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本·赫勒敦，来自：dailysabah
叙拉古之惑编案：几年前，宁夏出版社出版里伊本·赫勒敦的《历史绪论》，这是伊本·赫勒敦巨著《阿拉伯人、外国人、柏柏尔人历史纲要和殷鉴》中的导论部分。由李振中先生翻译出版，因为印数有限，很快就售罄。遗憾的是，并未再版。
本文案今天推送主体为两部分，一部分节选自《伊本·赫勒敦：天才的一生》，揭示了伊本·赫勒敦在西方近代的“重新发现”。另一部分，作者王新中对伊本·赫勒敦的生平和观点做了一点基本介绍，希望本文案能够了解这位思想深邃的伊斯兰世界的思想巨人。
另本文案所推荐的两本书，一部是伊本·赫勒敦的传记，一部是法国学者运用《历史绪论》的理论，写的一部世界帝国史，讨论帝国的兴亡之道。
直到世界历史学者汤因比发现了伊本·赫勒敦并将他看作是自己的知识先祖之前为止，英语世界很少有人注意到伊本·赫勒敦的思想。汤因比把《历史绪论》描述为“在同类作品中毫无疑问的最伟大作品，有史以来还从未有其他人提出过可以与之相比的思想”。在这之后，汤因比以鄙夷的态度看待伊斯兰文化：认为《历史绪论》在黑暗的土地上绽放出的光芒让它显得更加耀眼夺目了。在一个“孤立、贫穷、粗野、匮乏”的文明的历史中，伊本·赫勒敦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与维柯一样，汤因比饱读古典著作。他是一名古典学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的时候正在教授关于修昔底德的内容。在战争结束后，他曾短暂在伦敦大学担任希腊文学的科拉伊斯主席（Koraes Chair），随后成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Chatham House）的主管人。认识并尊敬他的中东专家阿尔伯特·霍拉尼（Albert Hourani）曾描述汤因比为“一个热情的人，是温暖和疏离的混合，他的头脑总是远在九霄云外，思考着世界历史的大事”。霍拉尼还对汤因比的历史上-精神上的追求做出了如下记录：“我不可能听不到汤因比以他的声音探讨文明，这声音也是在探讨他自己的苦恼。《历史研究》在精神上是一部自传，但是一种独特的自传种类。”正如伊本·赫勒敦和爱德华·吉本对废墟的看法，在汤因比对文明衰落及其原因的思考中，废墟提供了许多原动力。在吉本的《回忆录》初稿中，他曾写道：“ 1764 年 10 月 15 日在罗马，当我在城市的废墟中思考时，有光着脚的修士在朱比特神殿中念晚祷。这时候，写一本有关城市的衰败和灭亡的书的想法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汤因比的著作《历史研究》的最初启发来自他在希腊看到的十字军城堡遗迹：“在米斯特拉（Mistra）……统治延续了 600 年……高高的城墙、城垛俯瞰着景色壮丽的广阔国土。后来，在一个四月的早晨，完全出人意料地，野蛮的高地人像是雪崩一样……无法抵御……废墟从那时候起就荒废在那，直到今日。”汤因比开始思考让希腊文明灭亡的原因，后来又开始思考让罗马帝国衰落和灭亡的原因，他慢慢地觉得所有文明的崛起和衰落都有背后的原因。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之后，他开始寻找他在知识上的祖先，寻找那些对历史进程做出了概括的思想家们——修昔底德、波利比乌斯、圣·奥古斯丁、罗吉尔·培根、维柯、沃尔尼（Volney）、斯宾格勒（Spengler）和H. G. 韦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这样的知识宗谱学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历史研究》的广阔视角和野心显得比较合理了。汤因比对伊本·赫勒敦和《历史绪论》感到十分欢喜，就像是发现了失散已久的亲人一样。《历史研究》诞生于 1934 年至 1961 年，有厚厚的十二卷。这是一部比较各个文明和研究其循环性的崛起与灭亡的著作。尽管汤因比是一名另类基督教徒（idiosyncratic Christian），但是他却是一个十分宗教性的人，他最大的目标之一就是推翻吉本所提出的罗马帝国是被野蛮人和宗教摧毁的结论。汤因比认为他可以在历史中看到一个运行模式并阐述一系列的发展法则。他提出，一个文明发展或是灭亡，取决于挑战和反应的循环。他本人是一名有文化的社会精英，他也认为精英人士要扮演向无思考力的无产阶级推行文明的角色。而且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汤因比也越来越倾向神秘主义，并最终将神认作是文明循环的最终推动者，而且他认为文明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作为宗教的载体。“处在运行中的神的创造谓之历史。”汤因比《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的最初写作动机是来自对斯宾格勒一些作品的阅读，例如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和大多数历史循环理论的作品。汤因比所持的是某种悲观的心理。他认为自己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已经察觉到了给西方文明做出警示的一些征兆。