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氏人物】文伏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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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伏波传
虽然伏波的父亲德陔公稍有田产，但要供应四个儿子读书，颇为吃力。于是，让长子北辰与次子藕耕辍学，送北辰去益阳教育图书馆做学徒，次子藕耕在家务农。
1930年，年方五岁的伏波与长一岁的三哥望平一同进入族办抱珍初级小学读书。伏波从小聪慧好学，虽家境不好，却安贫乐学。9岁时，离家到10多里外的县立第五小学寄宿读4年级，为省钱不在学校开餐，从家里带去粮食和干菜，到附近亲戚家搭火。有时还自带中饭菜，在一位姓夏的老师家里炒热了再吃。夏师母喜欢这个孩子，作了好吃的，常常夹给他。
伏波学习刻苦，成绩特别优异。考高小、初中、高中、大学，每考必中，甚至同时被多所学校录取。
1940年，兄弟双双考入长沙长郡联立中学。因长沙沦陷，该中学已于1938年迁至安化县蓝田（今属娄底市涟源），伏波兄弟前往蓝田，进入高中15班学习。徐特立、李维汉、陈子展、周世钊等都是该校的一代名师。全校曾涌现出一大批各方面的精英人物，有12名早期的院士毕业于此，一班三院士（即黎介寿、黎磊兄弟和文伏波）更被传为美谈。当时校长鲁立刚兼任地理教学，讲到《建国方略》中长江三峡工程规划时，条理清晰，生动形象，这为伏波后来投身长江水利事业起了巨大的引导作用。
1943年，兄弟二人参加全国联考，望平考入湖南大学机械系，伏波考入中央大学水利系。德陔公自然十分高兴。因南京沦陷，中央大学已搬迁至重庆，伏波8月起程，经两个月跋涉至重庆入学。出发上学时，传来几个堂兄弟牺牲于抗日前线的消息。在辗转赴校途中，又耳闻日寇的许多暴行，从而激发了他一定要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并写下了“志溪子弟江湖老，永忆难忘父母邦”的诗句。
在大学学习期间，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侯，文伏波报名参了军。抗战胜利后，文伏波脱离部队，在广州电讯器材厂打零工两个月，于1946年回老家，在益阳县立初级职业学校任教员。旋即，中央大学在南京复学，伏波前往上学。此时解放战争全面爆发。1948年，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新民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党领导下参加了各种学生运动，于1948年11月30日撤退至江苏句容县农村进行秘密工作，于1949年元月2日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22日，解放军渡江占领南京，伏波等人立即从江苏句容返回中央大学接受新的任务。1949年5月～7月，到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的教育委员会专科部任秘书工作，并于7月2日转为中共正式党员。9月，接受分配至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水利部扬子江水利委员会下游局任实习员，终于找到了实现自己降伏洪波梦想的机会。
1950年3月，文伏波父亲突遭变故去世。伏波闻讯心情无比沉重，父亲的去世完全在自己的意料之外，他老人家这一生吃的苦是无法言表的，为了让伏波两兄弟完成学业，甚至不惜让两个大一点的儿子早早失学。他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父亲，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向上级领导汇报了自己家庭中发生的情况，领导对他进行了思想疏导。从此，他将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中，以图缓解和忘却心中的悲痛。
1950年5月，文伏波结束了下游工程局的实习工作，调入汉口的长江水利委员会总部工作。6月，被分配到规划处设计科当技术员。1951年3月至8月，被选调到长江水利委员会干部培训班担任负责人。1951年9月，因为荆江分洪工程设计的需要，重新调回规划处设计科工作，正式加入到荆江分洪工程的技术设计队伍之中。
当时，中国尚无设计大型分洪闸的技术和经验，在设计科中，文伏波同20多位刚毕业的大学生一道，在良师益友曹乐安的指导下，凭借少量国内外资料和所学书本知识，进行了艰苦的现场勘测和方案设计。甚至在苏联专家都感到十分棘手的复杂水文地质情况下，设计方案突破常规，取得了设计原理上的重大突破。
