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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姓盛，名姊云，1924年2月生，1958年病逝。生母病逝时，我才四岁，我只依稀地记得，葬我生母的时候，我跟在送葬队伍后面蹦蹦跳跳，只觉得好玩。生母生育了我们三姊妹：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哥哥因小时得病医生误诊，眼睛落下残疾，于2004年病逝；妹妹1959年病逝。我长大成人后，听院子里的老人和姨妈们说（我有三个姨妈，生母排行老三，没有舅舅）：生母生前为人和善，性格温柔贤淑，同情弱小，邻里相处和睦，非常疼爱我们三姊妹。生母病危时，拉着大姨妈的手说：“我走了，最放心不下的是品娃儿（我的乳名），他不听话，太顽皮；恒妹儿眼睛不行（哥哥甲恒，乳名恒妹儿），桂娃儿才两岁（妹儿甲桂，乳名桂娃儿）；他们的奶奶快六十岁了，我不忍心让她带三个细娃儿，我希望能给三个细娃找个后妈。这样，我死了才放心。”当时，我的父亲在狮子公社当秘书，我的继母（姓蹇，名守必，1941年生，本村人）在狮子口读小学，和我父亲结识后便和我父亲结了婚，成了我们的继母。那时，我父亲32岁，继母17岁。继母和我父亲结婚后不到一年，父亲便以家庭负担重为由，申请回乡务农。当时我们一家六口人，可谓家大口阔，一个17岁的少女心甘情愿嫁给父亲，当前娘后母，侍候一家老小，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呀！继母陪伴父亲50年，生育了三个弟弟、两个妹妹，把我们七姊妹养大成人，这个功劳是伟大的。我和哥哥跟继母一起生活了16年。1974年农历三月底，我20岁，为生活所迫，继母便把我和哥哥分出来单过。分家时连起伙粮都没有，还分了一百多斤苞谷、大米和面条的欠账。分家后继母伤心地哭了几天。在她看来，这是多么无可奈何的事情啊！如今，和继母一家分开过已经46年了，继母快80岁了，身患多种疾病，我时常回老家去看望她，回来后禁不住想起继母现在的身体状况与她年轻时辛勤劳动密不可分。继母辛勤劳动达50多年。1980年以前是集体生产劳动时期，劳动力分等级，年轻力壮的男劳动力是上等劳动力，上等劳动力工分最高，继母是少有的妇女上等劳动力，劳动相当卖力，比一般男劳动力还做得快做得好，而且从不缺工。继母除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外，还要种自留地、喂猪、弄柴、挑水等私活。那时喂猪饲料要煮，煮猪食要柴草，做饭要柴草，冬天取暖要柴草，柴草成了农村家家户户必不可缺的生活资料，弄柴成了每个家庭的大事。那时山林毁坏严重，说弄柴，其实就是割毛草、砍荆棘。自留山割光了，集体的山也割光了，就跑到老远的高山去“偷”。每逢节假日或农闲时，“偷”柴的人如同赶集一样。继母弄柴总是趁天亮之前或天黑之后，有时是弄了几捆柴天才亮或收工之后弄了几捆柴才回家休息，有时也免不了加入“偷柴”的行列。除了柴草，水也是必不可缺的生活资料。我的老家没有活水，平时吃的是死水塘里的水。每逢天旱就得到两三里路的地方去挑水。继母常常是深更半夜去挑远水，有时要等一个多小时才有一挑水。以上这些就足够继母忙的了，还有每天必做的日常生活琐事压得继母喘不过气来。如：打扫庭院，挑水，推磨，做饭，喂猪，这些多是继母在做。可以这样说：继母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一直忙到夜深人静；从正月初一忙到腊月三十。继母在集体生产劳动时期艰难地度过了22年，可还是没有解决温饱问题。1980年我的家乡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继母一家跟千千万万农村家庭一样，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30多年解决不了的温饱问题，三年就解决了。可继母仍然在她的责任田里辛勤劳动。每年喂两三头三、四百斤的肥猪，自用一头，卖一两头以解决日常开销。每年杀年猪时，她都要把我们几姊妹接回去吃一顿刨汤，还给每家砍一大块肉带回来。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等节日，我们多是到继母家过。2007年冬月我父亲病逝。2012年后，继母身体一年比一年差，2015年，查出患有心脏病，胸腔积水、高血压和白内障。不能下地劳动，也不能喂肥猪了，每年住院两三次，每月要500多元药钱。她住院的费用和药钱大多数是她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现在仍在老家养病，我们只是经常去看望她。看望她时自然会想：我们能有今天，全靠继母对我们小时候的严格管束。继母对我们的严格管束，主要着眼于美好品格的培养和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养成。品格方面侧重于教育我们从小要勤快，要节俭，要文明，要尊老爱幼，同情弱小，要诚实守信。我们几姊妹五、六岁就学做家务，七八岁就学打猪草，弄柴，放牛喂马。我13岁便参加集体劳动，16岁已成棒劳动力了。我几十年都保持着节俭的品格，说话文明，做事文明，承诺过的事一定按时办好，别人有困难，总是有求必应。行为习惯侧重于教育我们从小就要早睡早起、爱清洁、讲卫生，衣服要勤换，每天早上要洗脸，晚上要洗脚，饭前便后要洗手，今日事今日毕，细娃不准抽烟、喝酒、玩牌。继母常说：人，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细娃儿必须听大人的话，天下没不是的父母。我这几十年没有睡早床和熬夜的习惯，日常生活有规律，做事总能善始善终，对父母长辈领导的正确的话，总是言听计从。我要由衷地感谢继母对我们小时候的严格管束。继母在严格管束我们的同时，对我们的前途命运也很关心。农村有句俗话：穷不离猪，富不离书。我们几姊妹一到读书年龄，继母和父亲就把我们送到学校。继母常说：“读到哪里送到哪里，读不得莫怪我不送。”我小学毕业，正赶上推荐选拔，因我父亲是“四清”下台干部，我不能推荐上初中。“养儿不学艺，挑断撮箕系。”我读不成初中，继母和父亲商量，送我学做瓦。一年后，狮子口小学办起了戴帽子初中班，继母和父亲找校长说情让我上了初中。初中毕业自然是上不了高中。一九七〇年腊月，我到葛洲坝水利工程当了民工。一九七五年九月廿九日我到大队当了民办老师，一九七八年秋，我考上了利川师范，一九八〇年师范毕业回到家乡教书，一九八六年进修，一九九六年调到利川五中。对我这些经历和工作的变化升迁，继母先是无奈与同情，后是欣慰与赞赏。我的几个弟妹读书，继母都尽到了义务与责任。继母对我们几姊妹的终身大事，也操碎了心。我16岁，爱人11岁时，继母便为我订了亲。哥哥眼睛残疾，继母也曾张罗过给他讨个媳妇。三个弟弟、两个妹妹都顺利成功地成了家，现在都生活得很好。这些都与继母的关爱和操劳分不开。如今，继母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本该享清福，没曾想，却遭受病魔的折磨。但愿继母少些痛苦，多些欢乐。
生母给了我生命，继母给了我完美的人生。
作者：文甲品，男，1954年3月生，湖北利川文氏历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衡山迁鄂利川-文氏族谱》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