只有一种更高级的宗教才能够挽救西方文明。我在前文中已经（可能有点刻薄地）用如下的论述指出了汤因比所持的理论模式：汤因比所持的文明概念可以（通过想象，而非冷漠无感地）形象化为一组自动机器装置，这些装置在不同时段被发动起来，各自独立地运行相同的动作。有创造力的少数（creative minorities）将发起文明，它们操控一种特殊的挑战—反应机制，同时也向相邻的文明投射出影响力。但是，当有创造力的少数衰退成占支配地位的少数（dominant minorities）时，这个机器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弱，它的运动也越来越受限。一个引擎变弱的文明会把自己改组成一种各个文明都会经历的状态（universal state）。因此，被设定好而且注定会衰落的机器按照兴-衰，兴-衰，兴-衰的节拍运行下去。并不只是如此。他最初设定了二十一种文明，但后来他把这个数字提高到了三十一个。汤因比的想法一度十分流行并且得到了很多讨论，但是，早在他出版《历史研究》之前很久，他宏大的理论和细节详尽的证据，或者说是假定的证据，就已经遭到了历史学家们的大力挞伐，这些历史学家们包括有A. J. P. 泰勒（A. J. P. Taylor）、休·特雷弗-罗珀、托尼（R. H. Tawney）和彼得·盖尔（Pieter Geyl）。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E. H. 卡尔（E. H. Carr）摒弃汤因比的循环理论，将其斥为“衰败社会中的典型意识形态”，还引用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形容罗马帝国的衰落时说过的话进一步驳斥汤因比的理论，他说：“怎么可能现在发生的事情都曾发生过，而且还会在未来再发生。”在罗森塔尔将伊本·赫勒敦的著作翻译成英语之前，汤因比的确对伊本·赫勒敦在英语为母语的世界中流行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汤因比曾依靠的是夸特梅勒翻译的法语版本。）伊本·赫勒敦的一生被表现得与汤因比的退隐法则相配，这是因为伊本·赫勒敦曾经从政坛中退隐过一段时间，独自在萨拉玛堡垒中钻研学问。后来《历史绪论》的问世则遵循了脱俗灵化的法则（law of etheralization），因为他是从政治经验中提取出了历史的法则。最后，伊本·赫勒敦还以自身印证了回归法则，因为他回归了马格里布的政坛。随着汤因比继续推进他宏大的历史计划，他的确也找到了对《历史绪论》有所抱怨的地方。伊本·赫勒敦哲学观念的形成是建立在太过狭窄的地区和编年史基础上。大多数的帝国并不是游牧民所建立的。汤因比是通过法国翻译者和评论者而接触到伊本·赫勒敦的，他受到了太多来自高提耶的影响，他把阿拉伯人描述为十分自命不凡和喜好争辩的人。伊本·赫勒敦的悲观主义和他对奢侈和贪婪让政治衰落并落入不可避免的循环所提出的说教都很吸引人。汤因比喜欢《警示之书》的宏大范围并赞扬这部作品并没有止于只关注人类事务。历史的进程只能够被信仰神的人们所正确地了解。伊本·赫勒敦“带来了一种历史视角，这一视角撕开了这个世界的边界，并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是，汤因比拒绝了“阿萨比亚”只是游牧民所独有的观点。比如说，文艺复兴中的意大利公民也拥有“阿萨比亚”。“阿萨比亚”是“基本的原细胞，是所有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基础”。除此之外，汤因比认为明确的赫勒敦学派的崛起衰落模型只适用于由游牧民建立起来的帝国。而且游牧民无法创造出文明。反之，他认为游牧民是文明衰落的一个症状。因此罗马帝国遭到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入侵是衰弱的症状，而不是衰弱的原因。尽管汤因比没能成功学会阿拉伯语，尽管他和阿拉伯学家汉密尔顿·吉布是好朋友，但他对伊斯兰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很有限。他很强调希拉尔部落对北非的入侵，这件事的重要性在现今已经不那么被看重了。汤因比对伊本·赫勒敦的阅读包括他将阿拉伯人在七世纪入侵北非时的良善行为和希拉尔、苏莱姆部落（Banu Sulaym）在十二世纪对北非的入侵做出对比。两组入侵者都掌握着“阿萨比亚”赋予的力量，但是阿拉伯人格外团结，也有用新宗教的热忱建立起一个新王国的能力。对于伊斯兰时代西北部非洲历史的世俗-社会学的解释在伊本·赫勒敦看来是不完全的，这也导致他把神看作历史发展的最终驱动力，也正因为如此，他给历史本身带来了一个新的维度。汤因比的观点如今已经几乎全被摒弃了，但是在《历史研究》出版之初，他的观点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也大大推动了伊本·赫勒敦在英语世界的流行。汉密尔顿·吉布、马歇尔·霍奇森、阿尔伯特·霍拉尼和厄内斯特·盖尔纳都是中了他的咒语的学者。