1952年3月26日，北闸工程启动。4月5日，荊江分洪主体第一期工程全面开工，全体设计人员开赴现场，分头担任施工技术工作。文伏波还另外担任了北闸工程指挥长任士舜的秘书，兼北闸质检组组长。他住在拌和机房的竹棚内，整天对现场施工进行监督和指导。没有周末，也没有节假日，历时85天，北闸工程于6月18日竣工。因其质量精良，国内外的参观者无不叹为奇迹。荆江分洪的主体工程，也仅有75天就完工，创造了新中国第一个高速度工程。荆江分洪工程，荣获国家三等奖，由于文伏波在工程设计和施工中的突出表现，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荆江分洪工程建设，是文伏波投入国家大型水利建设的起步吉祥地，令他情有独钟，他在故地重游时不禁感慨万千，赋诗一首以抒怀：
1953年初，文伏波与书香门第出身的刘慕真喜结伉俪。从此，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相濡以沐，情笃志坚。伏波事业上的成功，离不开妻子的默默奉献与坚强支持。由于常期紧张工作，伏波身体每况愈下，不幸患了结核病，慕真不顾怀孕在身，认真照顾伏波的生活起居，鼓励他走出了疾病的阴霾。
荊江分洪主体工程竣工后，长江水利委员会立马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汉江治理上来。1954年4月初，曹乐安、文伏波等一班人，对汉江流域进行了反复勘测，掌握了翔实的资料，进行了几种方案旳精心设计，长江水利委员会根据这些资料和设计方案，决定以开辟汉南分洪道为主、以加强干流堤防和局部整理东荆河为主的分洪方案。
1955年元月，文伏波担任建设科科长，成为杜家台分洪工程的主要设计负责人。杜家台分洪工程，先后经历了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和施工设计三个阶段。在水利部专家和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文伏波等采用了预压技术，成功地解决了杜家台分洪闸平原软弱地基的技术难题。1955年10月16日，汉江下游杜家台分洪工程开工，次年4月26日，提前一个月竣工。该工程的建成，对汉江下游干流的防洪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水利事业的蓬勃兴起，给文伏波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从参与荆江分洪的设计和施工，到成为杜家台分洪工程建设的技术设计、全面施工和经验总结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已积累了全方位把握设计工作的经验，大幅度提高下业务水平和领导能力。
1957年3月，文伏波开始参与丹江口工程设计工作。8月21日，长江水利委员会指派时任施工设计室副主任的文伏波进驻丹江口现场，任丹江口设计代表组组长兼施工处副处长，专门负责丹江口水利枢纽的现场设计、技术指导和监督施工质量等工作。
1958年10月31日，汉江丹江口工程局改名为汉江丹江口工程总指挥部，在国家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进行土法上马，大搞大兵团作战。发动十万民工进驻工地，进行军事化管理。这样，原施工详图的设计方案需大部分推翻，作为设计代表组组长的文伏波，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之大，是无法形容的。他与设计人员在现场审时度势，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主动修改部分设计方案，方便施工。并对料场、沙石料的开采与运输、围堰施工场地等设计也作了重大修改。后来，土法向洋法过渡，又只好进行土洋并举的施工方案设计。这些，都满足了上级的要求，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度。
丹江口截流工程，文伏波领导设计代表组采用立堵与平堵相结合的设计方案，为确保截流万无一失，设计代表组与施工方还共同组织了截流演习。从1958年11月5日正式下河，修筑土沙石围堰，至1959年12月26日成功截流，仅14个月不够，创造了又一个工程高速度。为配合施工速度，文伏波带领他的设计代表组，巧妙地利用了丹江口的自然条件，恰当地加以改造，充分考虑施工条件，简化施工，缩短工期，减少了岩石开挖量6万余立方米，节约钢材3000余吨，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丹江口工程截流，与葛洲坝、三峡工程截流相比虽微不足道，但在当年从未面临过如此大规模的截流设计，却是件国家大事。正是有了丹江口成功截流的经验，才为日后葛洲坝和三峡工程截流设计，夯实了基础。
在当时大跃进的特殊时期，施工方片面追求施工速度，设计方则需严格要求质量，为了不出纰漏，曹乐安和文伏波每天带领设计代表组人员进行监督，双方常常发生矛盾，每次都由文伏波出面与施工方反复协商而得以解决。有时实在解决不了，便层层上报，直至向周总理汇报。当时省长张体学因对工程急于求成，也时常与文伏波产生争执，文伏波每次都是耐心解释质量的重要性。张体学虽然对文伏波坚持原则阻碍了工程进度感到很不乐意，但仍然很赏识他。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文伏波被扣上“保守”、“右倾”等政治帽子时，张体学主动向大家解释设计的重要性，压下了这股气势。文伏波七次受到周恩来接见，前几次都是张体学带他去的。
