同异、文之纯驳。
二、读经，还是读史？
文｜如歌
民国时，章士钊主张读经，鲁迅专门写了文章《读经与读史》，认为读经不如读史。
读经，还是读史？这个问题一直争论，各执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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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史学家刘知几编撰《史通》，以六家二体论史。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二体，即编年体和纪传体。
此见，《尚书》《春秋》《左传》不仅是经书，也是史书。
事实上，无论是五经、六经，还是十三经中，《春秋》《左传》都是编年体史书，而《尚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史书。
后来的 《史记》《汉书》，又是从《尚书》《春秋》发展而来，所以经史本同源。
清史学家章学诚更是认为，六经皆史也。他在《章氏遗书》里写下“古人之于经史，何尝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轻孰重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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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经史同源，那么读经还是读史？
显然，经史同参。
读经之人不读史，又如何真正能理解经？读史之人不读经，难免容易偏见，认识停留在事件的表面。
比如读《三国志》，不读经时读的是故事会，读经后读的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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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曾在家书里写下，“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从字面上看，刚为阳，柔为阴。倘若每天去查黄历，奇日读经，偶日读史；抑或晴日读经，雨日读史，未免教条。
人的境遇或情绪，总有波峰与波谷。波峰时读经，不至于太张扬；波谷时读史，不至于太绝望。
三、读史札记——读经固本 读史明智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传统典籍种类繁多，浩如烟海。古人为了研究和查阅的方便，将历代古籍按照内容分为经史子集四个种类。其中“经”指的是阐述古代社会中的政教见解、纲常伦理、处世哲学、道德规范等的经典书籍，主要包括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史”则是指记载兴衰治乱、各种人物以及制度沿革等的历史著作，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等十五类，其中尤以《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影响最为深远。
我们通常所说的经与史，都是建立在此种分类基础上的。无论经还是史都是古代圣贤经验智慧的总汇，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代表了古人思想发展的高度和水平。在儒家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经史子集尤其是《四书五经》作为历朝历代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成为统治阶级鉴别学识、选拔人才的重要依据。为此无数文人学子青春作赋，皓首穷经，既成就了不少学贯古今、博通天人的博学大儒，也造就了一批“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无用书生。
当下的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急剧转型期，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悄然发生转变，传统文化日渐式微，思想观念趋于多元，各类书刊林林总总，蔚为大观，以致经史子集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毋庸置疑，读一些经和史对于培养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洞悉世间万物的发展规律，借鉴古代先贤的治国经验，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对于读经与读史，不少前人曾经做过精辟论述。