汉密尔顿·吉布爵士（1893~1971）出版了大量关于伊斯兰历史和当代中东地区事件的著作，是一位成功的教授，执教于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牛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虽然他最初的主要兴趣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历史，但是 1930 年代的国际发展让他认为他有责任对当代的中东政治和社会进行了解。此种对当代阿拉伯世界的关注让他完成了像《伊斯兰往何处去？》（Whither Islam?）和《伊斯兰教中的现代趋势》（Modern Trends in Islam）之类的著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吉布曾一度担任外国信息研究办公室中东部门的主任。汤因比在当时是整个研究机构的主管人，他们两人成了朋友。吉布与汤因比一样，是一个坚定的基督徒，他们都相信神是历史的最终推动者。吉布的首部作品是在 1926 年出版的，名为《阿拉伯文学介绍》（Arabic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这本书的一个有趣的特色是它对伊本·赫勒敦有点单调的评价：“他的独立作品当然会和其他穆斯林历史学家的作品有所对比，但是按照他自己要求的标准，所有的作品都是不够标准的。”吉布对《历史绪论》的结论是：“这本书的价值只体现在对他所处时代和所处社会的政治情况的记录，但是对这一点来说，它的价值是无价的。”后来，毫无疑问是在汤因比的影响下，吉布改变了自己的旧有观点。1933年，“伊本·赫勒敦政治理论的伊斯兰背景”一文出版在《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刊》（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上。在这篇论文中，吉布提出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的最初目的并不是要让自己成为中世纪社会学或政治学之父，而是要展现伊斯兰的历史是如何成为与宗教法律（沙里亚法）的要求不相符的产物的，人类总有会让人犯错的欲望，“因为人类不会遵守沙里亚法，空虚无尽的崛起与衰落的循环是受诅咒的，这是人类具有的动物本能所带来的'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结果。”只有严格地遵守沙里亚才能够让人类脱离历史的阴阳两极，脱离政权起落的循环。吉布还希望能够展现伊本·赫勒敦的思想是以更早期的穆斯林法官们为榜样的，因此他的思想是正统而又符合社会规范的。这一观点和吉布所持的法律是伊斯兰的核心要素的总体观念相符。他认为伊斯兰教在根本上是一个法律性的宗教，这是他一贯所持的观点。和吉布的很多著作一样，上述论文也受到了其他学者的关注，他对伊本·赫勒敦的观点从此也受到了其他专家的挑战。吉布不理会详尽细节的历史，他对历史学家的基本关注点是和神有关的。但是无论如何，吉布持关于宗教法律在塑造伊本·赫勒敦的历史观上的重要性，是其最有道理的论断。此外，伊本·赫勒敦的影响可以最清晰地在吉布范围宏大的论文《伊斯兰历史之演绎》（An Interpretation of Islamic History）和多篇关于萨拉丁的论文中看到，伊本·赫勒敦把萨拉丁看作一个卓越的人物，认为他以圣战复兴了伊斯兰社群的社会凝聚力，吉布十分乐于把萨拉丁和伊本·赫勒敦一同讨论。研究中东历史的学者阿尔伯特·霍拉尼（1915~1993）是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中东中心的主任，他终其一生都是阿拉伯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和汤因比、吉布一起在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工作，后两人也激起了他对伊本·赫勒敦的兴趣，尽管他对这位历史学家的深入了解是通过阅读和回顾马歇尔·霍奇森的《伊斯兰文明》（The Venture of Islam）得到的。霍拉尼的杰作《阿拉伯人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1991）中，弥漫有伊本·赫勒敦风格的王朝循环起落观念，他在这本书的前言中用了四页篇幅总结了伊本·赫勒敦动荡、危机四伏和到处游历的一生，随后用其特有的优美文笔做了如下的结尾：然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有些事情是稳定或者是看似稳定的。一个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家庭可以搬到西班牙去，但在六个世纪以后，如果这个家族的后代回到他家族发源地的附近，他会发现周围的事物依然是他所熟悉的，这是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分隔的共同体；对阿拉伯语的掌握可以让他在公务部门任职，并对这个世界发生影响；在好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无论统治者如何改变，由许多教师组成的知识载体穿越了不同时代；在人类世界中，无论权力是如何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作为朝圣地点的麦加和耶路撒冷的重要性不曾改变过；人们相信一个创造世界和养育世界的神，神让人们的命运有意义。在《阿拉伯人的历史》中，霍拉尼试图以内部驱动（internal dynamic）这一术语来呈现历史，而不是把阿拉伯历史重复地和欧洲历史的发展联系到一起。
