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妇女节”的妇女
每年妇女节，总能想起在乡下的母亲。
封闭的小山村里，母亲和村里许多妇女一样，从来不知道这个节日。也不知道在世界上还有一块大陆，那里的制衣和纺织女工在19世纪走上过街头，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薪。更不知道中央政府成立后确立妇女节后的种种庆祝活动。
3月8日，对母亲来说只不过是寻常的一天，自由、平等、权益——这些词从来都与她无关，哪怕她真的很需要。
母亲的观念里只有春节、清明、端午和中秋。每逢这些节日，她总要打电话来询问我吃什么，特别是中秋，总问：“吃饼子粑粑（月饼）没有？”因为她一直记得，这是我和妹妹小时候最喜欢的食物。那时候虽然困难，但每逢中秋，母亲总要带我们到街上买些月饼。晚上，一家四口坐在院子里看着月亮，嚼着月饼，听父亲说着我们兄妹俩的未来，像极了课本上鲁迅一家人在夜晚落花生。
我和妹妹上学后，母亲便知道了“五一”和“国庆”，因为她总是期待这两个节日带来的假期，期待我们放假回家。母亲知道些什么节日，完全取决于这些节日会不会影响到她丈夫和孩子的生活。
不知道母亲与父亲如何认识，也不知道他们如何相爱，如何结婚，只知道母亲比父亲小9岁。结婚后，他们的生活与村里其他人家的生活一样，遵循着“女主内男主外”的传统，母亲每天都围绕着灶台转，煮饭、喂猪、洗碗。而父亲，吃完便回到江边守溜索。各司其职原本可以维持着家庭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常被一些生活琐事打破。
我们不得不承认，千百年来，婚姻里的女性总是处于依附地位，长辈们也常对女孩子说：“找个如意郎君有个依靠。”在乡土社会，这种依附关系更加明显。尤其母亲年纪比父亲小得多，这让父亲觉得，她显得有些不懂事，由此而带来的冲突从未停过。
父亲难得赶集，出发前，母亲特意嘱咐他买一口锅。那些年，我们常常站在江边望着对岸的那条柏油路，回过头来对着自己不通公路的村庄，失落万分。赶集路程远，单程要走两个小时，没有重要的事情，父亲几乎不去。在我家，赶集采购日常用品属于母亲的职责。
那天下午，从来没有买过厨房用品的父亲背着背篓从集上回到家，翻出来一口锅给母亲。唠唠叨叨似乎是母亲与生俱来的性格，从院坝到厨房，又从厨房到院坝，抱怨父亲不会买东西：“锅盖是平的不好煮饭，要锅盖是拱的（弧形）才好煮。”父亲从来都是沉默，但是他的沉默像极了鲁迅先生说的：“不在沉默里爆发，就在沉默里灭亡。”
哐镗一声，那口新锅在母亲的唠叨声中被砸到了院坝里，我和妹妹知道即将会发生的一切，哭了起来。每次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在争吵中结束，不过每次事情都不能如我们所想。
面对父亲的殴打，母亲从来都不还手，只是本能地抵抗。一根板凳砸过来，她伸手去遮挡，手腕脱臼了。坚持了几天，她还是没能对抗住疼痛，一个人走了一个小时的山路，去了村里的卫生所。
奶奶说：“或许是装的。”
父亲和母亲总是教育我们，一个家庭里没有“你的”和“我的”之分，所有东西都是大家的，准确一些说，所有东西都是父亲和儿子的。但是从奶奶那里，我似乎又看到了这种依附关系断裂，她劝架时总是会说：“你打人家干什么！”
母亲虽然被奶奶排斥在外，但正是这种排斥让她获得了一点独立的人格——她是一个活人，不是父亲的财产，不应该任由父亲殴打。
邻居们早已习惯了我家三天两头的争吵。只有我和妹妹带着哭红的眼睛走在路上，遇见的亲戚时会询问：“你爹妈又打架了？”然后投来同情的目光。
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他们能够帮忙劝架，但在村子里，打自己的女人是男人的权力，别人无论多么同情都管不着。况且“清官难断家务事”一直是我们文化所奉行的原则。能够劝架的只有我远在另一个村的姑爹和姑妈。