宋代李淑在《邯郸书目》一文中辨析读经与读史的味道称：“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此乃人们常说的读书之三味。青少年时期，应该多读经，中老年以后，应该多读史。朱熹曾经说过：“为学之道，莫先于究理。”读经就是一个“究理”的过程。通过读经，可以增强理论修养，提升文化素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基本的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而这正是青少年所必需的。人到中年以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已经形成，是非善恶观念基本确立，社会发展规律了然于胸，此时最为需要的不是到经典中寻求人生真谛和道德准则，而是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得到直观的社会经验和人生领悟。俗话说：读经固本，读史明智。多读一些史书，对于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大有裨益。
四、鲁迅：《读经与读史》
一个阔人说要读经，嗡的一阵一群狭人也说要读经。岂但“读”而已矣哉，据说还可以“救国”哩。“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也许是确凿的罢，然而甲午战败了，——为什么独独要说“甲午”呢，是因为其时还在开学校，废读经以前。
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倘其咿唔日久，对于旧书有些上瘾了，那么，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最便当的是《琳琅秘室丛书》中的两种《茅亭客话》，一是宋本，一是四库本，一比较就知道。“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也一样，不但本纪咧，列传咧，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据说，字里行间是也含着什么褒贬的，但谁有这么多的心眼儿来猜闷壶卢。至今还道“将平生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还是算了罢。
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看宋事，《三朝北盟汇编》已经变成古董，太贵了，新排印的《宋人说部丛书》却还便宜。明事呢，《野获编》原也好，但也化为古董了，每部数十元；易于入手的是《明季南北略》，《明季稗史汇编》，以及新近集印的《痛史》。
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帐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
试到中央公园去，大概总可以遇见祖母得着她孙女儿在玩的。这位祖母的模样，就预示着那娃儿的将来。所以倘有谁要预知令夫人后日的丰姿，也只要看丈母。不同是当然要有些不同的，但总归相去不远。我们查帐的用处就在此。
但我并不说古来如此，现在遂无可为，劝人们对于“过去”生敬畏心，以为它已经铸定了我们的运命。Le Bon先生说，死人之力比生人大，诚然也有一理的，然而人类究竟进化着。又据章士钊总长说，则美国的什么地方已在禁讲进化论了，这实在是吓死我也，然而禁只管禁，进却总要进的。
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一改革，就无须怕孙女儿总要像点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脚是三角形，步履维艰的，小姑娘的却是天足，能飞跑；丈母老太太出过天花，脸上有些缺点的，令夫人却种的是牛痘，所以细皮白肉：这也就大差其远了。
五、易中天：读经不如读史
的确，开卷不必有益，却不能无趣。
没错，读书并不是一点用都没有。不说能使贫者富，富者贵吧，好歹也能使人获得一种谋生的手段，比如去当孩子王、教书匠，或者在邮局门口摆个摊，替人代写家书或情书什么的。好一点，则能谋个官位，混个头衔，或者当一个“知本家”。在许多人看来，人生在世，吃穿二字。要想吃香的喝辣的，穿得体面光鲜，就要付出代价。读书就是一种代价。因为是代价，所以是苦，叫“刻苦”。苦要战胜，所以要攻，叫“攻读”。当然，一旦发现得不偿失，读书并不能导致富贵，则“读书无用论”也就顺理成章。同样，由于读书被看作是“苦差事”，便总能找到逃避这苦差的“正当理由”，比方说，春来不是读书天。
然而对于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来说，读书却是没有什么季节之分的，也不是苦差事。因此读书的另一条理由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但如果这话的意思，仍是要以读书为代价去谋取“艳福”，则仍是屁话真正意义上的“书中自有颜如玉”，应该是读书有如恋爱。几日不读书，就像和热恋中的情人分开多时，别一日兮，如三秋兮！