本文节选自《伊本·赫勒敦：天才的一生》
《历史绪论》简论
王新中
伊本·赫尔敦是中世纪突尼斯著名学者，被誉为阿拉伯世界的孟德斯鸠。在先进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指导下，他把经济当做影响人类社会文明、国家和城市兴衰的重要因素，用经济社会学解释各种经济现象，发现了许多经济原理和经济规律，并在世界经济史上最早系统探讨了经济与政治等的相互关系。他的经济思想愈来愈受经济史研究者的重视。他也被认为是1000年来最有影响的经济思想家之一。
一、生平、著述及经济研究的特点
伊本·赫尔敦出身于突尼斯一个书香门第和官宦之家，早年在各方面受到过良好教育。他从17岁开始独立生活，辗转谋生于西班牙、北非和叙利亚。他既当过高官，也入过牢狱；既享受过荣华富贵，也饱尝过世间冷暖，一生里在宦海仕途中经历了无数沉浮与坎坷。1374年，厌倦了官场政治生活的伊本·赫尔敦隐居在阿尔及利亚北部一个僻静的城堡里开始了学术研究。他以其丰富的阅历和卓越的见解，历时15年，倾注了后半生大部分精力，完成了历史巨著《阿拉伯人、波斯人、柏柏尔人历史的殷鉴和原委》(简称《殷鉴书》)。该书共分为3部分：前言(论历史)、正文(包括：论文明；阿拉伯人历史；波斯人、柏柏尔人历史)和自传。其中“前言”和正文中的“论文明”合并为一卷，独立成书，这就是使伊本·赫尔敦誉满天下的《历史绪论》。《历史绪论》包括7部分：第一部分为社会学概论，第二、三部分为政治社会学，第四部分为城市生活社会学，第五部分为经济社会学，第六部分为知识社会学。《历史绪论》全面反映了伊本·赫尔敦的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观。他强调“我们应该研究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对这个世界相互关系的了解，远远超过我们对神的世界和精神世界各种关系的了解。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可以根据我们的观察和感觉，来认识许多具体事物，而这些事物是可以证实的，可以分析出它们的前因和后果”。因此，在伊本·赫尔敦眼里，历史不仅仅是先知天启的天国史、帝王将相的争斗史和王朝更替的政治史，而且是政治、经济、地理、社会和心理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涵盖了人类社会的一切方面，实际上历史就是一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人类社会的发展只不过是整个宇宙发展的一部分。在这种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指导下，伊本·赫尔敦进一步指出，变幻莫测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各个历史事件是按因果关系相互联系着的，各种社会现象都是历史规律的反映，是受历史规律制约的。根据客观事实，人类通过感性和理智能够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伊本·赫尔敦采用实证的方法，对人类社会历史上的文明、国家和城市的兴起、成熟和衰落的规律及循环特性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的社会历史观和研究方法在经济思想方面也留有深深的印迹。在经济研究中，他既用归纳法，从整体上分析人类社会进化的原理，试图建立起人类文明发展在社会、政治、经济和空间各方面的因果关系、理想秩序和统一基础。他深刻地认识到，要了解任何一个独立的事件都必须考虑其他与之相关的因素，也就是各种因素对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也用演绎法，把经济原因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分析经济因素在文明、国家和城市兴衰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及对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二、对经济与文明、国家和城市兴衰关系的论述