我记不起来是哪一年，也记不得那时我几岁，甚至记不得因为何事。只记得父亲扛着家里的砍刀追着母亲跑，从厨房跑出来，路过院坝，母亲迅速躲进堂屋关上大门。我站在院坝里，看到砍刀重重地落在了大门上，留下了一条深深的刀印。往后很长一段时间，每次看到门上的刀印，我总能想起落刀的一瞬间，为母亲感到幸运。直到后来那扇门被换下。
那一次，姑爹和表哥被惊动了，走了三个多小时的山路来到家里，与父亲促膝长谈至深夜。不过，并没有起到多大的效果。争吵和打架，依旧三天两头在我家上演。
初中，到城里读书的我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平时眼不见这一切，以为不存在。但妹妹不久便打来电话，哭得快说不出话来：
“他们又打架了，咋个整？”
“你不要哭，快去找外公外婆。”
其实，在父亲的怒火之下，外公外婆也保护不了母亲，甚至还会引火烧身——被骂。
有一次，被打的母亲悄悄离开了家，但没走多远她又回来了。对我和妹妹说：“你们两个饭都不会煮。”又掉下眼泪。
我们希望母亲能够离开，走得越远越好，就像她偶尔提起的规划一样：“虽然不识字，但一个人的生活总不成问题。”当然，那时我们还期望她能找一个更好的人过日子。
附近的村子里，因为逃跑被唾弃的女人不少，母亲也厌恶逃跑这种行为。因为女人是男人的聘礼“买“来的，逃跑就像是男人的财产损失了一样。
父亲照着电视剧的台词警告过母亲：“你敢跑，把你脚筋挑了。” 但他并没有打算这么做。后来他告诉母亲：“如果实在想走，分一半财产给你。”但是母亲不要，也没有走。
我常常想，母亲是如何在暴力中挺过来的？直到现在我都很少愿意回忆他们打架的场景。
有一天晚上，母亲坐在灯光昏暗的房间里抹着鼻涕，已经哭肿的双眼时不时又滚出几滴眼泪。
“要不离婚吧！”我终于还是忍不住说出了这句话。
但是母亲一惊：“谁教你说的？”
“既然都过不下去，老是吵架，不如各过各的。”
母亲竟然骂了我一顿：“读书读憨了！”
很快，母亲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以为我受了刺激，二人组队来给我做思想工作。其实，父亲和母亲都很在意对方，也很在意孩子和这个家庭。
但是父亲的意识里，母亲就像一个比他小很多的孩子，他在深夜哭着和姑爹讲起：“我想着一直带着她长大，她却一直长不大。”
也不知道从何时起，二人再也没有打过架。
中国的家庭里，父子的继承关系是家庭的主轴，而孩子则是整个家庭的核心。婚姻，让母亲围绕着父亲转，有了我和妹妹，父亲和母亲又一同围绕着我们转。
其实，母亲有四个孩子——两个女儿、两个儿子。我们对此事知之甚少，也不敢追问。一方面担心带来麻烦，另一方面也怕这个伤疤再伤害到父母。
二十多年了，无人知道姐姐身在何方，也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母亲回忆，姐姐出生正是计划生育席卷整个村庄的时候。
当时，获得政策支持的计生工作者误以为手中拥有了权力，每天为指标穿梭在村庄里，宰了村民的鸡，践踏了田里的庄稼，砸坏了屋顶的瓦片。因为指标，计生工作的标准让人摸不清，多少岁可以生育，可以生一个还是两个——没有人清楚——因为标准都在计生工作者的口中。
虽然姐姐是父亲和母亲的第一个孩子，但计生办因为母亲没有达到生育年龄为由，要求为姐姐缴纳100元的罚款。
那时，100元对父母来说是天文数字。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父亲从母亲身边抱走了她，放到了村边的山路上，然后哭了一宿。父亲总是记得：“她眉心有一颗痣。”
但很快，她们后悔了。天空刚刚露出一丝光亮，父亲匆匆跑到路边，但姐姐已经不见了。母亲一直相信是被外地人抱走养大了。但仔细分析，在这个几十年都不会出现外地人的山村里，姐姐被山上动物带走的可能性比被外地人带走的可能性更大。