恋人总是有魅力的，书也一样。
有魅力的书必定是有趣的，就像有魅力的恋人总会有几分可人之处一样。很少有人会和道学老爷冬烘先生谈恋爱，心甘情愿地做他们的情人，反倒是那些“坏小子”，没准更招人喜欢正所谓“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同样，那些一本正经的书又有多少人真正爱读，一天不读就茶饭不香呢？没有。
实际上，前辈读书人对此早有说法，叫“经不如史”。也就是说，读经不如读史，读史不如读子，读子不如读集，或者不如读稗官笔记。
读经怎么就不如读史呢？大约也就是经书太一本正经的缘故吧？经，无疑是世界上最正经的书了，要不然怎么叫“经”？这就难免和趣味发生冲突，也让人一捧起来，就有头皮发麻的感觉。其实经书也未必都是没有趣味的。就说《诗经》，开卷便是谈情说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如果翻译为现代汉语，只怕和《康定情歌》是一个调子，只不过一个先说“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另一个则先说“河水滔滔的洲中，两只啾啾的鸟”而已。至于“任你溜溜地求哟”，则是完全一样的。而所谓“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大约也可以翻译成“漂亮妞呀，我想死你了”，也和“走了太阳来了月亮又是晚上，哥哥什么时候才能走进你的梦乡”没什么两样。
然而这趣味盎然的《关雎》一旦被解释为“后妃之德”，可就一点趣味也没有了。就算读出了趣味，也不敢有趣，只能硬着头皮去想大道理。可那两只鸟儿和治国平天下什么的，又有鸟相干？这关雎成了“经”，实在是比成了“精”还糟糕。
何况经书中没意思的也不少。被东晋谢安十分看好的“?谟定命，远猷辰告”，或“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之类就了无趣味，《左传》也要比《春秋》好读。难怪读经不如读史，也难怪古人有“《汉书》下酒”一说了。《汉书》虽远不如《史记》，但好歹可以下酒。可见还是有点味道。其实，经不如史，也不奇怪。经，大体上是讲道理的，或被视为是讲道理的。史，则是讲故事的，或多少要讲些故事。讲故事的书总是比讲道理的书要好看些，虽然讲道理的书也可以写得很好看。
子，就是讲道理又比较好看的书，比如先秦诸子的著作。子书怎么会比史书更好看呢？大约因为史书多为官修，而子书多为私撰之故。站在官方立场，作者自觉责任重大，立言要谨慎，下笔如千斤，“一本正经”是免不了的了。站在民间立场，没有那么多顾忌，写书说话，不过“我要放屁”，反倒更有趣味，也更有个性。如果是站在民间立场来修史讲故事，那就比站在民间立场来讲道理还好看，因此读子竟不如读稗官笔记。
不过稗官笔记之类的东西，却不怎么靠得住。比如野史中说雍正皇帝系为吕留良之女吕四娘所杀，就很离谱，只能算是“戏说”。可惜“戏说”往往比认认真真地说好看，离谱的东西也总是比中规中矩的有市场。总之，越是一本正经，就越不好看，越是胡说八道，就越能吸引人。看来，在“读子不如读稗”后面，还得加上一句：读稗官笔记不如读武侠小说，因为武侠小说最离谱。
比如金庸的小说就是。野史把乾隆说成是海宁陈氏之子陈怀《清史要略》，已是无稽之谈；在鲁迅先生看来，则还是阿Ｑ精神，——汉人打仗打不赢，就用“掉包计”从满人手里夺回江山，“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真是绝顶便宜”《花边文学·中秋二愿》。这下好了满人要是再欺负咱们汉人，那可真是“儿子打老子”了。
金庸则还嫌不过瘾。他还要替乾隆皇帝整出个汉人亲弟弟陈家洛来。这陈家洛不但由“官宦子弟”而“落草为寇”，还成了“反政府军”的总司令，和他的亲哥哥乾隆爷大唱对台戏《书剑恩仇录》，岂非连一点谱都没有？然而这正是金庸先生的高明之处，或精明之处。他深知武侠小说原本不过是扯淡，真实不真实的并不打紧。扯得离谱一点，没准更有看头。那就干脆放开了去胡扯。只要扯得看官们高兴，就是好东西。何况这亲兄弟一个是九五之尊的当今皇上，一个是浪迹天涯的江湖领袖，一个要“江山永固”，一个要“反清复明”，岂能没有冲突，没有戏剧性？如此“大胆假设，胡乱求证”，把戏演得煞是好看，金庸先生真不愧为“一代名扯”。
可惜那些宝贝“金学家”们却不懂，偏要在金庸小说中挖掘“微言大义”，就像当年经学家们从《关雎》中看出了“后妃之德”一样。谢天谢地，幸亏他们只是在自己圈子里嚷嚷，没多少人当真。否则，“金学”变成了“经学”，金庸小说也非得被谋杀了不可。看来，为了不至于被谋杀，金庸和金庸们还得继续戏说和胡扯下去。
但问题也就来了。依照经不如史，史不如子，子不如稗，读稗官笔记不如读武侠小说的逻辑，岂非越是荒诞不经就越是趣味盎然，越是值得一读？读书读到这个份上，可真不知道是幸呢还是不幸。
六、读经不如读史