在《历史绪论》中，伊本·赫尔敦通过大量的经济分析，探讨了文明、国家和城市的起源、发展、兴盛和衰亡的规律，并向世人展示了历史发展和社会进化是一个遵循普遍规律的客观过程。伊本·赫尔敦揭示了文明产生的经济根源。他说：“文明，就是人类由于为谋生而相互合作的天性。为满足需要，通过群体的方式在一个地方共同居住和互相斗争。”也就是说，人们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社会，产生了文明。人类之所以要组成群体，形成社会，还在于“一个人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能供应自己物质生活的需要……因此，他们为了获得食品必须组成群体，才会有更多的能力。”因此，物质资料的生产导致了人类文明的产生。人类只有组织成社会和相互合作才能够获得食品和必需品，从而才能生存。这种文明形成的经济观是完全符合人类历史实际情况的。这与在中世纪广泛流行的真主创造了人类和社会的文明起源的宗教观是截然相反的。显示了伊本·赫尔敦经济思想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伊本·赫尔敦在强调了文明产生的经济根源后，又全面分析了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影响人类文明发展的各种因素，主要有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自然因素主要包括气候和地区，社会和心理因素主要是指风俗习惯和群体力量。这些因素又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因素，如气候会影响经济的类型与特点。就影响文明的经济因素而言，伊本·赫尔敦特别指出：“经济因素主要是指在富裕和饥谨两种情况下的文明是大不相同的，对人类的身体和道德都要产生极大的影响。”在富裕的情况下，一个人会养尊处优，安于现状，以至于懒惰、颓废，最后丧失进取心和战斗性；而在贫困的环境下，人们为生活所迫、积极奋斗、努力进取，形成奋发向上和敢于反抗的精神。在这两种情况下，文明自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因此，他是用经济社会学的方法，通过两种不同经济状况对每个人身体及道德的影响，来间接推出经济因素对整个文明的影响。伊本·赫尔敦还看到：“人口的数量和文明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人口数量多，会影响技艺和工业，使之丰富多彩，因为人口多消费就多。”亦即人口的增加会带动生产与消费的扩大，进而推动经济各部门的全面发展，并为精神生活的繁荣创造条件，从而使人类文明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伊本·赫尔敦还根据不同的经济类型，把文明分为游牧文明和定居文明两个发展阶段，并认为社会的发展主要是游牧生活和定居生活在起作用，即“历史的进程取决于两股力量的消长与均衡，一股力量是游牧生活，一股是定居生活”。这两种生活正是伊本·赫尔敦对他所生活的那些国家和所处的那个时代社会文明的亲身感受和准确描述。他通过对游牧人年和定居人生活习性的观察，得出游牧生活先于定居生活的结论，并进一步从经济上分析游牧生活主要是获得生活必需品，而定居生活则不仅是获得生活必需品，还有生活奢侈品。所以游牧人羡慕定居人的生活，游牧文明必然地要发展到定居文明。因此，正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导致了两种经济的接触，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出现，各种技艺也随之应运而生。正是定居人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把游牧文明吸引、推向了定居文明。可见，伊 本·赫尔敦把经济归结为文明发展和进化的根本动力。这种经济思想在他之前几乎无人如此明确地阐述过。伊本·赫尔敦对定居文明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国家、国王等问题上，他认为定居文明像游牧文明一样，也是人类社会的合乎自然的发展。国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国家和国王对于文明就如同形式之于物质，是不可须臾分离的。国家的兴衰，国柞的长短与思想、政治和经济因素密切相关。伊本·赫尔敦的贡献就在于他发现了“经济状况与政治因素有关”和“思想状况与生活状况有关”这样的与国家兴衰密切相关的经济规律。他把宗族意识(部落凝聚力)和宗教信仰(国家凝聚力)看做是维系群体精神和社会团结的两大力量。国王的统治是否公正、政治是否清明对群体精神有重要影响。这些又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有益或不利的影响。正是他的这种政治与经济、观念与物质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精辟见解，打破了中世纪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才使现在的一些经济史研究者把他当做中世纪第一个认识到政治学与经济学相关联的人，并把他列为1000年来最有影响的经济思想家之一，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歇尔、凯恩斯、熊彼特、哈耶克、萨缪尔森等大名鼎鼎的西方经济学家并列。伊本·赫尔敦根据亲身的观察和经验，认为国家和人一样，有它自然的寿命。一个国家从兴起到衰亡大体上经历三代人，每代人40年，则一个国家存在的时间为120年。他还把国家的发展分为外部发展和内部发展。国家内部的发展一般分为五个阶段，主要根据道德、政治对经济兴衰的影响来划分。第一代人是创业者，与国家内部发展的第一阶段创业开国阶段相对应。这一时期，全国从上到下都保持着艰苦向上的美德和强大的群体凝聚力，国家空前团结和统一，为内部的经济发展和外部的军事扩张奠定了基础和提供了可能。