这并不是母亲第一次因为计划生育失去孩子——还有我的弟弟，母亲亲眼看着他出生就死去。
我从来不知道母亲怀孕了，因为弟弟死之前母亲每天都照例在家里忙里忙外。只是有一天，外婆匆匆忙忙跑到家里，同父亲一起进入了母亲在的房间。没有人告诉我即将会发生什么，只是嘱咐我带好妹妹。看着他们严肃的样子，我心里有些莫名的悲伤，但还没有到可以询问大人的年纪。
不久，父亲抬着铲子走出了大门，走到悬崖边，把铲子里的东西倒入悬崖下的金沙江里。若干年后的争吵，我才知道那伴随着炭灰一起落入江中的，是刚从娘胎里出来的弟弟。
不是父母不想要弟弟，是“计划生育“不允许他们要弟弟。母亲爱哭：“要是没死，带着你们姊妹三个多好。”
然而失去两个孩子的父母，依旧胆战心惊。计生工作严重的时候，他们常常在屋子背后的山上躲到天明。
计生工作之下，村庄的女人比男人显得更弱势，因为她们更容易被抓住。我知道隔壁的姑姑就是半夜被计生工作者拖到镇上关押着的。她做完结扎手术回来说：“许多被抓到镇上的女人，衣服都没有穿。”甚至有的男人害怕被结扎不敢露面，女人就被强行结扎。人们说：“男人被结扎后会得病。”女人成了结扎的首选对象。
在长大的岁月里，我和母亲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她如往常一样唠叨，我却在成长里逐渐找到了“自我”。
在城里上中学的那几年，我只能寒暑假回家，但是这样的分别与重逢，并没有对代际矛盾起到多大的平衡作用。
那年春节，我终于受不了唠叨，与母亲起了冲突。母亲再也不打我了，面对我面红耳赤的怒吼，蹲在墙边流泪。高一那年的春节，因为受不了父母二人的争吵，我收拾好行李离家出走，母亲拉住我：“你爸的脾气你不知道吗，你走了我活得下去吗？”
母亲就是这样，早年为了她的丈夫而活，现在又为了她的孩子而活，却从来没有为自己而活。作为文盲的母亲连自己的名字在都不知道怎么写，但却能看懂我和妹妹的名字。但是我们似乎还没有让她停止操心。
孩子，是母亲永远的中心。
前段时间，我又想起了弟弟死去的那天，打电话给母亲：“要不你们再生一个吧？”电话那头，依旧是母亲的口头禅：“谁教你的？”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尤为节省，自从要供我们兄妹上学，她便几年都不添置一件新衣，身上穿的很多都是妹妹穿旧的。她也从来不打扮，那张黄得发黑的脸上，皱纹和斑点一天比一天多，印证了她低调的性格。
虽然不主动惹麻烦，但麻烦总是找上她，因为是外来户，没有家族撑腰，她越来越受得住气，也越来越处于弱势的地位。
去年，一墙之隔的表哥突然给我打来电话：“你妈被你大嫂砍了！”担心影响我工作，母没打算告诉我，没想到消息传得这么快。
那天中午，离我家不远的堂嫂找她的婆婆大吵了一架，提着菜刀去找隔壁的二舅娘。大嫂觉得婆媳关系不好是“二舅母娘教唆”。但这话并没有根据。二舅母不在家，路过我家的时候，她用刀背把正在洗碗的母亲肩膀上砍了一刀，称母亲也参与了教唆。
母亲没有还手，也没有说话：“何必和一个疯子计较。”
远在城里的我没有办法赶回去，打电话给堂嫂的丈夫。出乎意料的是，尽管晚辈打了长辈，但对方在电话里依旧理直气壮：“我也没在家，你也没在家，到底怎么回事谁知道。”
我无法掩盖自己的愤怒：“可以，现在扫黑除恶是什么态势你不清楚我清楚，如果你觉得证据不够，我们找记者专门调查事情真相，我出差旅费，明天请人下来调查。”沟通数天，母亲还是没有得到一个道歉，反而被砍成了理所应当。
虽然心中委屈，但母亲被迫选择了容忍。
作为受害者，她却被置于加害者的处境。来做思想工作的人一波又一波，都来劝她原谅堂嫂，但没有人过问母亲的伤势，处境像极了电视剧《都挺好》里苏明玉被哥哥打的那一段。
父亲也因为对家族的情怀同情堂哥，把在医院包扎的母亲匆匆叫回来。因为堂哥答应付母亲的医药费，父亲觉得堂哥挣钱辛苦。最终调节时，父亲也为了可怜他的侄儿，说大嫂只是轻轻碰了一下母亲，并没有大碍。