为了确保大坝地基质量，文伏波等坚持成立了丹江口基础工程验收委员会，由设计、施工、地质三方联合组成基础验收小组，小组人员基本上日夜坚守在基坑内，经三方验收合格签字后方可进行混凝土浇筑。文伏波等设计人员在进行基础验收时，一旦发现问题，便及时进行处理。丹江口基础验收制度的建立和贯彻执行，对保证基础处理质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握了大坝安全最重要的一环。
在混凝土坝基础施工中，常常遇到特殊的地质问题，必须临时采取紧急设计措施，难度是非常大的。而文伏波遇难不惊，每次都带领设计人员沉着冷静地处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些处理方法，为日后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是水工技术上的重要突破。
在大跃进高潮中，由于国家物质极度匮乏，施工方不顾设计方的反对意见，一方面尽量节省材料，另一方面重速度轻质量，致使大坝出现了严重的质量事故。对此，文伏波感到十分痛心，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发言、工地报纸上写文章，强调质量是工程的生命，不可贪多求快贻误大局。代表设计方的林一山主任与代表施工方的张体学省长，因质量与速度的矛盾，意见根本不能统一，对立情绪十分尖锐。文伏波要在两人之间斡旋取得平衡，其难度可想而知。
1962年元月初，文伏波整理好向周恩来汇报大坝质量事故的材料，随同设计和施工双方进京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召开了丹江口工程质量会议，决定停工整顿 ，要求设计单位做好补强设计与补强施工，并做好大型机械化施工的准备。
1962年3月～1964年7月，文伏波带领设计代表组回到长办总部，对事故补强进行了设计，向中央作了汇报。在文伏波的积极参与领导下，经过近三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周恩来布置给设计单位的这两项任务。1964年10月底，文伏波回到丹江口工地，工程开始重启。12月16日，大坝恢复混凝土浇筑，并逐步进入全面施工阶段。此后，虽然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但确保大坝质量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广大施工人员基本能按照设计方案施工。
在“文化大革命”中，文伏波的家庭受到了严重冲击，他的母亲、岳母和妻子常被揪去批斗。1966年夏天某日，在烈日下接受了一上午批斗的老母亲严重中暑，中午回到家中便盍然长逝。而此时，文伏波尚在丹江口工地上，为国家的水利建设呕心沥血。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文伏波万分悲痛，他请假回到家中，简单地安排完丧事，就匆匆返回了工地。他知道此时工地离不开他，只能将悲愤压抑在心底。但事情并未结束，他的岳母和妻子依旧被经常批斗，后来岳母被赶回乡下，子女下放农村，他自己也被撤销职务而降格为绘图员，甚至被“贬”到厨房做饭。1969年底，造反派干脆将他押解回汉口，接受批斗，等待处理，一家人从专家楼赶进集体宿舍，受尽凌辱。直至1976年落实政策才重新搬回专家楼。但是，他自始至终饱含着报国热情，执着地坚守着他的水利事业，从不言弃。1973年10月1日，丹江口第六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全面建成。至此，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真正实现了周恩来期望的防洪、灌溉、发电、航运、水产养殖“五利俱全”的开发目标。
1969年12月6日，水电部军事管制委员会生产组要求长办于1970年4月底前提出葛洲坝初步设计要点报告，便于申报立项。任务迫在眉睫，而设计人员奇缺。1970年3月，在汉口等待审查的文伏波被平反，迅速调到葛洲坝工程指挥部勘测设计参谋团任团长，专门负责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初步设计工作。他一到任便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迅速主持完成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初步设计要点报告》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1970年12月，文伏波担任由长办等5家单位组成的勘测设计团团长，搭盖临时房屋，开展设计工作，并主持编制完成《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补充简要报告》。