第二代人是守成者，与国家内部发展的中间两个阶段巩固政权阶段、平稳发展阶段相对应。国王在政治上大权独揽，群体精神被削弱，经济上征税敛财、大兴土木。国王与国民生活在歌舞升平之中，人口数量的增加，对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需求都达到了极限，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国家的发展也达到了顶峰。先辈的美德与成就仍有一些被这代人保留下来，但腐败之风也开始滋生。第三代人是亡国者，与国家内部发展的最后两个阶段维持现状阶段和挥霍浪费阶段相对应。这代人不思进取，忘记了创业者的美德与雄心，以坐享先辈的成果为满足，整日沉溺于奢侈腐化的生活之中，最后，终于招致政治腐败、经济不振，国家凝聚力削弱、国力大衰，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正应了我国“成由俭、败由奢”这句古训。概括说来，在国家问题上，伊本·赫尔敦的结论是：在正常情况下，经济因政治清明和社会团结而发展，而经济一旦高度繁荣，政治就开始腐败，社会凝聚力就会削弱，人们的道德就会沦丧，去追逐奢侈腐化的生活。这时，经济就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国家亦会走向灭亡。这是在宏观上用经济社会学的思想对国家兴衰的客观描述。《历史绪论》的第4部分专门论述了城市社会学，实际上是关于城市发展史的科学见解。伊本·赫尔敦用生态学的观点，把自然环境、文明、国家和城市当做一个生态系统。像有机体一样，城市也有一个年少、成熟和衰老的过程。城市是文明和国家进化的体现，城市是游牧文明向定居文明进化的结果。城市文明优于游牧文明，因为它有手工业和商业，而游牧文明只有农业和牧业。当游牧文明解决了生计和温饱问题之后，就会把注意力转向舒适和方便，而城市正好能满足这一需求。因此，他特别强调城市的经济功能，认为只有城市才能满足人们不断增加的对舒适环境、奢侈生活和休闲娱乐的追求。伊本·赫尔敦把城市的发展与地理位置、气候和资源紧密地联系起来，认为这些因素会影响城市的大小、寿命和类型。从 经济角度考虑，城市所处的位置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即要靠近有水源、牧场、农田和森林的地方，以便获得各种发展经济的资源，靠近海岸的城市还有利于输入外国的商品。这样，城市与其最近的物资供应区按经济功能划分为四个带：中心建筑带(是商业中心和人口聚居区)、牧业带、农业带和森林带。外围地带能为中心地带提供生活必需品，中心地带能为外围地带提供各种生活服务与享受。这就使城乡结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如果城乡这种依赖关系被打破，城市就将面临衰败和毁灭的危险。城市作为生产、贸易和商业中心，不但便利了商品流通，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和促进了全国经济的繁荣，而且作为文化中心，还具有多种文化功能，为工艺和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人力、物力和空间。同时，城市经济的发展也改变了城市的社会结构。手艺人和商人根据其政治、经济利益结成不同利益集团，从而打破了旧的血缘关系集团。伊本·赫尔敦根据手工业的特点，把城市经济生活分为两个等级：满足基本生活的手工业，如裁缝、木匠等每个城市都有；而能提供舒适生活条件和生产奢侈用品的金匠、香料生产者、绸缎织工等只存在于文化生活高度发达和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这种差异表明“生活水平由于城市文明状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同一座城市内也因为人们阶层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一经济规律的作用，反映了城市的经济水平与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彼此相关。当然，伊本·赫尔敦并没有忽视政治、军事、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在城市发展各阶段的作用，而是把这些因素与经济因素、自然因素综合考虑，研究诸因素相互之间的影响。文明与国家的衰落最明显地表现在首都经济条件的恶化上。此时都城进入老年期，由于无休止的奢侈、边界萎缩和资源匮乏，都城物价飞涨，国家税收负担沉重，市民购买力降低，整个商业下滑，穷困人口大增，城市繁荣不再，步入灭亡。总之，对于文明、国家和城市这些宏观的社会现象，伊本·赫尔敦从经济的角度加以深刻的分析，探讨三者各自的发展规律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不少直到今天看来仍不失其价值的结论。同时，他把经济因素与政治、地理、军事、文化等其他因素综合考虑，更为辩证地看待经济因素的独特作用，得出许多给人以启迪的精辟见解。伊本·赫尔敦用经济社会学的方法来分析经济现象，发现了不少重要的经济原理和经济规律。他把商品分成两种，一种是生活必需品，一种是奢侈品。