我是一个喜欢读史的人，对这句话深表赞同。经是儒家思想的著作，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精华，代表了思想发展的高度和水平，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读经可以增长人的学问，培养人的文化修养，提高人的思想水平。古代的科举考试注重对经的考察，造就了大批的文人，但遗憾的是，往往这些人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一点也不假。如果说读经可以培养出文人，那么读史则造就的是智者。读史大可以看到历史形势变化，小可以看到个人成长足迹。可以思考在特定环境下历史人物为何作出那样的判断，可以思考历史为什么会如此发展，因此从中可以领略古人的智慧，体会历史规律。读史还可以看到社会制度乃至风土人情，促进对人类社会的思考，对当代社会有借鉴意义。如同学习数学，知道概念定理固然应该，但是更重要的是懂得如何推理如何解题，掌握利用数学的方式进行逻辑思维、解答问题的能力，否则，光知道概念定理毫无用处。经让人明白道理，史让人知道过程、促进思考，如同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而且，读经明白道理，同时也容易在头脑中形成条条框框，限制自己的思维，固步自封。读史则可以让人明白历史发展的过程，能让人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促进创新。 由上所言，读经不如读史。读史书，我主张读原文，读翻译出来的白话文，觉得里面没有原文的韵味，原文和译文对照读，会觉得翻译错的地方也是有的，特别是对有些古代经典的翻译，翻译不好，也就没有味道了。从做学问的观点来看，读小说，一般认为是虚构的，而读历史，大家觉得是可信的，可以直接引用。从另外的角度来说，对这些历史典籍的认真阅读，也是对我们耐心的考验，许多人觉得枯燥乏味，其实是没有读进去，一旦读进去，你会有妙趣横生的感觉，你会在里面找到阅读的快感。只是一旦读进去后，再回过头来看现在的那些快餐式的所谓畅销书，就觉得浅了；再回过头来看身边的人，就觉得少了一些厚重和沉稳。治学问要专精，读书要有选择，不论如何，读经、读史是读书治学的正道，遗憾的是从民国初年开始，在寻找落后挨打原因的时候，我们从自傲到自卑，将一百多年的落后归结为传统文化，从批判孔孟开始，我们将文言文丢弃了，将古代的治国安邦的儒家经典丢弃了。万壑争流，必有主脉，书虽然多，但我们要将有限的精力去读有价值的书，不论社会潮流如何变化，对年轻人来说，读经读史依然是读书的正道。人生何其短，百年苦易满，一切有志于做出点事业来的年轻人，在选择读什么书的时候，应该从古圣先贤的经典开始，读他们对宇宙人生的真知灼见，这样你才不会走弯路，或者少走弯路。曾国藩在谈到读书的时候说过，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圣人复出，必从吾言。
七、读经读史，莫失人本。
曾氏国藩曾有“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句传世，此句出自曾国藩家书之《致诸弟述求学之方法》一文。曾国藩家书，应该视为朱程理学走到末法时期，靠湖湘学派的“经世济用”咸鱼翻身，然后落实到心性功夫与日常功用的集大成者。所谓刚日、柔日、经者、史者，大概可做如下之解析。
第一层次解析。易经有云：“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指的是阴阳交感而引起的事物变化。礼记则说：“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郑玄注曰：刚日“顺其出为阳也”，柔日“顺其居内为阴”。由此可见，所谓“刚日”就是“阳日”，所谓“柔日”则是“阴日”。古代以天干地支纪日，凡天干值甲丙戊庚壬五日居奇位，属阳刚，称刚日，也称奇日；凡天干值乙丁己辛癸五日居偶位，属阴柔，称柔日，也称偶日。
礼记中的很多话只是当时习俗的记录，说不出原因。所以为什么外事在刚日、内事在柔日，什么是内事什么是外事，不必细究，也细究不出什么科学定论，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混沌性理解，似乎更有助于思维的进益。孔颖达曾经注疏解释过内和外，也是不置可否。引此典故是为了让我们理解刚日柔日在古代的意义而已。
第二层次解析。所谓经者、史者，即经史子集的经史。不过有人引申为“经主常，史主变”。是思维更深入的一步。于曾氏的这句“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冯友兰曾题赠李泽厚一幅对联，也提到“刚日”和“柔日”，据说是这么写的：“西学为体中 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其说法恰恰和曾国藩的句子相反。我的理解，冯氏的意思是说，李泽厚敢于和前人唱反调，有反潮流精神。既然张之洞、曾国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却主张“西学为体，中学为用”，那么古人主张“刚日读经，柔日读史”，那他李泽厚一定主张“刚日读史，柔日读经”。也很难说冯氏这是讽刺李泽厚还是赞扬李泽厚。