1971年2月5日，葛洲坝工程正式动工，1971年6月，文伏波参加了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的葛洲坝工程汇报会，周恩来提出了“救鱼、救船、救木”的要求。根据周恩来的意见，1972年6～7月，文伏波等提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讨论稿）》。
周恩来十分关心葛洲坝建设，当了解到工程指挥部中主要领导人都是军人，设计和施工人员按军队编制时，很是反对，决定成立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林一山任技术委员会主任，领导科研和设计工作，直接对中央负责。一切技术问题由技术委员会讨论定夺，改变了原来施工方领导设计方，军政人员领导技术人员的局面。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自1972年11月成立至1982年1月的10年间，共召开13次会议，每次开会的议题和林一山的讲话内容，都由文伏波事先拟好，每次各方提出的一些设计技术问题，概由文伏波负责回答。13次会议形成的文件，所有技术委员会的成员都要签字承担责任。
文伏波除担任葛洲坝指挥部设计局局长外，于1972年12月8日被任命为长办副总工程师。于12月下旬，参加了长办与工程指挥部就工地勘测、设计和科研工作的领导等问题的会商，确立了长办作为设计单位在葛洲坝工程技术上的领导地位，扭转了过去设计听命于军政人员和施工方的被动局面。文伏波也由工程指挥部的设计局局长，转而成为长办常驻葛洲坝工程设计代表处处长，他和全体设计人员终于有了展现身手的机会和空间。在葛洲坝枢纽工程的设计过程中，文伏波提出挖除葛洲小岛，解决泄洪、航运与发电的矛盾，并编成《葛洲坝水利枢纽修改初步设计基本方案的报告》，提出了挖除葛洲小岛的必要性。1974年10月，葛洲坝主体工程复工，葛洲小岛被挖除，挖去土石方800万立方米。挖除葛洲小岛后，许多棘手问题一一迎刃而解，还增加了几十万千瓦的装机容量。1981年1月2～4日，葛洲坝工程截流，经受了这年夏季特大洪水的检验。
在葛洲小岛被挖除后，文伏波领导一班人对葛洲坝工程进行了重新设计，取消了大江5孔泄水闸，增设了4台12.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并遵照周恩来“三救”的指示，建议“救鱼”采用二江不设过鱼建筑物，以积极对中华鲟等珍稀鱼种进行人工繁殖、移殖和流放为主要方向，为12年的救鱼之争划上下句号。
三峡工程修建前，葛洲坝电站是中国最大的水电站，也是 属于世界一流的水电工程。1970年3月～1982年12月，文伏波在葛洲坝工程工地待了近13年，亲历了每个技术难题，克服了重重困难。他自我总结时却说主要只做了三件事：其一，提出挖除葛洲小岛，将二江泄水闸由19孔增至27孔；其二，取消过鱼建筑物，改为人工放流中华鲟；其三，取消原设计的大江五孔冲沙闸，增加了50万千瓦装机容量。1985年，葛洲坝二、三江工程及水电机组的设计，与“两弹一星”一道，被授予国家科学技术特等奖荣誉称号。文伏波因是葛洲坝二、三江工程及水电机组设计的主要参加者，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颁发给他特等奖证书。葛洲坝工程设计的成功，标志着文伏波的专业技术水平达到了巅峰，也为三峡工程的设计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修建葛洲坝工程时，国内大型船闸设计、兴建和运营管理的经验十分欠缺。于是，中国科学院和罗马尼亚全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签署了1980～1982年科学合作计划，其中，考察铁门水电站船闸和通航系统的工作任务由文伏波等完成。考察期为15天，后根据实际需要延长了5天。文伏波认真考察了铁门水电站一号水电通航枢纽情况、组织管理情况、船闸情况、通航系统调度操作自动化以及船闸运转情况，认真学习了该枢纽船闸和通航系统的管理、运用、检修、自动化调度安全通航的经验。还去铁门二号水电通航枢纽、蒙哥列里-尼可博罗水电航运枢纽进行了仔细考察。参观了水电设计研究院、水利工程研究院等试验研究机构。通过这次考察，学习了不少先进经验，为葛洲坝水利枢纽2号、3号船闸及其航道的投入运营，1号船闸及其航道的设计、施工和运营管理，奠定了一定基础。考察结束后，文伏波等整理出三份考察材料上交相关部门，包括《赴罗马尼亚水力发电考察报告（水轮发电机部分）》、《铁门水利枢纽左岸航运船闸闸首设计》、《罗马尼亚铁门电站资料》。此外，还写有《赴罗马尼亚铁门电站船闸和通航系统考察汇报》一份，写明了考察的内容，并切合实际写了考察体会。这些材料、意见和建议是十分中肯的，在其后的葛洲坝工程的设计和船闸管理运营中皆有所体现。
1982年7月，长办编制完成《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修订补充任务书（讨论稿）》（简称任务书），开始积极争取立项。《任务书》于1983年12月经国务院正式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式立项，开启二修长江流域规划。从葛洲坝工地回到长办总部的文伏波，又投入到了主持编制长江流域规划的工作中，组织人马经过数年努力，基本按照《任务书》的要求完成了任务。