这种划分也是相对的，因为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奢侈品有可能变成必需品。对有些人来说是奢侈品的东西，对另外一些人可能变为生活必需品。他对价值和价值规律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认为各种物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们时所付出的劳动，劳动与价值是正比关系，即付出的劳动多，物品的价值就高。他还从各种社会现象中分析影响市场和价格的因素，指出价格依供求规律而变化，需求增加，价格提高，供应减少，价格一般也会提高；如果人口数量增加，生活必需品的价格 就会降低，而奢侈品的价格则会提高。如果人口数量减少，就会有相反的情况出现。他还强调这一规律只适合于所有居民都能工作，而且从事增加必需品的生产，并受供求规律的制约。对社会分工和主要职业的特点，伊本·赫尔敦也进行了研究。他把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大部门，认为农业是最先出现的职业，属于简单劳动。而手工业则需要复杂的技术和知识，这种职业只能发生于定居文明中，在游牧文明阶段是不可能出现的。商业是通过买卖之间的价格差来获利的职业。士则包括一些特殊行业的人，主要指从事借贷、服务和炼金术的人。他们不是通过劳动获得给养，而是不劳而获的。士这一职业于生计不是一种自然的需要。可见，伊本·赫尔敦在微观经济方面也有独特的见解和贡献。伊本·赫尔敦被一些经济史研究者认为是千年来最有影响的经济思想家之一，这主要是由于他把人类社会历史当做一个自然的客观过程，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也被当做客观现象加以研究。这种先进的历史观使经济对社会的作用能够凸显出来。他的经济社会学研究方法也能令人信服地相信经济对人类社会的重要作用。因此，他是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解释文明、国家和城市兴衰的创始人。伊本·赫尔敦对劳动、商品、价值规律和社会分工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对经济规律与各种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都有深刻认识。他的研究涉及到的一些经济问题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系统地探讨过，直到他去世几百年之后，近代欧洲的学者们才提出了与他相似的经济社会学原理和思想。阿拉伯近代著名学者哈纳·法胡里评价说：“伊本·赫尔敦在《历史绪论》中所表现出来的细致的观察、深刻的思想、精辟的分析使他成为世界思想界的先锋之一。”他是亚里士多德以后、马基雅维利之前这一时期中社会科学方面最著名的人物。英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汤因比也对伊本·赫尔敦给予了充分肯定。作为世界经济史上一位极富创见的伟大学者，伊本·赫尔敦无愧于他所获得的声誉。
内容简介：
他被称为人类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
汤因比认为他的著作堪与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相媲美
伊本·赫勒敦（1332—1406），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他总结了阿拉伯诸王朝兴衰的历史，提出了历史发展的循环的观点。他的学说为近世欧洲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推崇，被称为“人类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
英国当代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这样评价他 的历史著作:'在聪明才智方面，都可以与修昔底德或马基雅维利的作品相媲美……他精心构思和明确表述了一种历史哲学，这无疑是古往今来、普天之下任何心灵所曾经构想过的这类著作中最伟大的一部。'
罗伯特·欧文对最伟大的阿拉伯思想家之一进行了全新思考。正如太常被表现出的那样，人们将伊本·赫勒敦从十四世纪中拿了出来，重新放在模子中做成了现代设想中的样子。这本生动又博学的著作把伊本·赫勒敦还原到了正宗的非现代状态，令人着迷。
——诺艾·玛科姆（Noel Malcolm），牛津大学万灵学院
罗伯特·欧文利用他几乎无人能及的对马穆鲁克世界的知识，把伊本·赫勒敦放在他的时代大环境中，这样的做法没有别人做过。欧文还精彩地论述了从奥斯曼帝国至今的东方学家、历史学家、殖民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们是如何对伊本·赫勒敦加以阐述来为他们的目的服务的。这是欧文的学术巅峰之作。
——弗兰西斯·罗宾森（Francis Robinson），《莫卧儿皇帝》作者
给传统上对伊本·赫勒敦的看法提出了质疑，这本重要著作反映出了罗伯特·欧文渊博的学识和对中古穆斯林世界思想的理解。