在村子里，法理从来都战胜不了人伦，弱者的宽容只会助长强者的气焰，没有宗族势力的人永远处于弱势。如果男性还会因为其代表的力量得到敬畏，那么没有宗族势力的女性则只能是被置于被欺负的地步。
母亲的宽容，本是被迫，如今却成了理所当然。时间久了，就连她也认同：“伤得不重。”
事实上，乡土社会的女性比男性能干。即使是“女主内男主外”分工原则之下，女性也并非只管家务事，他们同样要参与农耕活动，而且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只是这些活动通常被“女主内男主外”的说法覆盖了。
种地的时候，母亲和村里的其他妇女都一样，每天早早起来吃完饭，便要到距离很远的山上干农活，天黑才会回家。春天种红薯和四季豆、夏天摘花椒、冬天撒小麦，还需要帮助村里的其他人家插秧。除了摘花椒父亲会跟着一起去，其他很多时候都是母亲一个人管理家里的农活，但是晚上回来，她还要给一家人煮饭。
我们全家人都以为这理所应当，包括她自己。因此只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她才会偶尔抱怨：“没有我在家，都不用吃了，老老小小饭都不会煮。”
土地退耕以后，母亲也投身到父亲的溜索“事业“上。
妹妹出生那一年，父亲卖掉了原来离家稍远的溜索，与另外三人在我家门口重新建起一座新的溜索，母亲也得以参与溜索运营。
溜索，是金沙江上特殊的交通工具。在没有机器之前，溜索只能靠人力。四根钢绳横跨金沙江，钢绳上的溜框相当于货车的车厢，可以运送一切：人、建材、粮食、牲口、遗体等等。遇到重物时，父亲需要母亲的帮助才能把溜框推到对岸。她像父亲一样，手扶在溜框上，双脚踩在一根钢绳上，与父亲一起用力推。外地人看了直呼惊险。
溜框载物少的时候父亲一个人便能胜任，但母亲也总喜欢帮父亲一把：“河中间，有个人陪着不害怕。”有时候父亲不在家，母亲一个人也能撑起溜索生意。
后来溜索引进了柴油机带动，母亲很快又学会了柴油机的使用，慢慢地，父亲运营溜索的时间变得更少了，母亲干了大部分溜索的工作。
几乎与此同时，母亲又在父亲的支持下，张罗了一个小卖部。最开始只卖烟酒，后来有了零食和日用品。不过，一个三十多户的村庄，消费水平总是有限。她总觉得挣钱太少，不能支撑我和妹妹上学的花销。
念叨了许久，她终于把自己多年的手艺变成了挣钱的本事——在小卖部里卖起了凉粉——当地最受欢迎的小吃。
不过，这一过程并不轻松。母亲需要头一天把金碗豆用水泡一整天，晚上用机器打成浆，过滤豆渣后再沉淀豆粉，然后在大锅里煮。冬天，她可以晚上十点左右打浆，天明再煮。但村庄里入春不久便高温来袭，她只能凌晨两点起床打浆，否则会馊。
因此母亲每年3月到10月都要熬夜。父亲因为不爱凉粉，只是偶尔会去看看。没有得到帮助和认可的母亲，有无尽的怨言也找不到人诉说，但这些都刻在了她那双粗糙开裂的双手上。
现在，母亲一刻也不能离开小卖部，因为除了她，没有人知道商品的具体价格，虽然她给父亲叮嘱过千百次，但父亲还是记不住。每当有人买东西，除了烟酒父亲一问三不知，便扯着嗓子大喊：“卖东西！”而我和妹妹，总是把声音放得更大，几乎整个村子都能听到：“妈，卖东西！”
春节回家，村里的小孩子早已不认得我，拿了东西，把手中的钱紧紧攥住，站在门口怯生生地看着我。见母亲过来，才把钱递给母亲。为这，母亲嘲笑了我很久——她总算感觉到了自己的重要性。
我们一家一直忽视了母亲的重要性。
母亲只是村庄里不知道妇女节的妇女之一，还有许多像她一样的妇女，在不知道这个节日的意义之外，或许更不懂得如何维护自己权益，更妄谈所谓平等的对待和起码的尊重。在传统的规训之下，她们只是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没有宗族撑腰的弱者，从来都没有“自我”。
像母亲一样，她们在围绕着家庭忙忙碌碌，但却往往被家庭所忽视，就连自己也否定自己的价值，陷入迷茫。不得不承认，她们才是生活的强者，无论何种境遇，都倾其所有地养育自己的孩子，照顾自己的丈夫，维系着家庭的团结与平衡。