1982年10月，他被长办党委任命为长办副主任，12月8日，水电部党组任命他为长办党委委员、常委。这样，文伏波不仅在技术上要继续担纲，在行政上也要负起更大的责任。1983年1月3日，出席长办主持的准备向国家计划委员会申请补充修订1959年《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会。1月27日，出席《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重新修订征求意见会。7月20日，出席长办关于七个重点项目检查的会议，包括重新修订《长江流域徖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长江中游防洪、三峡、南水北调、防汛、清江流域规划、长江三角洲等7个问题。1984年1月，文伏波主持编制完成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修订补充工作大纲》，这是修订长江规划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各项规划工作的具体要求，以便各单位分工协作共同完成长江流域的修订补充工作。6月16日，被水电部任命为长办副主任、长办党委副书记，同时被长办任命为《长江流域综合规划修订补充报告》工作的项目经理，负责报告的总体编制工作。10月5日，被任命为长办长江流域规划协调小组组长。
1985年5月23日～6月1日，文伏波在武汉市主持召开了长江流域社会经济部分资料汇总工作会议。采集汇总、分类整编浩如烟海的资料，繁杂且耗时耗力，但在文伏波的精心组织和主持下， 1984～1985年编制完成《太湖流域综合治理骨干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1985年汇编成《长江中下游河道基本特征》；1985年底，整编出《长江流域水利资源普查成果》和《长江水资源利用》的调查报告；1986年1月，编制完成《清江流域规划补充报告》；1986年6月编制完成《长江干流水资源保护初步规划要点（讨论稿）》和《长江干流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讨论稿）》；还有1987年3月与贵阳水利水电设计院联合提出的《乌江干流规划报告》等。1987年4月1日～5日，文伏波主持编制的《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基本资料汇编》通过审定，它是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1990年修订）的四大成果中最先完成的。为了顺利完成长江规划的修订补充工作，1987年10月10日，水电部委托早已于1986年年底退休的文伏波负责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和主持工作。文伏波于10月16日重组了长江流域规划修订补充工作的编写班子。以文伏波为首的长办协调小组和编写班子，是确保长江流域规划修订补充工作能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的重要人力资源保障。文伏波深知，长江流域规划一旦编成，是日后数十年开发治理长江的重要依据，仅仅收集和整理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行现场查勘，掌握第一手资料。于是，他组织了一支查勘队伍，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亲任查勘队队长，带领张荣国等16人，于1988年11月13日～12月12日，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长江中下游河段的查勘工作，在现场查勘的同时，还听取当地相关部门的工作汇报和情况介绍，16名成员每晚都要开碰头会商讨相关事宜，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迅速地拟出规划方案或思路。
在编制长江规划的过程中，他对于敏感问题都采用慎重的态度进行协调处理。1984年10月，文伏波在四川成都召开了嘉陵江流域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协调会，对四个有争议的问题获得了一致意见，平衡了陕、甘、川开发嘉陵江流域水土资源的利益，确立了嘉陵江流域规划编制的要求，是嘉陵江流域规划能顺利编制完成的基本前提。为了协调湖北和湖南两省之间的利益，文伏波曾多次主持召开与洞庭湖相关的会议，共同协商长江中游规划大计。由于文伏波站在国家全局的高度，对敏感问题的把握很有分寸，所以，长江流域规划得以顺利完成。