——休·肯尼迪（Hugh Kennedy），《哈里发国家：历史与思想》的作者
作者简介：
罗伯特·欧文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高级研究员，曾经是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讲师。著有《危险的知识：东方学及其不满》、《一个托钵僧的回忆录：苏菲、神秘派和六十年代》，以及七本小说。他是英国皇家文学学会成员。
目录：
第一章 废墟间的伊本·赫勒敦
第二章 十四世纪北非的权力游戏
第三章 游牧民及其美德和游牧民在历史中的地位
第四章 《历史绪论》的方法论基础：哲学、神学和法律
第五章 伊本·赫勒敦在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停留
第六章 苏菲神秘主义
第七章 来自黑暗面的讯息
第八章 经济学出现以前的经济活动
第九章 伊本·赫勒敦的谋生之道
第十章 《历史绪论》的不凡后世
第十一章 结尾
内容简介：
帝国如何诞生，帝国如何消亡？
亚述、波斯、古罗马、中国、土耳其、蒙古、莫卧儿、印度……世界历史上曾诞生出无数庞大的古代帝国。其中有些昙花一现，有些四分五裂，有些帝国的精神遗产延续至今。
帝国如何诞生？帝国又为何毁灭？这构成了人类2 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主线。作者受到中世纪伊斯兰哲学家、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的启发，围绕“暴力与和平”的主题来探索帝国兴亡的缘由。
帝国的时代看似与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并无不同，帝国的行政与财政结构一应俱全，成功将老弱妇孺置于帝国的保障之下，用文明和规章将世界从暴力野蛮中解放出来。但帝国社会围绕和平发展而放弃武装的同时，又饱受财务重担与边疆蛮族的内外侵扰，直至帝国的消亡。
帝国初创依赖暴力建立强权，到物质文明鼎盛期的崇尚和平、解除武装，直至帝国末路统治者骄奢淫逸，使权力易主。伊本·赫勒敦眼中的帝国存续无法嘲过三代人的时间，以赫勒敦的精彩论述为框架，作者将这一理论延伸至涵盖亚、非、欧三大洲的整个人类历史。最后，他也向帝国时代之后的现代世界提出疑问，工业革命后，帝国逐渐被众多民族国家取代，在看似和平的人口定居的世界中，全球化、老龄化与人口迁移会构成新的不稳定因素吗？世界强国是否会如同历史上的大帝国一样走向陨落？
作者简介：
加布里埃尔·马丁内斯-格罗斯 （Gabriel Martinez-Gros），巴黎大学中世纪历史学教授，法语历史学界杰出的伊斯兰研究学者。他主要研究的方向有政治历史和文化历史，包括摩洛哥和柏柏尔人、伊斯兰艺术史、中世纪贸易和殖民、历史中的少数民族。另有《伊斯兰帝国史》等6本著作。与伊本·赫勒敦一样出身于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
目录：
中译本序（常绍民） / III
导 言
伊本·赫勒敦与帝国的和平主义
一种经济理论
伊本·赫勒敦的理论不适用于西方
帝国的两千年
有人定居的大河流域
多民族混居的帝国
帝国的孤独寂寞
第一章 帝国的诞生与奠基（公元前400—公元200年）
亚述利亚
阿契美尼德王朝治下的波斯
希腊人，胜利的蛮族
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世界
罗马
汉代的中国
第二章 思想上对暴力的排斥（200—750年）
帝国的中断
流行病
快速富裕
罗马帝国难以逾越的障碍
中国地方化的波澜
意识形态去军事化
唐：真正的华夏王朝
怛罗斯战役及与突厥人的分离
罗马帝国的覆灭
佛教和基督教致使帝国衰弱？
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教的斗争
中国国家政权对佛教的排斥
第三章 吸纳了突厥武力的伊斯兰世界（750—1200年） 伊斯兰世界，动荡不安的部落力量
混乱的阿拔斯帝国（750—1000年）
突厥人的鼎盛与衰落（1000—1200年）
唐朝（750—900年）的终结
宋朝（960—1276年）的奇迹
第四章 蒙古人、鼠疫和中东的衰落（1200—1500年）
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1215—1368年）
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帖木儿帝国
帖木儿帝国进行的预防性根除手段
印度，伊斯兰教的征服历程（1200—1400年）
明代（1368—1644年）的中国
日本海盗时期
第五章 帝国治下的印度、中国和英国（1500—1800年）
印度的军事根基：阿富汗人、突厥人、伊朗人、 拉杰普特 人
阿克巴与奥朗则布的对比
莫卧儿帝国：财富的流通
东印度公司，后的伊斯兰帝国
帝国文化分裂的平衡：清代的中国
结 语
与其他帝国相比，伊斯兰国家是否更少排斥暴力？
伊斯兰国家，完美的帝制。或伊本·赫勒敦的理论
诞生于伊斯兰国家的原因
那些我们未谈及的人
欧洲情况如何呢？
混乱与法律
何处再寻马克斯·韦伯
定居的世界
城市化、教育化、老龄化
全球化、全球定居化
帝国的复辟？
对伊斯兰运动现状的思考
致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