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岁寒三友”、“四君子”中都有竹

文:三千小童国学馆
竹子婆娑有致,亭亭玉立,节坚心虚,值霜雪而不凋,历四时而常茂。它能跻身“岁寒三友”和“花中四君子”之列,是因为古代的文人士大夫看中了它所代表的精神风貌,在古画里、诗词里、散文等等里都有它的踪迹。

先秦:

竹集君子美德于一身

竹子,本是最常见、最普通的植物之一,在大众眼里只是寻常之物。然而,在历代文人墨客心目中,竹子一点也不寻常,它不仅超凡脱俗,还集种种美德于一身,其精神之高贵、文化内涵之丰富,足可抗衡任何植物。

竹子挺拔修长、亭亭玉立,使他们联想到君子潇洒的风度;竹子坚硬有节,使他们联想到人的气节和操守;竹子凌霜傲雪,使他们联想到君子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竹心空虚,使他们联想到君子谦虚的美德和宽大的胸怀;竹子清洁素雅,使他们联想到君子清廉的品格……

正因为竹子有这些与众不同的特质,才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喜爱和推崇,他们将松、竹、梅相提并论,誉为“岁寒三友”;将梅、兰、竹、菊等量齐观,誉为“花中四君子”。而同时被列入“三友”和“四君子”的植物,唯有竹和梅,可见竹子在历代文人墨客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

将竹子拟人化及将竹子比喻成君子,在先秦时期的著作已出现。如《礼记·祀器》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竹子四季常青,松柏不畏严寒,都是高贵品德的象征。

《礼记·祀器》把竹子和松柏拟人化,并说它们“居天下之大端”,奠定了“岁寒三友”的文化基础。

而《诗经·卫风·淇奥》则直接将竹子比喻成君子,该诗开篇就咏道:“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据说这首诗是赞美卫武公的,说卫武公品格高,学问多,有才华。诗中之“君子”,即指卫武公。而该诗以绿竹起兴,乃以竹喻人。

陈奂《毛诗传疏》曰:“诗以绿竹之美盛,喻武公之质美德盛。”另外,《诗经》中也出现了将竹和松并列的句子,用“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比喻家门兴旺。可见松竹“为友”之说,古已有之。

故后世文人常以竹子引凤来食比喻高洁君子。如张九龄有诗曰:“凤凰一来朝,竹花斯可食。”李伯鱼有诗曰:“凤栖桐不愧,凤食竹何惭。”

魏晋到唐代:

文人多咏竹之高风亮节

竹子正式与文人墨客结缘则始于魏晋时期。魏晋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相与友善,常一起游于竹林之下,纵情雅集,肆意畅饮,遂被后人誉为“竹林七贤”。

众所周知,“书圣”王羲之爱鹅成癖,而他的儿子王徽之也是大书法家,王徽之的至爱就是竹子,他爱竹子也到了痴迷的程度。

据《太平御览》记载:“(王徽之)暂寄人空宅住,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矣?’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王徽之真可谓是竹子的知音。

咏竹诗则始于南北朝,诗人多咏竹子的高风亮节。如南朝文人沈约的《咏竹》诗曰:“无人赏高节,徒自抱贞心。”至唐代,咏竹之风更盛。有人统计过,在《全唐诗》中,与竹有关的诗篇不下1000多首。

诗人用竹林、竹风、竹影等来表达隐居竹林的悠然与无争;用竹节分明和中空来表现高洁、虚心等美好品质;用竹子抗寒凌霜来表达不折不挠、不畏权贵的精神。

此外,在唐代诗歌中,竹子经常与梅、兰、松、菊等一起出现,“岁寒三友”“花中四君”的组合逐渐形成。如陈子昂有“松竹生虚白,阶庭横古今”之句,王绩有“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之句等。至宋代,这两种组合已固定下来,成为中国文人集体精神的象征。

宋代:

画竹表达士大夫追求

同时,在宋代不仅出现了大量咏竹诗,还涌现出大量绘画作品,而且名家辈出,精彩纷呈。文人画竹始于唐代,王维、萧协律、僧梦休等均为画竹名家。五代黄筌、南唐李后主等也是高手。

但王维的真迹在宋代已罕有留存,萧协律的作品多数保存状况不佳,完整的作品难得一见。黄筌虽为花鸟画大家,但画竹神而不似,为后人所诟病。故真正的画竹大家,非宋人莫属。

当然,宋代文人画竹,并非只是追求形似或神似,而是以竹子为载体,表达文人士大夫所崇尚的精神。

正如苏东坡在《于潜僧绿竹轩》中所说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

宋代以后的历代画竹者,也无不以此为宗旨进行创作,如元代大画家倪瓒在《疏竹图》的题跋上写道:“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没奈览者何。”这段话,可以说表达了所有文人画家的心声。

至于元明清时期的画竹大家,有李衎、柯九思、宋克、杨维翰、石涛、郑板桥等人,其中郑板桥的名气最大。郑板桥的竹画和竹诗,都有深刻的寓意。

(郑板桥的墨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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