1985年～1988年，文伏波主持编制完成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纲要》；编制、修改和进一步完善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修订补充报告纲要（讨论稿）》；编制完成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附图（1988年修订）》。1990年7月18日，根据水利部部长杨振怀的建议，将1990年6月6～7日修改后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正式更名为《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报告（1990年修订）》。1988年底，文伏波主持编制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简要报告》（简称《简要报告》）完成。《简要报告》提出了六大内容：继续提高长江干支流防洪能力，消除洪水灾害；大力开发长江水能资源，促进水资源的综合利用；充分开发利用长江水系水运的潜在优势，积极发展航运；继续发展灌溉事业，加强水土保持；南水北调实现跨流域引水；搞好水资源保护、城市和工矿企业供水、沿江城镇布局、发展生产、发展旅游。除此以外，《简要报告》对长江流域近期开工的七大工程提出了治理意见；还对长江流域下一步规划工作提出了建议。《简要报告》于1990年上报国务院时正式定名为《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简要报告（1990年修订）》，1990年9月21日，国务院以国发[1990]56号文批准执行。《简要报告》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颁布后，经国务院正式审查批准的第一部大江大河的流域规划。依据该规划，长江水利建设进入了一个大力发展阶段，兴起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和东线工程、长江中下游大规模防洪工程等重点工程的建设。由于文伏波编制《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简要报告（1990年修订）》的巨大贡献，1992年1月长江委颁发给他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1994年12月17日，水利部颁发给他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长江流域规划（1990年修订）》的成功编制，表明文伏波不仅在业务水平上，而且在组织管理和人际交流上，都达到了相当的境界。
作为顶尖级的水利专家，他还时刻关心、积极参与三峡工程的设计、施工论证和技术指导工作。三峡工程建成，文伏波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3年3月底，主持编制完成《三峡水利枢纽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全文约40万字10个分册，并于4月5日上报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水电部，其中，文伏波直接参与了《施工规划及投资估算》分册的规划设计工作。此后，文伏波主持和参与了历次长办编制完成的三峡工程规划设计方案，亲自主持完成了其中各种施工方案的规划设计及编制工作：1983年6月的《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工作总体计划及设计大纲》；1984年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正常蓄水位180米方案研究报告》和《三峡枢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后工作汇报》，包含150米、160米、170米、180米四组方案，还包括150米坝顶加高5米和10米的方案；1985年3月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150米方案；1985年7月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正常蓄水会补充论证报告》，包括150米、160米、165米、170米、180米五种水位方案，175米和185米两种坝顶高程，与不同的防洪限制水位及死水位，共组成32个方案。1985年6月17～26日，水电部在宜昌召开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水工、施工、地质专题预审会，与会专家认为，文伏波主持制定的施工方案比较细致。作为三峡工程施工专家组的专家之一，文伏波除参加了历次施工专家组召开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外，还出席了1987年3月4日～7日在武汉召开的部分专家专题讨论会，这次会议讨论了三峡工程坝定高程185米方案工期的问题。