刚柔日和经史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南怀瑾曾说过：“经主常，史主变”，经讲的是万物恒常之理，使人立场坚定，方向持正；而史是过去的人实践成败的总记录，强调的是在特定的时世，出于种种目的进行的各种活动的经验和教训，使人知道要实现某种理想所要经历的艰难。
如果仅从字面上判断，爱读经者比爱读史者应该更保守，但历史和现实的例子却大都指向了相反的方向：王安石和康有为都是经学家，根据他们理解的恒常之理认为现实应该改变；司马光是史学家，对历史上各种情况的了解让他看到理想主义之变中潜藏的危险。
可能“刚日读史，柔日读经”正是李泽厚强调的实用理性：当志得意满、信心万丈时读读史书，思考一下具体的运作；当心灰意冷，觉得做一个苟活者也还不错时读读经书，反思一下对眼前不完美的现实是否要像爬虫一样去适应。从中国的部分历史实践看，好读历史偏爱回顾者往往拘泥于细节，而偏于保守长于执行；喜欢理念思辨者常常不满现实而趋于变革，哪怕是口头的不善于变革的变革。而像爬虫一样的适应，过于粗鄙，丧失了人本。
细细品味之下，觉得后者更为在理。“经”之于人，重在“立”，“史”之于人，重在“鉴”。读经选在“刚”日，意在规劝“得意切莫忘形”。读史选在“柔”日，意在提醒“卷土重来未可知”。
八、读 经 与 读 史
夜读《幽梦影》，于“读经宜冬，读史宜夏”论，深为叹服。大抵是读经需要专心，冬天寒冷，人都比较宅，自然也比较专心。读史容易入迷，夏天天光久，村儒秀才们也正好省下了灯油钱。每追念前人风致，于冬日挑灯读史，以消未央长夜，也是乐事一件。
曾国藩亦有“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说，按照南怀瑾的解说，刚就是阳，阳日谓之刚；阴日谓之柔。阴雨天属柔日；炎阳晴天则属刚日。白天谓之刚，夜晚谓之柔。阴晴圆缺之类的气候变化对人的身体、情绪都有影响。当我们脾气大，壮志淩云，心里倔强时，就应该读读古代经典，以调和平息自己的心性。当情绪低沉，很无聊，很沉闷，想睡觉的时候，那最好要看看小说和历史了，激发精神与志趣。
然而，今天我们的思想，不但会受了自然气候的影响，还更易受到社会环境的扰攘，看到不好的事，诸如人心的危浅、体制的不公，就会感到愤愤不平，容易生出较大的火气来，那就得赶快读读四书五经了，读之心气才能和平起来。其中的道理大概是“经主常，史主变”吧。经讲的是万物恒常之理，使人立场坚定，方向持正；而史是过去的人实践成败的总记录，强调的是在特定的时世，出于种种目的进行的各种活动的经验和教训，使人知道要实现某种理想所要经历的艰难。
然而“读经宜冬，读史宜夏”这样的句子又易让人生出“怒而写竹，喜而绘兰”、“有酒学仙．无酒学佛。”的想法来。不同的时间和心情总会寻找一种与之对应的“载体”来加以消解。清代史学家钱大昕就以此自撰了一副对联：有酒学仙，无酒学佛；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有酒喝的时候过过仙人般潇洒的生活，没酒喝的时候就象佛一样六根清净，修身养性；当自己浮躁不安，不能平静的时候，就去读些经书，以平心乱；当自己郁闷无奈的时候可以看些有关历史方面的书籍用以振奋人心。
这种自我的消解与调节对于养生，倒也洒脱有致，收放自如。倘若换个角度看，于酒乡世界中浑浑噩噩，安于现状，抱残守缺，以诗酒自娱，这样的心情又未免过于消极了。
或许爱读经者比爱读史者偏于保守，而好读历史、偏爱回顾的人难于执行，这其中的原因大概是他们对历史的了解，容易看出现实世界中潜藏的危险，而拘泥于细节，放不开手脚吧。
九、“刚日读史，柔日读经”与“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在理解这两句之前，先让我们来明白这两句中的“刚”、“柔”、“经”、“史”具体是指什么？
这里借用南怀槿先生的阐释：“亢阳激扬，刚也；卑幽忧昧，柔也。经主常，史主变。”就是说，刚日，就是指情绪比较高亢的阶段；柔日，是指情绪比较平缓甚至郁闷的阶段；经，讲的是万物恒常之理，使人立场坚定，方向持正；而史，是过去的人实践成败的总记录，强调的是在特定的时世，出于种种目的进行的各种活动的经验和教训，使人知道要实现某种理想所要经历的艰难。从字面上判断，或许爱读经者比爱读史者保守，但历史和现实的例子大都指向相反的方向。王安石是经学家，根据他理解的恒常之理觉得现实应该改变；司马光是史学家，对历史上各种情况的了解让他看到理想主义的变中潜藏的危险。
而“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是出自曾国藩的话，所表达的意思是：刚日读经，理气养生也；柔日读史，生情造意也。有生有息，合乎天理，何乐而不为！是以修身为立足点而强调综合平衡。
而“刚日读史，柔日读经”，则是冯友兰将曾国藩的话反过来赠给李泽厚，其用意自然深长。宋明以后，儒家最强调的是“修身”，但李泽厚更倾向于从宋明以前的儒家文化中吸取经世致用的营养和实用理性的精神：当志得意满、信心万丈时读读史书，思考一下具体的运作；当心灰意冷，觉得做一个苟活者也还不错时读读经书，反思一下对眼前不完美的现实是否要像蟑螂一样去适应。
以上便是这两名话的基本来由与表达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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