他还多次受邀参加其他专家组的会议。在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有人担心工程浩大，难以竣工。文伏波利用自己在丹江口和葛洲坝两处工地24年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分三个阶段三个工期进行，总工期17年完成的论断。后来，在实际施工中，总工期为16年，比原计划提前一年完成。事实证明，文伏波的工期论证是符合实际的。除了工期等论证外，文伏波还对三峡大坝枢纽在建设过程中的其他问题也作了较多的论证，如在运输方面，经过各种方案的对比，他建议以公路运输为主，再辅以水路运输。该建议被决策者所采纳，在之后的实践中也被证明是最适宜的方案。文伏波作为三峡工程专题论证报告组的顾问和专家成员，为论证总报告，并最终形成“三峡工程对四化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建议早作决策”的结论，促成三峡工程于1993年开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三峡工程在建设过程中的施工方案和工期，基本按照上述施工论证方案进行。文伏波在1986年退居二线后，一直担任长江水利委员会技术委员会主任一职。三峡工程开工后，他欣然接受邀请，积极组织一批参与了丹江口和葛洲坝建设的退休专家，组成顾问组，经常到工地进行技术指导，他们每年至少四次到三峡工地进行现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这些意见大多被采纳。在一、二期工程建设过程中，他们有组织地下工地有五十次左右。文伏波在1994年中风后，右手偏瘫，但他练习用左手写字，在工地调研之后，要求参与考察的人员写出调查纪要，他每次都要一一审阅把关。在文伏波领导的技术委员会的支持下，三峡工程就地取材，围堰采用垂直防渗技术，这是世界上首次将大型围堰直接建在粉细沙上的一次大胆而成功的尝试，不仅使三峡工程大大节约了投资，而且使工期也缩短了十个月。文伏波在退休后，相对于退休前有了些空闲的时间，但他没有真正闲下来，除了不定期去三峡工地调研外，他还总结一生治水的经验，广泛著书立说。他组织领导并直接编著了《葛洲坝工程丛书》、《长江志》丛书 。以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身份，主持开展了《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技术丛书》的编著工作，还主编了《长江流域地图集。此外，还担任《长江重要堤防隐蔽工程地图集》、《长江防洪地图集》、《长江流域蓄滞洪区图集》和其他一些水利工程书籍的技术顾问、科学顾问、总策划等。在此期间，他个人完成或与人合作完成科技论文44篇，其中与郭守仁合著的《提高我国水利水电工程质量对策的初步探讨》被评为中国水利学会1999年度优秀论文一等奖；主持或参与主编的著作达45部之多。这些成就，为中国水利事业留下了宝贵的科技财富。退休后的文伏波，还于1989年8月10日～9月12日，带病坚持长时间的山区长途跋涉，陪同林一山查勘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编写了查勘报告，不仅为长江流域的规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日后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水源点、调水线路等提供了技术依据。晚年的文伏波，还热切关注水利水电工程质量，向上级提出了很切合实际的建议；更加关心长江的水利开发事业，向国家建议三修长江流域规划；时刻关注西部大开发和西电东送战略，建议编制西南诸河流域规划。鉴于文伏波的杰出成就和重大贡献，1994年5月，他被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这是对他一生献身水利事业所作的最高褒奖，也是他当之无愧的荣誉。综观文伏波一生，虽辛劳奔波，但他自己却觉得非常幸运，遇到了开发治理长江的大好时机，实践了自己的人生梦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他的人生道路上，遇到了林一山、张体学这样的好领导，在每次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上都得到了必要的保护。他敬重领导，对同事重感情、讲义气，但在工程质量等大是大非前却决不让步，同时又讲究工作方法，在每次取得重大科技成果后，从不居功自傲。他对父母妻子心存愧疚，但为了长江的治理和开发，能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高度，不计得失、无怨无悔。大家风范，堪传于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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